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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蒙学教育研究——北京海印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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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洞評傳四  

2011-11-12 22:24:34|  分类: 大师谈治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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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篇——开新兴卫道二重变奏  第一章 儒臣能吏——张之洞的政治风格

 

                       

  张之洞素以“懦臣”著称。有人曾问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辜回答道:

 

 

  “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以此。”①张之洞本人,也向以“儒臣”自居。他对此多有解说:“所谓儒者,宗法圣贤,博通古今,以之为吏,谁曰不宜?”①“弟儒家者流”②,“余性鲁钝,不足以窥圣人之大道,学术惟舆(与)儒近。儒之为道也,平实而绌于势,恳至而后于机,用中而无独至,条理明而不省事,志远而不为身谋,博爱而不伤,守正而无权,……余当官为政,一以儒术施之。”③之洞不仅以儒道为自己行事宗旨,而且希望儿孙辈也以此安身立命。他以二十字叙子孙辈行,曰:“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④如果说依循儒家重教化、兴仁政、尚中庸之传统是张之洞政治风格的突出一面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张之洞又是中国官僚政治养育出来的“经世致用”的”能吏”,他于晚清国势衰微、官风疲沓、各种政治力量盘根错节的波谲云诡之中,由学政而巡抚,由巡抚而总督,最后人参军机,位极人臣,不仅官运亨达,耀人眼目,而且确实成就了一番事业,成为后期洋务运动的挂帅人物,给一片暗淡的晚清政局,增添了些许亮色。正因为如此,不仅慈禧太后屡屡对他格外青睐,而且日本明治维新的枢要人物伊藤博文来华,也于总理衙门内声言:“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⑤集“儒臣”与“能吏”于一身,是张之洞政治风格的显著特征。

 

 

  《全集》,卷二百十二,古文一,《殿试对策》。

  ②《全集》,卷二百十九,书札六,致袁慰亭。

  ③《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傅鲁堂诗集序。

  ④许编《年谱》卷一。

  ⑤许编《年谱》卷七。

 

 

                        第一节“任人者治,任法者乱”

 

                       

  “儒臣”的精要处,在于奉儒教为施政圭臬。张之洞便是儒家“仁政一人治”学说的力行者。

 

 

  懦家政治学说以“仁政”为标帜。“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①所谓“仁政”,不过是统治者出于完善自身德性而施之于民众的一种蕴含仁爱的开明政治,反转过来,它又可以巩固统治者自身的地位,“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②孟子更将仁政的君王本位内涵阐述尽致,他把王者的“施”与“不施”作为“仁政”成立与否的关键: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褥;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守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③所以,以懦学为理论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又可以“人治”二字加以概括。明君贤相秉政则神州安宁,海晏河清;昏君佞臣当道则天下离乱,民不聊生。从“人治”着眼,儒家政治学说认为治国安邦的首务不在法家所主张的“宣法明制”.而在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①。如果统治者能做到这一点,“其身正,不令而行”,否则,“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②。

 

 

  先秦时期,儒家的“人治”学说与法家的“法治”学说曾进行过热烈的论战。儒学重要传人荀子并不否认法的作用,但他以为法的实际效果完全取决于立法、执法者品行、才识之忧劣,故而“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③秦统一中国,秦始皇严刑峻法,将法家学说阴惨刻毒的一面发展到极端,结果二世而亡。汉初经过短暂的“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之后,从武帝开始,儒学独尊地位渐次形成。从此儒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干,而“人治”政治思想,也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安邦的圭臬。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对于治国之才的道德、学识要求,选拔途径、标准以及“人治”与“法治”的关系,多有精辟论述。

 

 

  东汉思想家荀悦总结出“任贤除十难”,揭示妨害仁政人治的各种表现:

  惟恤十难以任贤能:一日不知;二日不进;三日不任;四曰不终;五日以小怨弃大德;六日以小过黜大功:七日以小失掩大美;八日以讦奸伤忠正;九日以邪说乱正度:十日以谗嫉废贤能。是谓十难。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非其国也。唐太宗李世民则正面肯定了“得人”(得有德有学之人)是为政的要领所在: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宋代名臣包拯强调了“用人”的重要,以及“用人之道”的要旨: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若得不次进用,则必有成效。③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提出选拔人才不应限于科举,而应多方罗掘:

 

 

  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取士之方,不恃诸生之一途而已也。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国家,而仅出于一涂,未有不弊者也。①张之洞对于儒学“人治”学说笃信不疑,并大体汲纳了上述思想的精神,且加以力行。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二十六岁的张之洞以复试一等第一名参加殿试。就在这决定科场命运的关键时刻,他直抒胸臆,在殿试对策中指陈时政之弊,并依据儒家“人治”思想,作出“任人者治,任法者乱”的理论论证。他批评“今日人材之乏,资格太拘、科目太隘致之也”,建议“多其途,优其用,严其限,重其不举之罚”,以利人才”奋迅鳞集京师”,然后,“陛下欲综核名实,则何不试其言之效不效,以为用不用之权衡哉”。其论与顾炎武异曲同工。

 

 

  关于“任人”与“任法”的优劣,张之洞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先王用刑,临事酌断,不豫设详细条目’。其理由是。“若纤悉毕载刑书,布之民间,则奸民必有挺身扦法、避就、告讦诸弊,蠹吏亦有舞文鬻狱之弊。”正因为如此,“晋铸刑鼎,仲尼非之”,“而赵鞅荀寅弃被庐之法,铸范宣之刑书,则失中又失矣。”他总结道:

 

 

  随时酌断,岂得无弊,但任人之弊,弊在宫;任法之弊,弊在吏。任人之弊在国家,任法之弊在奸民,两害相形取其轻,不如任人也。②立足于“人治”优于“法治”,“任人”优于“任法”的基本认识,张之洞宦海一生,不论为学政,任督抚,放外任,作京官,自始至终注意人才的培养、选拔与任用,他把这称为“治术以培植人才为本,经济以通达时务为先”①。“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此皆往代之明效,而吾先正不远之良轨也。”②惜才、“得人”,更成为他奏议、电牍、公文、信札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语汇。

 

 

  张之洞认为,“筹饷事理,尤在度支得人”。③“今为之计,惟有大举储粮平祟一策”,“要之此事,止在得人”④。两广总督任上,为开发海南,之洞强调,“必破格而后可言得人,必得人而后可言辟土”⑤。在各类奏稿中,张之洞一再申述“得人”的重要:“边防实效全在得人”,“得其人则皆胜算也,不得其人则尽空文也。”⑥“各属兴办学堂,全赖师范得人,课程方能合度,管理才能得宜。”⑦总之,“凡百政事,皆须得人。”⑧张之洞还总结出“得人之道”有七:

 

 

  一日至诚。责大臣以荐举,不荐不止。广条目以求才,不得不休;二日秉公。务采物望,务拔幽滞,黜尸素,禁滥芋。不以喜怒为爱憎,不以异同为去取;三日虚心。不患下无才,但患上不求。朝廷以枢臣为耳目,枢臣当以公论为耳目。宜储之于夹袋,不可取办于临时;四日破格。勿计年资,勿泥成例。奇杰之才不拘文武,艰钜之任不限疏戚;五日器使。足食足兵,量能授任,南船北马,各用所长。即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驶有方,皆可供我策遣;六日节取。边才每多偏駮,健将每涉不羁。不以一眚掩大德,不以二弃干城,或取其技能.或采其议论;七日造就。有边事始有边才,颇牧卫霍,非本天生,皆有习练。疆圉孔棘之秋,正磨厉人才之具。①根据不同需要,不拘一格地及时延访、选拔、推荐人才,是张之洞的一贯作法。

 

 

  同治年间,他先后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在选拔科举人才时,他“所录专看根祗性情才识,不拘于文字格式,其不合场规文律而取录者极多”②。“平日衡文不举一格,凡有一艺之长,无不甄录,而尤注重于经史根抵之学。”③近代史上颇著声名的袁昶、许景澄、孙诒让、杨锐、宋育仁等,均为之洞所提携登进。

 

 

  抚晋期间,为改变“三晋表里山河,风气未开”的闭塞局面,他亲撰《延防洋务人才启》,“分咨各省”,“延访习知西事,通达体用诸人,……但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或则众美兼备,或则一艺名家,果肯闻风而来,无不量材委用。”①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他上《胪举贤才折》,荐举京秩十四人,外官二十九人,八旗大臣六人,武职十人。一次荐举五十九人之众,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之举,“疏人,枢垣惊诧”②。另外,他还极力促成隐居故里的理财行家阎敬铭复职,出任户部尚书,以堪国用。总督两广,他于中法战争的胜负关键之机,慧眼识才,毅然启用已近古稀之年的老将冯子材,又多方回护抗法众将、“且有治众之才”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创造了重要的人事条件。另外,他“密陈于荫霖才堪大用”,“为粤省第一贤员”③;请调“清操卓绝,才力强毅而又能权宜因应”的山西按察使河东道黄照临来粤差委;挽留“端法公明,刚柔得中,专务力行,周悉民隐”的广州知府萧韶;特别是奏请将“志向端谨,才识精详”、“实为办理洋务不可多得之员”的候选知府蔡锡勇留粤补用,都可谓知人善任的例证。

 

 

  移节两湖及暂署两江期间,之洞更是广为延揽各方名士,“以广大风雅之度,尽量招纳,以书院学堂为收容之根据,以诗文讲学为名流之冠冕。其时有罢误失意之朝士,在两广则延揽朱一新等,在两湖延揽吴兆泰、梁鼎芬、蒯光典等。又有告假出京之朝土在两湖,如周树模、周锡恩、屠寄、杨锐、郑孝胥、黄绍箕、沈曾植、曹光弼、杨承禧等。”①学通中西的“怪才”辜鸿铭(1856—1928),也被张之洞聘为幕僚,协办外交,“粤鄂相随二十余年”②。辜鸿铭十四岁即赴欧游学,十一年间辗转英、法诸国,学习文学、法学、政治学、哲学,精通英、法、德、希腊、拉丁等九种语言,获十三个博士头衔。可惜汉文却十分生疏。他本人回忆道:

 

 

  我在张公幕府中,遍请那些翰林、进士老先生们教我汉文。他们的回答都是这一句话:“你是读洋毛子书的,没有资格读我们中国的经传。”我没有办法,购买了一本官话指南。那本书是日本人写的,书中搜集了中国官话,译成英文。我便把那本书作为汉文读本。苦恼的是不会查中国字典,遇到生字,还是没办法。事为张制军所知,他对我说:“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下者,吾未尝无海也。’他们不是不肯教你,是因为你无礼貌。师道严肃,未可唐突。”……从第二天起,张制军便亲自教我读《论语》,查字典。③张之洞于两湖任内大办洋务,盛极一时,对于洋务人才,更是予以格外优礼。他奏调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建寅(1845—1901)督办保安火药局。徐因试制无烟火药失事,以身殉职,张之洞痛惜“失此臂助,更惜中国少此人才”,请“敕部照军营阵亡之例,从优议”。①他还建议委任程仪洛、潘学祖二人共同主持上海制造局,并向同僚担保,“两人相济,各尽其长,如此而沪局仍无实际起色,则鄙人甘受妄言之咎可也。”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张之洞向朝廷推荐使才,列名者有外交家黄遵宪、钱恂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十二月,他两次保荐经济特科人才,列名者有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教育家姚晋圻、考古及文字学家罗振玉、地理学家邹代钧、经学家孙诒让等。在张之洞屡次保荐人才的奏折中,推举者还有伍廷芳、缪荃孙、汤寿潜、劳乃宣、徐世昌等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张之洞对于青年俊杰,尤其奖掖有加,寄予厚望。他督学四川,将高才生杨锐、范溶、毛席丰“召之从行读书,亲与讲论,使研经学”③。后来,杨锐因参与维新变法,身陷囹圄,之洞极力营救,终未得免,为之痛惜不己。对于才华出众,英年早逝的鄂籍经义治事学舍学生贺人驹、陈作辅、付廷浩、范昌棣,之洞感念怆怀,不能己己,乃合光禄王君咏工部八哀七歌之体,作‘四生哀’以存其名”④。张之洞爱才心切,思贤若渴,对于那些确有才能的青年学生,即使其政见与己不合,甚至有的还参加革命派组织,他也往往加以回护。“田吴炤、卢静远、吴禄贞诸人游学日本,初闻其议论激烈,商之日本,欲除学籍。及毕业归国,乃深器之,吴炤以经济特科荐,静远置诸幕下,禄贞且骎骎大用”①。吴禄贞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参加湖北新军,次年进湖北武备学堂学习。张之洞选派学堂的二十名高材生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吴为其中之一。他在日本加入兴中会,并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回国,领导自立军在安徽大通的起义,失败后复去日本留学。张之洞知道这一切。并没有严加追究,反而于吴学成归国后,委任为将弁学堂总教习、护军总教习等重要职务。后又推荐他担任陆军部练兵处骑兵监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吴禄贞出任延吉边务邦办,力证延吉自古为中国领土,挫败日本侵吞阴谋。其时朝中有人对吴禄贞恶意中伤,张之洞“实调护之。己酉(1909年—引者注)春,相见于都门,与南皮痛言时政,皆唏嘘不置。南皮曰:二三子皆雄才,幸少敛锋锷。”②张之洞信“人治”,重“得人”,一生中确实擢拔、任用了不少优秀人才,但也有看错人,用错人的时候。前面提到他于山西巡抚任内一次荐举五十九人,赫然名列榜首者,是他深引以为同道的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之洞称张佩纶“内政外事皆所优为,论其志节才略,实为当代人才第一”③。但正是这个张佩纶,受命“会办福建海疆事宜”,麻痹轻敌于前,临阵脱逃于后,空言误国,致使马江惨败,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张佩纶原与李鸿章形同水火。马江一役得咎,革职充军,期满返京,无所归依,竟投附李鸿章门下为其幕僚,还人赘做了李的女婿。不惟志大才疏,而且气节人品,亦为世所诟。又如周锡恩,湖北罗田人,“之洞督鄂学所赏拔,为得意门生”。后点翰林。之洞重其才,“游宴必延锡恩为上客。”之洞五十五岁寿辰,周锡思撰文寿之洞,“典丽矞皇,渊渊乎汉魏寓骈于散之至文也”。之洞大为激赏,“名辈来,之洞必引观此屏。”后经机要文案赵凤昌看出此寿文竟大半抄袭龚自珍所作《阮元年谱》序,之洞核实,默然长吁曰:“周伯晋(锡恩字伯晋——引者注)欺我不读书,我广为延誉,使天下学人同观此文者,皆讥我不读书,伯晋负我矣,文人无行奈何,非赵竹君(凤昌字竹君——引者注),尚在五里雾中。”①自是日与周远,几至不见。

 

 

  张之洞虽然终生注重“得人之道”,并为此多耗心力,然而他做封疆大吏、做中枢要员,其幕府、其麾下却并未聚集多少人才,除办交涉的辜鸿铭、主经济的蔡锡勇尚可称道外,余皆默默无闻,若与曾国藩幕府、麾下人才济济相比,则大见逊色。究其缘故,主要并不能归之于张之洞个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曾国藩属下人才之盛,张之洞却属下乏人,正表现了从咸丰、同治到光绪、宣统间,清王朝的国势及其对士人的吸引力,都在向下迅速滑落。曾国藩尚能聚集当日士大夫中的英才,武将如彭玉麟(1816—1890)、李续宾(1818—1858)、曾国荃(1824—1890)、刘长佑(1818—1887)、刘坤一(1830—1902),文士如郭嵩焘(1818—1891)、容闳(1828—1912)、薛福成(1838—1894)、徐寿(1818—18s4)、华衡芳(1833—1902)等等,皆一时之选,有的堪称历史人物。曾幕多才,是“同治中兴”的一种表征,说明其时汉族疆吏对士子精英尚有凝聚力;张幕乏人,不能招徕一时俊杰,这并非张氏缺乏魅力,也并非张氏无识人之明,乃是光、宣之际,知识界精英己别有追求,不愿受朝臣羁勒。以张之洞的眼力,何尝不识天下英雄,但天下英雄却纷纷与他分道扬镳,张之洞也莫奈其何。例如,张之洞曾企图将梁启超、章太炎、容闳、黄遵宪等一代人杰引人幕中,但与这些人一经接触,或彼此政见相左,或相互意气不投,主客间顿失和谐,甚至反目成仇。即使进入张幕之人,也并非对他依顺,而是各怀抱负,张之洞晚年曾感叹道:“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①,诚可浩叹!

 

 

  就追求“得人之道”的执著论,张之洞决不亚于曾国藩,而“得人”的实际情形却有天壤之别,这岂止是张氏个人的悲剧,它其实是报告了一种时代的消息:清朝未年朝廷已尽失人心,英杰离散。这应验了龚自珍早在嘉道之际所说的:清朝已进入“无才之世”。这里所谓“无才”,并非天下无才,而是朝廷无才——“京师”(指清王朝)失人,“山中”(指反判朝廷的民间)得人;“京师”如”鼠壤”,一触即溃,“山中”则“壁垒坚矣”;“京师”“寡助失亲”,“山中之民”则“一啸百吟”,“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②。如果说,龚自珍说这番话,带有预言性质,而对至清末,张之洞则实实在在地经历了这种人才背离而去的困境。这正预示着一个大变革时代的来临。

 

 

  ①《论语·雍也》。

  ②《论语·为政》。

  ③《孟子·梁惠王上》。

  ①《论语·宪问》。

  ②《论语,子路》。

  ③《荀子,君道》。

  ①《申鉴·政体》。涵芬楼1936年影印本。

  ②《贞观政要》卷七《崇懦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③《包拯集》卷一《天章阁对策》,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①《顾亭林诗文集》,《生员论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①《全集》,卷三十四,奏议三十四,《设立自强学堂片》。

  ②《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全集》,卷二,奏议二,《详筹边计折》。

  ④《全集》,卷一,奏议一,《灾象可忧储粮平粜折》。

  ⑤《全集》,卷十八,奏议十八,《密陈琼防人才片》。

  ⑥《全集》,卷二,奏议二。

  ⑦《张文襄公牍稿》卷二○。

  ⑧《全集》,卷四,奏议四,《整饬治理人才片》。

  ①许编《年谱》卷一。

  ③赵尔巽奏折,见《全集》卷首上。

  ①《全集》,卷八十九,公牍四,《札司局设局讲习洋务》。

  ②胡编《年谱》卷二。

  ③《全集》,卷十八,奏议十八。

  ①《世载堂杂忆》第81页。

  ②《张文襄幕府纪闻》弁言。

  ③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第183—184页。

  ①《全集》,卷五十二,奏议五十二。

  ②《全集》,卷二百十七,书札四,致鹿滋轩。

  ③许编《年谱》卷一。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

  ①许编《年谱》卷七。

  ②见谢炳朴辑《吴绶卿先生遗诗》所载程明超《题娱园遗诗》第四首自注。

  ③《全集》,卷四,奏议四。

  ①《世载堂杂忆》第63—64页。

  ①《全集》,卷二百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见《尊隐》,《龚自珍全集》第84—85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第二节“书生习气”

 

                       

  张之洞与李鸿章之间久存芥蒂,时相攻讦。庚子年间,李鸿章受命与各国议和,张之洞“会同办理”。两人在议论《辛丑条约》若干条款时,意见相左。李鸿章挖苦张之洞:”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①之洞闻讯大怒:“合肥谓鄙人为书生习气,诚然。但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②双方演成意气之争,以致朝廷不得不出面调解:”彼此积疑负气,究于国事何补。……李鸿章身处其难,原多委曲,然时有不受商量之失,刘坤一、张之洞虑事固深,而发言太易,亦未免责人无已”,申谕双方“同一竭忠谋国务,各互除意见,和衷经画,挽回气数,共济艰难。”③平心而论,李鸿章批评张之洞“书生习气”,并非妄言。”

 

 

  书生习气”确实伴随之洞的一生。“书生习气”,内涵丰富。清高、梗直、儒雅、迂腐、空疏……,都可视为其表现。当然,李鸿章以“书生习气”讽之洞。主要是取其不切实际,好作大言、空言的贬意立论。而“好大言原是书生本色”④,之洞也确有这种品格,他曾自命“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⑤《清史稿·列传》称之洞“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为大言”。这番评论应作两方面理解。一是说之洞性情耿介,敢于直抒己意,不事曲意阿谀;二是说其言意旨虽宏。然亦间有迂阔之弊。

 

 

  光绪三年至七年(1877—1881年).张之洞以翰林院谏官身份入党“清流”,成为其中的一员健将,与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王懿荣等相互引援,“连同一气,封事交上,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①,十分活跃,成为当时京师舆论一大中心。在平反东乡冤狱、改订“中俄条约”,以及重议庚辰午门案、裁抑阉宦权势等重大问题上,张之洞“不避嫌怨,不计祸福,竟以直言进”②,发挥了关键作用,赢得时誉。但是,不可否认,其时清流党人多无实际行政经验,不少建策虽然头头是道,但难以付诸实行,往往流入空谈。我们可以从之洞此时的奏疏中,信手拈来若干例证:

 

 

  光绪五年(1879年)十二月,张之洞建议“责以义”,“折以约”,“怵以势”,以阻止沙俄侵吞我疆土。如不成功,则可考虑委西藏阿里地区以赐英,捐台湾以赐日,换取英、日两国出兵,夹击沙俄,解除西北边患。

 

 

  ③光绪六年(1880年)九月,他提出与俄议约,松花江行船一条万不能允。如对方坚持,我可以两策钤制之。一是以行水利为辞,决松花江南岸数处,放水人乌苏里河之西淀泊,“江流渐浅而轮船自阻”;二是于江水浅处沉船坠石,或仿江南沙田之法,种植挂淤之物,数年后淤积洲成,以碍船行。④如果说这些建策还仅仅是坐而论道的书生迂见,那么下面一折《请劝俄主除去苛政片》,就更显得荒唐可笑了。

 

 

  光绪七年(1881年)闰七月,张之洞建议,乘俄主屡遭刺杀之机,发一国书,遣曾纪泽赴俄,“先道存问安慰之意,继申恤灾联好之谋”,“劝其除去苛政,务行宽大,轻刑薄赋,弭兵息争,亲睦四邻”。他还津津乐道:

 

 

  “尝考西洋风俗,邻邦公使常有排难解纷之事,堂堂中国岂可元此举动哉!夫不乘危,大信也;除邻国之虐政,息海外之兵,大仁也;中国能定俄国之乱,使地球上下万国无不赞服,大威也;长驾远驭之略;昭德怀远之径,实在于此。孔子云怀诸侯则天下畏之。正谓是也。”①当然,随着张之洞日后身膺疆吏重任,实际担负繁杂行政事务,其清流党人的空疏之习渐次消蚀,而务实品质却日见光大。其最有说服力的例证,是他于两广总督任内,为解经费短绌的燃眉之急,竟然开“闱姓”赌,提取捐资,以敷政用。此举于败坏民风吏治、干扰国家选拔人才,为祸甚烈,之洞当然不会不知。如若发生于他人他省,依其清流气概,大概又该慷慨激昂地予以纠弹了。可是身陷捉襟见肘的窘迫之境,之洞迫于无奈,只得出此权宜之计,同时上奏辩白:“此时饷源无出,亦可藉纾目前之急”,“若非幸蒙圣恩得此巨款百余万聊济,目前粤事殆不堪设想。”②除了“敢为大言”,之洞身上的书生习气还有诸般体现。洁身清高是他一贯作风。他曾自白:

 

 

  “鄙人立身立朝之道,无台无阁,无湘无淮,无和无战,其于忠于国家者敬之,蠹于国家者恶之,其事利于国家者助之,害于国家者攻之,中立而不倚,论卑而易行,当病而止而不为其太过,奉公而不为身谋,期有济而不求名,此则鄙人之学术也。……《论语》日,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惟其独立,所以既和又能不同,既群又能不党,此鄙人之解经,即鄙人自处之道。”①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在之洞的往来电牍、信札中,每有“鄙人之不合时宜亦日甚”③,“朝廷责鄙人以固执”④,“性情不宜”⑤等语,但这些与其说是反躬自省自责,不如说是矜持的自夸自诩。而当他赋诗以言志抒怀时,这种情绪更是毫无遮拦地喷涌而出:

 

 

  湛思究理乱,搤腕规匡扶。

  稠人广如海,欲语气类孤。①

  小人工依附,祸福不自料,……

  志士贵自立,炙手耻眉奥。②

  孤芳诓免菉葹累,公论终无薏苡诬,

  旧德岿然资顾问,岂容挥手卧江湖。③

  皓皓不受浊流滓,怀沙惜誓将毋同。

  我本海滨士,独衔幽愤希高蹝。

  坐对天池一长啸,枯桑械械生天风。④

  处默固应浑众独,希声何用计成亏。

  宦海浮沉四十年,官至正一品内阁大学士,但之洞文儒清雅的书生本色却未曾一日消褪。“性好学,至老不倦。听政之暇,率危坐读书终日。”⑥“张自命名臣,实则饱含书生气味,尤重诗文。”⑦尽管殚心国事,无暇浅酌细吟,“诗学捐弃几二十年”,然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后,“复以理咏自娱,而识益练,气益苍,力益厚,境地亦愈高愈深。”①从艺术上看,其诗并无卓拔超群之名篇足以传世,但“心思密致,言不苟出。用字必质实,勿纤巧;造语必浑重,勿吊诡;写言不虚造,叙事无溢辞;用典必精切,不泛引,不斗凑;主意必己出,勿袭故,毋阿世;要旨真性情,称心而出”②,故亦不乏清新、隽雅之佳作,如:

 

 

  少乞残杯道已孤,老官检校亦穷途。

  荣名敢望李供奉,晚遇难齐高达夫。

  凭仗诗篇垂宇宙,发挥忠爱在江湖。

  堂堂仆射三持节,那识流传借腐儒。

  又到山寒木瘦时,黄鸡白日去如驰。

  诗才己为尘劳尽,霜鬓室教海内知。

  送远添愁身是客,解忧无效酒亭卮。

  梦争王室须惊醒,栖马依墙龁断萁。

  老去忘情百不思,愁眉独为惜花时。

  阑前火急张油幕,明日阴睛未可知。

  故人宿草已三秋,江汉孤臣亦白头;

  我有倾河注海泪,顽山无语送寒流。⑥

  政事繁杂,军务倥偬,之洞于万忙之中,仍不失文人雅兴。他“性喜山水林木,登临啸咏,兴来独往,于各省程途所经,遇有名胜,虽冒雨雪必往游览。”①从他为数颇丰的纪游诗中,我们可以得知他曾登临剑阁雄关、黄鹄矶头,拜谒杜工部祠、黄陵庙宇,纵览西山流云、华岳飞瀑,领略赤壁壮景、隆中秀色。尤其对于先贤故址,之洞更必往凭吊,以寄托哀思。对于年久失修,衰败荒芜者,还下令重行修葺。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一月,张之洞致电琼州道台,令其修治闳整苏东坡祠,并表示愿捐千金以为兴工之助②。

 

 

  把赏古玩,是中国文人风雅趣味之一。之洞于此亦不乏兴致。光绪九年(1883年)底,他于太原给京师的朋友王廉生去信,“附去三十金,敢恳过市时代求有风趣物事数品,以娱劳人新年,破书弃扇皆好。如价贵不足用,乞示知补寄,幸勿以一无所遇见覆也。”③

 

 

  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三十,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②《全集》,卷一百七十,电牍四十九,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此又见《张文襄幕府纪闻·五霸罪人》:“李文忠电奏有曰:‘毋听张之洞书生见解。’当时有人将此语传于张文襄,文翼大怒曰:‘我是书生。他是老奸巨猾。’至今文襄门下论及李文忠,往往痛加诋詈。”

 

 

  ③《全集》,卷八十三,电奏十一,行在军机处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

  ④辜鸿铭:《张文翼幕府纪闻·书生大言》。

  ⑤《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送冯竹儒》。

  ①《世载堂杂忆》第90页。

  ②《全集》,卷一,奏议一。

  ③见《全集》,卷二,《详筹边计折》。

  ①《全集》,卷三,奏议三,《请劝俄主除去苛政片》。

  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致潘伯寅。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③《全集》,卷二百十九,书札六,与樊云门。

  ④《全集》,卷九十二,电牍七,致东兴邓钦差等。

  ⑤《全集》,卷一百二十,电牍三十五,致京饯念劬。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送冯竹儒。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

  ③《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座主萧山朱尚书六十寿辰》。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东海行》⑤《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汉上秦台》。

  ⑥许编《年谱》卷一。

  ⑦《世载堂杂忆》第82页。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增祥跋语。

  ②张秉铎:《张之洞评传》,台湾中华书局印行,1972年版,第239页。

  ③《杜工部词》。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七,诗集四,《白日—首示樊山》。

  ⑤《全集》,卷二百二十七,诗集四,《情春》。

  ①许编《年谱》卷九。

  ②《全集》,卷一百二十二,电牍一,致琼州朱道。

  ③《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王廉生。

 

 

                        第三节“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

 

                       

  据辜鸿铭回忆,他于张之洞幕府中——

 

 

  一日晤幕僚汪某,谓余日:“君言皆从是非上著论,故不能耸听。襄帅为人是知利害不知是非,君欲动听,必从利害上讲,始能入。”后有人将此语传文襄耳,文襄大怒,立召余入,谓余曰“是何人言余知利害不知是非?如谓余知利害,试问余今日有诺大家事否?所谓利者安在?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①明于公私之分,公而忘私,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极被推崇的美德之一。历代先贤于此既有嘉言传世,更以懿行感人。先秦哲人韩非子论道:“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②宋代名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③的千古名句,将政治家公而忘私的品质升华到崇高的境界。而包拯、海瑞更以其刚直不阿、清正廉洁的政绩,赢得黎民百姓的“青天”赞誉。当然,先哲、贤臣们所谓”公心”、“公义”,非指全民利益,而是指君国的整体利益,张之洞的“公利”说也属这一范畴。

 

 

  综观张之洞一生,确如他自己所言,“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在明于公私之分,公而忘私方面,严以律己,终生不渝。这在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的晚清政坛中,尤显其难能可贵。之洞为表白心迹,曾以“广雅”为其于两广所设书院、书局命名。幕客梁鼎芬为此释曰:“广者,大也;雅者,正也。大而能正,公元愧焉。”④前文论到,之洞一贯主张“任人者治”,”凡百政事,皆须得人”。他任用属员的首要标准,是人品、气节。这也是辜鸿铭以他为“儒臣”而与曾国藩、李鸿章等“大臣”相区别的根据之一:“文忠(指李鸿章——引注)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①之洞笃信“修己以安人”②,“其身正,不令而行”③的先儒教诲,认定“恤民必先恤官,治官必先治己”④,“官无瑕疵,四民自然畏服,不必专心致志惟务箝民之口,须当惠法兼施,尽父母斯民之道。”⑤他号召士子们,“廉正无欲,必有政绩可观”⑥,以清正廉洁之风,为下属作出表率。

 

 

  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之洞出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后又简放四川学政。他裁撤陋规,两袖清风,以至于“还都后窘甚,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一衣为置酒”。⑦升任抚督,官居二品,亦不讲排场,不事铺张。“自居外任,所到各省,从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馈赠礼物”⑧。于广东任内过五十岁生日,为拒收寿礼,干脆紧闭辕门,不纳贺客。广州明伦堂士绅“以公兴学育材,撰文为寿,媵爆竹三万,至辕门不得入。异归明伦堂燃放,时以为趣事”⑨。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张之洞调补湖广总督。抵任之前,他便致电江夏、汉阳两县:“十一月中旬到鄂,所有公馆及衙署供应,务从俭朴,不得华侈繁费,不准用绸缎锦绣燕莱,不准送门包、前站礼。一切使费,所有到任供张,如有公款,勿过领款之数,如无公款,用过若干,开帐照数发还,万勿故违。”①抵任后,又禁止官场赌博,演剧宴会奢侈,规定每宴客不得过五簋。

 

 

  之洞书生本色,笃嗜典籍、古玩。在山西时,有人以宋本经史五种为赠,“不索值,但乞在山西听鼓当差而已”。但之洞秉公处置,“乃峻却之”②。广东德庆县东有端溪水,其地有三洞,产良砚。唐人刘禹锡称“端州石砚人间重”③。但自明嘉庆年间后,停采已久。商人何昆玉以办贡乏材,请开大西洞老坑以采石制砚,获利颇丰。此时之洞已离粤赴鄂,“商人谓督部在粤未尝求砚也,乃寄十方至鄂”。之洞予以时价每方二十金,以为“不悖于古人不携一砚之义也。”舔犊情深,人之常情。之洞对长子仁权,亦十分宠爱。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十八岁的仁权中贡士,赐同进士出身,韱分户部任职。之洞望子成才,“今洋务最为当务之急,故拟令其至海外一游,或可开扩胸襟,增益不能。”为此,他特致函广东巡抚鹿传麟,”恳赐给一公牍,派其至东洋西洋各国游历考察武备水师陆军各事宜,学校章程及工商务等事”,“庶到彼得以博览考求,不至为人所拒耳。”并请声明“该员自备资斧,不领薪水”。之洞其时任湖广总督,经手选拔官费赴海外游学的青年学子,数以百计,加入仁权一人,可以说不成问题,但他没有这样做。退一步讲,鹿传麟是之洞的姐夫,“现领南洋”,托鹿出面,委仁权一公差,出洋游历,亦绝无不成之理,但之洞仍未这样做,而只是请鹿出一公牍,以为介绍。“此举于公事毫无干涉,于他人毫无妨碍,想可行也。”①清人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八回,录有俗语对于贪官墨吏的讽刺之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号称“清廉”的从四品知府,三年任内,竟然可敛得十万纹银。那么声名狼籍者,更可想而知。相比之下,张之洞的清正廉洁、不事聚敛,更显难能可贵。他居官四十年,位及一品。按清制,一品文官岁俸一百八十两银,是为正俸,京官例支双俸。又正俸一两兼支米一斛。大学士俸米再加倍支给。即使按正常俸禄计,亦可谓家道殷实。但是实际上,之洞辞世后,“竟至囊橐萧然,无以为子孙后辈计”。连治丧所需费用,也出自门人、僚属的赙襚。辜鸿铭闻此,“回忆昔年‘公利私利’之言,为之怆然者累日。”

 

 

  张之洞于钱财看得淡薄,但对于职守却兢兢业业,事必躬亲。抚晋之初,由于文案无人,“一切笔墨皆须己出,不惟章疏,即公牍亦须费心改定,甚至自创。”③之洞自幼养成秉烛夜读之习。“在翰林时,讲诵恒至夜分”④,“其后服官治文书,往往达旦。自言乃幼时夜坐读书故”⑤。个人习惯,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军国要务,不敢些许疏忽,日力不暇,乃继之以夜。之洞曾回顾自宫疆吏以来,“惟在晋两年,公事较简,此外无日不在荆天棘地之中”①,未及知天命之年,便因“劳顿过度,心血日亏,须发多白”②。在他的奏折、电牍中,我们可以翻检到许多强撑孱躯,抱病视事的记录。光绪十年(1884年)在山西,”自人二月,诸病交作,心忡气喘,舌燥咽痛,日食一餐,仍复不能运化,言语稍多,即觉舌本枯强謇涩,力疾从公,未敢请假”③。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广东,“夜寐不过数刻,罕有解带安息之事。……接晤同僚将吏、他省委员,每自平旦至于日暮,甚至夜未已。……患疮症,困顿床蓐,痛楚万状,仍力疾自作函牍,延客卧内,日与僚属筹措赈务。”④光绪十三年(1887年),”感受春寒,触动肝本旧症,郁塞作痛,医者谓病原在于用心太苦,有乖消息之宜。”⑤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湖北,“衰病日甚,心血耗尽,夜睡仅五六刻,午睡三四刻,且甚艰难,久成怔忡之症。……忽则眩晕欲倾,忽则目花无睹。自去腊起,因勉强乘马,忽得腰疾,两足软弱无力,时常酸痛,治之半年无效,已成病疾。”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患口疮,“将及一年,中医云系心劳肝火病在内,东医云系胃热牙虫病在外。……大率数日内公事顺畅、睡时较多则痛止,公事拂逆,睡时过少则痛剧。”⑦与清未官场司空见惯的文恬武嬉、尸位素餐者流相比,之洞确实担当得起身后朝廷上谕所称“公忠体国,廉正无私”的美誉。

 

 

  张之洞经营荆楚之地十八年,政绩昭然,口碑在民。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六月,之洞奉旨授大学士,仍留湖广总督任。湖北各界”霍霍如失鹰师。军界醵金于宾阳门内,依山建抱冰堂。抱冰者,公晚年自署也。学界醵金于黄鹄山建风度楼。盖公道自在人心,卧辙生祠,庶几如古所云者。”①之洞闻讯,立即手谕停工:

 

 

  昨阅汉口各报,见有各学堂师生及各营将佐弁兵建造屋宇以备安设本阁部堂石像铜像之事,不胜惊异。本阁部堂治楚有年,并无功德及民,且因同心难得,事机多阻,往往志有余而力不逮,所能办到者,不过意中十分之二三耳。抱疚之处,不可殚述。各学各营此举,徒增愧歉。……俟他年本阁部堂罢官去鄂以后,毁誉祝诅,一切听士民所为,若此时为之,则是以俗吏相待,不以君子相期,万万不可。该公所该处,迅即传知遵照,将一切兴作停止。点缀名胜,眺览江山,大是佳事,何必专为区区一迂儒病翁乎?②尽管张之洞本人不赞成建堂兴楼之举,然而“谦尊而光”,在各界人士热心襄助下,风度楼仍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竣工,抱冰堂也于之洞死后于蛇山东端建成①。之洞得知风度楼已成,又致电继任湖广总督陈夔龙,“此楼关系全省形势,不可以一人专之”②,建议更名“奥略楼”③,取晋书刘弘传“恢弘奥略,镇绥南海”语意,并亲笔题写奥略楼匾额。

 

 

  之洞之“私利不可讲”,已如前述。而于“公利不可不讲”方面,他亦为同侪中之佼佼者。

  晚清洋务大吏,无一不以编练新式武装为要务。之洞于此,亦有煌煌可观之成就。他主持编练的湖北新军,无论从数量、质量方面衡量,都堪称全国一流水准。但与其他洋务大吏相比,之洞编练新军,可以说是完全出以公心。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直到袁世凯,无不将军队据为己有。曾、左之于湘军,李之于淮军,袁之于新建陆军,都以私家武装视之。因此朝廷对这些拥兵自重的汉族疆吏,时时怀有疑虑之心,惟恐尾大不掉。之洞则不同。他在晋筹办练军,在粤建广胜军,在两江编自强军,在鄂编练湖北新军,都是人一离任,军即交权。清末“新政”,张之洞、袁世凯同为风云人物,满贵集团深存戒心,设陆军部接管全国陆军。袁世凯反应强烈,以“直境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为借口,要求将二、四两镇仍由自己“统辖督练”,只肯交出一、三、五、六各镇由陆军部直接管辖。相比之下,张之洞却无动于衷。之所以有此区别,是因为袁世凯视军队为个人命根所系,须臾不可离身;而张之洞却视军队为国家干城,与己并无直接利害关系,故尔泰然处之。

 

 

  之洞久为一方疆吏,但并不以邻为壑,而是“不分珍域,通筹全局”。“从来举大事者必须毅然担当,不计小利小害乃能成功”①。他曾于《到山西任谢恩折》中剖白心迹:“身为疆吏,固犹是瞻恋九重之心;职限方隅,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②。这后一句曾在京师引起不大不小的波澜,夙怨政敌纷纷揪住此话大张挞伐,说之洞心存僭越,图谋不轨,若雍正、乾隆帝在世,不要他的脑袋才怪呢!但是不管旁人如何议论,之洞于国事为重,确实做到“不分畛域,通筹全局”,因而博得慈禧“张之洞办事向来实心”③的赞赏。中法战争中,广东边防吃紧,张之洞仍多方援助各地抗法军事行动,派潮军两营连同大批军火援闽;主动接济饷械与驻台刘铭传部;新组粤军赴滇抗敌,并承担全部费用。中日战争中,之洞对过鄂境北上御敌各军,无不助饷械,耗资数十万两。山东威海危急,他又主动送去快枪一千枝,子弹一百万发。山东巡抚李秉衡电谢曰:“我公统筹全面,谋国之忠,与人之厚,深钦佩!”④儒家经典《礼记·礼运》首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宋儒石介论曰:“善为天下者,不视其治乱,视民而已矣。民者,国之根本也。天下虽乱,民心未离,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⑤黄宗羲也说:“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⑥出于地主阶级“公天下”的根本利益,张之洞“公利却不可不讲”的重要内涵,还包括体恤民情,以民为本。他“尝考从古帝王所以享国之长者,财力兵力权谋术数皆不足恃,惟民心为可恃。”①他曾训导后辈:“悉故乡风味,稼穑艰难,于官途世事未必无益。”②在他的诸多诗作中,也表露出忧民、恤民之情。僚属赠白瓜三枚,之洞啖之,赋诗一首:

 

 

  仙枣曾传海上瓜,今尝珍蓏玉无瑕。

  清凉已足还思雨,尚有农夫转水车。

  光绪十七年(1881年)冬,荆楚之地三得大雪,微雪无数。之洞于除日命笔,顾念农事堤工,市廛民情:

  瘦人愈饥肥愈饱,今年三白犹未了,

  江上千山化白云,势欲出川薄天表。

  楚国土宜兼南北,高稷下麦均得宝,

  协风入律土膏释,且忍五日行泥潦,

  既幸汉口粥场空,复愁南楼灯市少,

  太空落落德怨集,安能委曲慰祈祷,

  褊心独忧荆襄堤,誓殚人力俟天道,

  蟋蟀太康民已偷,衣袽日戒神所保,

  庶矜泽农止流亡,差免愚臣疚癃老,

  ……

  当然,统治者的“天下为公”,其根本立足点并不是包括广大民众的真正“天下”人的根本利益,张之洞“公利却不可不讲”之下的体恤民情,其实质也不过是基于对“载舟之水亦能覆舟”的清醒把握而作出的一种明智选择。但这毕竟从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繁荣和民众的安居乐业,于道德情操也属上乘。

 

 

  ①《张文襄幕府纪闻·公利私利》。

  ②《韩非子·饰邪》。

  ③《岳阳楼记》。

  ①《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

  ②《论语·宪问》。

  ③《论语·子路》。

  ④《全集》,卷二百一十四,公牍二十九,《批司道会详裁减各署公费》。

  ⑤《全集》,卷二百零四,公牍二十五。

  ⑥《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

  ⑦《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永咏》自注。

  ⑧《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⑨许编《年谱》卷三。

  ①《全集》,卷一百三十三,电牍十二,《致江夏、汉阳两县》。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③《刘梦得集》四。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①《全集》,卷二百十七,书札四,致鹿滋轩。

  ②《张文襄幕府纪闻·公利私利》

  ③《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④⑤许编《年谱》卷四、卷一。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全集》,卷八,奏议八。

  ③《全集》,卷八,奏议八。

  ④《全集》,卷十四,奏议十四。

  ⑤《全集》,卷二十,奏议二十。

  ⑥《全集》,卷一百六十五,电牍四十四。

  ⑦《全集》,卷八十五,电奏十三。

  ①《张文襄公治鄂记》第54页。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一,公牍三十六。

  ①抱冰堂现仍存武昌蛇山首义公园内。

  ②《全集》,卷二百零一,电牍八十。

  ③奥略楼于1957年因修建武汉长江大桥而拆除。

  ①《全集》,卷七,奏议七。

  ②《全集》,卷四,奏议四。

  ③《全集》,卷七十七,电奏五。总署来电。

  ④《全集》,卷一百四十一,电牍二十。

  ⑤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一○二,江苏书局1886年刊本。

  ⑥《明夷待访录·原臣》,上海大中书局1932年版。

  ①《全集》,卷一,奏议一。

  ②《全集》,卷二二九,家书,致侄子密。

  ③《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谢周伯晋惠上海三白瓜时方苦热》。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湖北三得大雪微雪无数除日赋诗》。

 

 

                        第四节 纵横捭阖,进退有据

 

                       

  张之洞有儒者之风,注重德行修养,然而他又决非迂儒,其为官之道,颇精于谋略。

 

 

  清末民初政论家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记载,张之洞入枢府后,一日,问幕僚高友唐,外间对自己有何议论。高回答道:“人皆曰岑西林(即岑春董——引者注)不学无术,袁项城(即袁世凯——引者注)不学有术,老师则有学无术。”之洞笑曰:“项城不但有术,且多术矣;予则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高对曰:“老成谋国,必有胜算,本从学问中来,房谋杜断,当以老师为归。”之洞莞然。②面对“房谋杜断”的赞誉之词,之洞莞然接受,可见他虽然口称“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但其内心,对自己之学与术,还是颇怀自信与自得的。临终之际,之洞对诸子总结平生,“学术行十之四五,治术行十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已”①,由此足见他对于学术、治术、心术,均有足够的自觉与深切的体会。关于学术、心术,本书另有专论,此处专论之洞的治术。

 

 

  之洞不愧一代能臣,工于心计,精于权变,善于转圜。对于仕途坎坷、官场倾轧之种种机关,可谓尽得其钥。惟其如此,他才能驾驶人生之舟,于艰险莫测的宦海沉浮中,乘风破浪,直挂云帆。要而言之,之洞之治术,约有以下数端:

 

 

  (一)慎独避嫌

  张之洞早年人党清流,议论风发,锋芒毕露,已对朝中权贵,多有触怒。外放疆吏后,大事兴革,“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②更难免遭夙怨物议。光绪十九年(1893年),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于两广总督任内,“兴居无节,号令不时”,任用肖小,姿意挥霍。朝廷谕令刘坤一、李翰章确查具奏。刘、李据实禀报,为之洞辨诬,“并无懒见僚属,用人不公,兴居无节,苛罚滥用等情”。③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又有人奏劾之洞于暂署两江总督时,藉筹措军资办理捐借之名,于省城苏州“拦户编查,横搜大索”。

 

 

  这次之洞为己申刷:臣虽为外吏,本系迂儒,深知固结民心乃可捍御外患,且到任未久,无德及人,纵无干誉之心。亦岂肯故为敛怨之事。若谓臣过于拘泥矜慎,不能猝筹巨款则诚有之,若谓肆意苛求,似与臣用意正为相反。原奏所云各节,何以讹传力讯至于如此之甚,臣实未解其故。①虽云“未解其故”,但之洞内心明白,谦恭谨微,慎独修行,乃是避除嫌疑,驳斥物议的最好方法。他在《连珠诗之六》中写道:

 

 

  善饮者善醉,善骑者善坠,

  隐祸由忽萌,高才以矜累,

  ……

  得意忌再往,上人休自忲。

  ……

  极讷该万辩,无争处常贵,

  初患不可胜,不如味无味。

  “诸葛一生唯谨慎”。之洞于此,亦时时警觉,未敢稍有差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因与庆亲王奕劻有隙,被遣放归里。两日后,之洞补任协办大学士。瞿“持躬清刻,以儒臣骤登政地,锐于任事”③,与之洞私谊甚笃。瞿鸿既获遣,返归故里湖南善化。途经夏口,欲渡江访之洞,之洞曰:“是实朋党之说也,必不可。”乃乘舟舶于江心,置酒话旧而别。①(二)“度德为进退,相时为行藏”

 

 

  精于审时度势,以为进退之据;因时因地制宜,以为行事之规;灵活变通,立于不败,是之洞治术的过人之处。他在《连珠诗之十六》中,将此概括为“度德为进退,相对为行藏。”②戊戌变法时,他与维新派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作《劝学篇》,预留后路。而一旦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缉捕康、梁,他又马上摆出与维新派势不两立的姿态。其他与维新派有瓜葛者均获咎,而他却安然无恙。庚子年间,他看准慈禧太后虽然对列强“宣战”,但骨子里根本不敢与各国对抗到底,所以才出面策划“东南互保”,拒绝出兵“勤王”,并对英国挑动长江流域“独立”的企图不予公开抵制,静观事态发展。而一旦他发现列强并不急于抛弃慈禧集团另立傀儡时,立即改变对慈禧的态度,派员向”移驾”西安的慈禧恭请圣安,并进方物,又调拨湖北枪炮厂生产的毛瑟快枪三千支,三生七口径大炮十六尊等大批军火。解赴陕西,以供“勤王”之需。对于“自立军”,在各方力量对比不明时,之洞表面听之任之,不作干预,而当北方局势趋于缓和,英国方面对自立军不再感兴趣之时,他立即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将“自立军”全部首脑人物一网打尽,迅即处决,以取悦朝廷。凡举种种,都显现出之洞干练老辣的治术,已达炉火纯青的水平。

 

 

  (三)“不痴不聋不能为公”

  之洞曾对僚属归纳,自己“所办之事皆非政府意中欲办之事,所用之钱皆非本省固有之钱,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总之不外中庸勉强而行四字,然所办各事亦颇有竟睹成功者,真徼幸也。”①“真徼幸”是表面文字,内心对于治术精到的真得意,才是实际思想。“中庸”,本为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之一。孔子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②《礼记》又加以发展,不仅以中庸为最高美德,而且以中庸作为处理万事万物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宋儒程颐、程颢解释:“不偏之为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③之洞可谓尽得“中庸”精髓。他有诗曰:

 

 

  舌以柔而存,齿以刚而亡,

  健顺贵兼济,祸福岂有常,

  ……

  精金能屈伸,百炼仍无伤,

  君子有卷舒,帝王有驰张。④

  他以“中庸”行政:“事欲常行必先从暂行起,欲停办必先从缓办起,百事皆然,历之不爽”⑤。裁汰练军、勇营,不可“过骤”,“裁兵不裁官,裁散不裁整”,“百人裁五,限二十年而竣”①。办新教育,先从改旧书院始,“令守道之儒兼为识时之俊”②。他以“中庸”治吏:“水清者无鱼,人察者无徒”,“隋文好聪察,肘腋忘独孤,卫君辨白马,无救国为墟,王道如春台,亡国如秋茶,法烦乱愈生,徒快巧吏胥”③。他以“中庸”谏主:“高论不启蒙,强谏不悟主”,“既遇讳疾人,岂御药酒苦,强教欲觉迷,徒受按剑侮,知心一言善,戾时三策腐,”“躁隐两不佯,叩鸣视所舆。”④他甚至这样以“中庸”总结为臣之道:“不聪不明不能为王,不痴不聋不能为公”!⑤话说到这个份上,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四)“声名功德是本官的,余光治润是众人得耳”

  张之洞为官一生,十分注意博取口碑,维护自己的廉正形象。无论抚晋、督粤、经营荆楚,还是入赞廷枢,他都颇得人望,“一时称贤”,⑥在民众心目中,大体保持了廉洁清正的声名。他在一封给侄子的信中,于谆谆告诫之间,相当自得地描述了自己的官风:

 

 

  良民颂声载道,公事无瑕可指,虽有强宗、讼棍,彼何能为。至于绅士之十分狡很者,若自揣力不能锄去而降伏之,则亦不能不略用笼络驾驭之法,免致挠我政事。……既不恋缺,更可放手办事,专心为民,即使将钱漕赢余减去大半,亦不过与无缺等,尚落得口碑载道,万家尸祝也。……州县处处克己恤民,劣绅何从挟持煽动哉。侄能禀请减成征收,又能捐巨金办缉捕破重案,已是探骊得殊,闻之深为欣慰,勉力为之,必然与地方日臻浃洽,……须知声名功德是本官的,余光治润是众人得耳。①这一长篇自白,道出张之洞数十年为官治民的经验之谈,勾勒出他作为集儒臣与能吏于一身者,既重立功立言,更重立德的内心世界。对于这种心态,不可用“求虚名”一言以蔽之。诚如张之洞所言,为官清正所获得的“声名功德”固然属于为官者,而其功其德却造福于百姓,“余光治润是众人得耳”。这正是民众不会忘却古往今来真正给国家民族留下实绩功业的政治家的原因所在。

 

 

  ②见《世载堂杂忆》第54页。

  ①胡编《年谱》卷六。

  ②《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七,列传二百二十四,第12380页。

  ③许编《年谱》卷四,第78页。

  ①《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江苏办理捐借并无抑勒片》。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

  ③《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七,列传二百二十四,第12382页。

  ①许编《年谱》卷九。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论语·雍也》。

  ③《二程遗书》卷七。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之十六。

  ⑤《全集》,卷二百二十,书札七,致张野秋。

  ①《清史稿》卷一三一,第3904页。

  ②《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九。

  ③④⑤《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之九,之十二,之二十六。

  ⑥《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七,第12382页。

  ①《全集》,卷二二九,家书,致侄子密。

 

 第二章 恶公羊,兼汉宋,通经致用——张之洞的学术宗旨

 

                       

  起自先秦,“伦理一政治型”的中国文化便有“学治一体”的传统,将治学与从政看做由内而外的统一体。清代康熙皇帝甚得此中奥妙,他一语破的,打通道统与治统:”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道统在是,治统也在是也。”①早于张之洞半个世纪的清儒龚自珍也有类似论述:“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②。道、学、治三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贯通关系是一回事,而从政、治学、求道者自觉地将三者统一起来,并在这几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则是颇不容易的另一回事。有清一代二百六十余年,真正集文治武功与文章学术于一身者,屈指可数。于晚清,更仅曾国藩、张之洞两人而已。

 

 

  张之洞四岁发蒙,所师从者,皆一时硕学鸿儒。之洞本人于学业又十分勤勉,“非获解不辍,篝灯思索,每至夜分”①,八岁即读毕四书五经,十岁开始习作诗文。青少年时代神游学海,发愤攻读的经历,不仅铺垫了他厚实的学问根抵,而且陶冶了他文儒旷雅的性情。之洞晚年曾语亲故曰:“吾生性疏旷雅,不称为外吏,自愿常为京朝官,读书著述以终其身。”②但是,以出抚山西肇始,之洞却走上封疆大吏、朝廷首辅的人生之旅,颇悖于其书生意气。不过,终其一生,之洞于文章学术时时萦怀,未有一日懈怠。在晚清学术史上,张之洞以其宗旨宏达、思理淹通、学派性鲜明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①康熙:《四书讲义序》。

  ②《龚自珍全集·治学》。

  ①胡编《年谱》卷一。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第一节 力辟今文公羊说

 

                       

  可以毫不夸张他说,没有哪一门学问像经学这样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占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对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产生如此深刻久远的影响。

 

 

  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儒学逐渐凌驾于诸子学之上,一家独尊。儒家经书《诗》、《书》、《易》、《礼》、《春秋》,进而《论语》、《孟子》,成为只可注疏,不可评论;只可顶礼,不可怀疑的神圣经典。对于这些儒学经典的训解、阐释之学,便是经学③。经学既然是对儒经的训解、阐释,那么依据训解、阐释者的政治立场、学术素养、思维方式等等因素的千差万别.必然是人言言殊。不过,千差万别之中,又有大同小异者,于是形成若干经学流派。在经学兴起的汉代,这种流派主要区分为古文经学派与今文经学派。两派壁垒森严,相互攻汗。形成贯穿经学历史全过程的千年不息的大公案。

 

 

  张之洞生活的晚清,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呈现出经学史上仅次于汉代的热烈场面。对经今古文之争,张之洞持坚定的古文经学立场,深恶痛绝今文经学。“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低之。”①他的《学术》诗批评八十年代以来盛行一时的今文经学:

 

 

  理乱寻源学术乖,父仇子劫有由来,

  刘郎不叹多葵麦,祇恨荆棒满路栽。②

  张之洞于诗后自注:“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戊戌时期,张之洞与康有为等维新派在“忧愤同心”、“变通成法,以图久大,不泥古而薄今,力变从前积弊”方面,颇有共识,但对于康有为依本今文经学《春秋》公羊说而制定的托古改制变法理论,却大不以为然,曾当面规劝康有为放弃该说,但为笃奉今文经学的康有为所断然拒绝。之洞自己不便著文公开驳议,曾约请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为书驳难”,但未果。他还曾贿逼今文经学家廖平“著书自驳”①,廖居然应命,称今文是小统,古文是大统,张之洞为此颇为得意。

 

 

  为了全面、准确地评价张之洞持古非今的经学立场,有必要简要回顾经学今、古之争的来龙去脉。

  先秦时儒学与墨、道、法、名、兵、阴阳诸学并列,并未占据特别优越的地位。秦始皇行法家路线,焚书坑儒,使儒学遭受沉重打击。汉兴之初,行黄老政治,儒学也并不时兴。直至武帝刘彻时,董仲舒奏言:“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不使并进。”②武帝用其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实际上百家并未绝灭,但孔儒之学却逐渐取得学术止统地位,声势日张。武帝于建元五年(公元前一百三十六年)兴太学,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诸生。秦火之后,儒学先秦旧本多不存,五经博士讲授所据,均用两汉流行的文字隶书书写的经籍,故尔称为今文经学。西汉今文经学,最重《春秋公丰传》。《春秋公羊传》为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所撰,口授流传,“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乃与齐人胡母子都(生)著于竹帛”③。《春秋公羊传》开篇第一句便讲“大一统”,正合武帝口味。今文经学着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为“大一统”作学理论证,故“公羊”学成为一时之显学。

 

 

  秦皇焚书,也有少量儒经或藏于空壁,或散佚民间,逃脱了毁灭的厄运。这些儒经用先秦的古籀文字书写,故称古文经。武帝时,古文经亦有少量传本,但未立博士,不列于学官,影响远逊于今文经。西汉未年,刘歆(?—23)向哀帝建议将古文经籍《春秋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列立学官,遭到今文经学家的激烈反对。王莽立”新”朝,刘歆为其“国师”。玉莽要援引古文经《周礼》作为政治改革的依据,刘歆则借王莽的政治势力为后盾,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平帝时,古文经学终于立博士,与今文经学分庭抗礼。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压倒今文经学,盛极一时。

 

 

  与今文经学以开掘儒经的“微言”“大义”为宗旨不同,古文经学着意儒经的名物典章训诂,特别强调从文字训释人手,阐明经义。著名古文经学大师许慎(约58—约147)称“文学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①在这一根本区别之下,今古文经学分歧表现在诸多方面。

 

 

  1、对孔子和五经的看法不同。今文学家以孔子为政治家、教育家,尊孔子为“素王”,即不在位之帝王。他们认为孔子手订经籍,寄托自己的政治思想,以为治国之道。古文学家却以孔子为史学家,尊孔子为先师。在他们看来,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五经只是他记录下的历史资料。

 

 

  2、学术源流不同。今文经学讲究”师法”。“师法者,鲁丕所谓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是也”。①他们斥责古文家不溯学术之源,古文经均为刘歆伪造,“毁师法,令学士疑惑”②。古文经学则讲究“家法”。“家法者,范晔所谓专相传租,莫或讹杂,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是也。”③他们鄙薄今文学家抱守秦火之残缺。

 

 

  3、学风不同。今文经学大讲阴阳灾异,谶纬迷信,学风流于空疏、荒诞。古文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学风较为朴实平易,但往往夫于繁琐。4、两派都崇尚三代,但对其具体制度,解释各异。今文家认为三代封建分五服三等,王畿内封国,天子五年一巡狩,有太庙,无明堂,无世卿,有选举,三公为司徒、司空、司马……。古文家却认为三代封建分九服五等,王畿内不封国,天子十二年一巡狩,无太庙,有明堂,有世卿,无选举,三公为太师、太傅、太保……。

 

 

  东汉未年,郑玄(127—200)以古文为学,兼采今文之说。综合今古文两派精华,自成一家之言,郑学蔚为大国,两汉今古文经学之争始告平息,但分歧依然存在,门户依然壁立。降及清代,今、古文经学之争于沉寂千余年后,重开战火。清代康雍乾三朝文网缜密,将士人逼人象牙之塔,文物考据之学得以长足发展,乾隆、嘉庆年间达于极盛。顾炎武(1613—1682)、阎若璩(1636—1704)、胡渭(1633—1740)、惠栋(1697—1758)、戴震(1723—1777)等大师辈出。与此相关连,古文经学也发展到空前高峰,“烂然如日中天矣。”①道光。咸丰以后,情况为之一变。太平天国风暴席卷半壁河山,西方列强的鸦片、大炮,撬开封闭的国门。清政府“积威日驰,人心已渐获解放,而当文恬武嬉之既极,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原,归咎于学非所用”,“一时英拔之士,奋志事功,更不复以学问为重。”②脱离实际社会生活的古文经学未流受到严重冲击,而“喜以经学作政论”③的今文经学渐起衰势;勃然成风。

 

 

  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前驱人物是庄存与(1719—1788)。庄氏“从幼人塾,即以古人自期”,“研经求实用”,“笃志深邃,穷源人微,独有会心。”④庄存与最重要的著作《春秋正辞》专门发挥《春秋》“微言大义”,认为“《春秋》以辞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后世圣心之极。”“《春秋》治乱必表其微,所谓札禁未然之前也,凡所书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无空文。”⑤庄存与的外孙刘逢禄(1776—1829),继承了外家“庄氏之学”。他认为《春秋》“垂法万世”⑥“将以禁暴除乱,而维封建于不敝”⑦。他说:“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则是“五经之管钥”,”拨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响。”⑧经过刘逢禄发扬光大,今文经学“常州学派”⑨卓然而立。道光、咸丰年间,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目睹社会危机日甚一曰,承接今文经学要旨,“以经学作政论”,力图振颓起衰,挽大厦之将倾。龚自珍自幼从外祖父段玉裁(1735—1815)学习《说文解字》。段玉裁是戴震的及门弟子,《说文解字》是古文经学大师许慎的代表作品。因此龚自珍古文经学素养颇深,但是,他并不为文字考据之学所囿,其殷忧国事,救治社会“痹痨”的襟怀抱负与今文经学的“经世”倾向十分吻合,因而“好今文,说经崇庄、刘”,“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低排专制”①,其议论之激烈,感情之痛切,深刻影响了一代忧国忧民之土。梁启超评价曰:“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始,实自龚氏。”②魏源二十岁从刘逢禄学《春秋公羊传》,认为只有今文经学,才能“承七十子微言大义”。其“变易”思想,基本脱胎于今文经学“三统”(黑统、白统、赤统)“三世”(衰乱、升平、太平)说。他对乾嘉学派颇表不满,还攻击戴震有抄袭丑行。为晚清今文经学大张其军者,乃维新领袖康有为(1858—1927)。康氏早年亦酷好古文经《周礼》。曾写作宣扬古文经学的《政学通议》。后受今文经学家廖平(1852—1932)影响,乃尽弃其旧说,服膺今文经学,认为“传经只有一公羊”。③他著《新学伪经考》,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刘歆所以作伪之故,在佐王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他又作《孔子改制考》,力证《春秋》等儒经皆孔子为托古改制而作,“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之一第一义”。他论述由据乱、经升平、至太平之世的公羊三世说和大同理想,借孔子的旗号,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一经问世,立即于学术、思想界引起“大飓风”、”大喷火”、“大地震”,今文经学由此而声势大振。

 

 

  张之洞稍晚于龚、魏,与康有为属同时代人。当龚、魏、康等人将清代今文经学推向高涨的时代学术潮流中①,他却恪守古文经学派的坚定立场,这与他早年问学经历有极大关系。张之洞早年所师从者,如韩超、丁诵孙、童云逵、洪次庚、吕文节等,文经学,这无疑给予之洞以决定性影响。之洞曾回忆道:

 

 

  先师旌德吕文节教不佞日,欲用注疏工夫,先看《毛诗》,次及《三礼》,再及他经,其说至精,请申其义。盖《诗》、《礼》两端最切人事,义理较他经为显,训诂较他经为详,其中言名物学者能达与否较然易见,且四经皆是郑君元注,完全无阙。《诗》则毛传粹然为西汉经师遗文,更不易得。欲通古训,尤在于兹。(古人训诂乍读似觉不情,非于此冰释理顺,解经终是膈膜)。

 

 

  张之洞秉承古文学派于五经中推重《诗》、《礼》的一贯传统。他认为治经次第,当以《诗》、《礼》为先。“《诗》、《礼》兼明,他经方可著手”。因此,”治《诗》、《礼》可不兼三经,治三经必涉《诗》、《礼》”②。对于今文经学推崇备至的《春秋公羊传》,张之洞持鲜明的否定态度。他认为“《春秋》乃圣人治世大权,微文隐义,本非同家人言语。”“学者于《春秋》,若谓事事能得圣心,谈何容易。”③对于西汉今文经学的开山董仲舒,之洞批评其“洽《公羊》多墨守后师之说,几陷大愚之诛。”④又说”公羊家师说虽多,未流颇涉傅会,何(何休——引注)注又复奥朴。”⑤对于今文经学之未流谶纬说,之洞更予以猛烈抨击:

 

 

  汉兴之初,曲学阿世以冀立学,哀、平之际。造谶益纬以媚巨奸,于是非常可怪之论益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称王”之类。此非七十子之说,乃秦汉经之说也,而说《公羊春秋》者为尤甚。……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⑥张之洞依据古文经学《春秋左氏传》,驳斥《春秋公羊传》“大义悖谬”,“文义乖舛”。其《驳公羊大义悖谬者十四事)①曰:

 

 

  一、隐元年春王正月,左于传文加周,文义自明(犹言王制之正月,周正之正月),而尊王之义大著。公羊以王为文王,乃用纬书文王改元受命之说,遂为后世俗逆悖乱之祸首。

  一、公羊以卖君之祭仲为知权合道(左记祭仲事皆有讥鄙之辞,但记时人之语以智免而已)。

  一、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公羊谓辄可拒父(左不取卫辄及孔俚)。

  一、公羊贤鸟兽行之齐襄,坿会以为复九世之雠(左不取齐襄)。

  一、朱、黑肱以滥来奔,左斥为叛,斥为贱。公羊奖妻嫂之权术以为贤者,奖叛国之黑肱,以为宜有地。

  一、昭五年舍中军,鲁遂亡矣。左以为卑公室(又极言叔孙婼不欲毁,乃深恶之也),公羊以为复古。

  一、昭公攻季氏,被逐,公羊记其事曰,昭公将弑季氏,又曰吾欲弑之,终弑之,怪悖可骇。齐侯唁公于野井,公羊述其应对之辞,未缀孔子日,其礼与其辞足以观矣。国君奔亡,孔子痛愤之不暇,而赏其仪节辞令乎!不惟无君,抑且诬圣(左深恶,意如闵昭公之失国而讥昭公之习仪)。

 

 

  一,公羊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襄三十年,葬蔡景公,公羊说之曰,君子辞也。何休解日,恕蔡般。公羊惨激至矣,何独曲恕一弑君弑父之蔡般乎(左元传)。

  一、逢丑父免君于难,左褒之,公羊非之,董仲舒又力衍其说。

  一、宋襄公泓之战,愚妄沽名,丧师伤身,左极讥之,公羊以为文王之战,不是过。

  一、晋人围郊(昭二十三年)乃会王师讨王子朝,公羊乃以晋为伐天子(子朝居王城在西,王居成周在东,郊在西,为子朝所得,故晋攻之。公羊不考事实,不明地理)。

  成周宣榭火,左日人火之也。公羊所见经学作灾说之,日新周也。邪逆之徒遂傅会为春秋当新王之说(孔巽轩、陈东塾虽力为公羊解免,然周公时已有成周之名,何得为新。实公羊好怪妄说作诵也)。

  一、吴顿胡沈蔡陈许雞父之战(昭二十三年)。公羊谓不使吴主中国,亦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狂怪骇人,是为今日逆乱之徒所祖。

  一、澶渊之会(襄三十年)为宋灾,故公羊谓卿而书人,贬卿不得忧诸侯。不思春秋卿大夫交会,忧诸侯之事甚多,未尝皆贬,胡乃于救灾贬之(左谓谋归宋财,既而无归,卿不书信也。公羊谓财愎矣)。

 

 

  其《驳公羊文义最乖舛者十三事》①曰:

  一、误以隐公之母君卒为周尹氏,遂误以桓公之母夫人子氏薨为隐母声子,以致仲子之薨不见于经。一突有考仲子之宫之事,二隐母称夫人,自与桓以母贵之说矛盾。

  一、高偃纳北燕伯于阳,公羊臆改为公子阳生(公羊本经昭三年有北燕伯款奔齐一条,不考)。

  一、桓二年,会于稷,以成宋乱成平也。公羊见下有取郜鼎之文,因读为助成之成,不以下取鼎为大恶,而以会稷为大恶,此误解字义所致。

  一、甲戌已丑,陈侯鲍卒,公丰谓甲戌亡,己丑死,难遍(左谓再赴为通)。

  一、邓侯吾离来朝。误以为邓灭,故名。不知其时邓未为楚灭。

  一、齐仲孙湫来,讹为庆父,鲁人何为冠以齐。

  一、左氏葬我小君敬赢,公羊经学以音近,讹为顷熊,遂造为娶楚女之事。

  一、齐人执单伯.又执子叔姬。公羊不知其事实,见男女拉彼执,造为单伯与子叔姬道淫,可谓出辞鄙倍。

  一、归于为罪未定,归之于为罪己定,不知其义。

  一、赤归于曹,郭公。公丰误读为一句,谓郭公归于曹,不辞。且寓公又何得言归。

  一、卫石恶与会,释之日恶人在此矣。如此说经意,真何解颐也。

  一、公羊自云名从主人,乃于仲孙何忌作仲孙忌.魏曼多作魏多,不以为脱文,而以为讥二名。

  一、全经王正月,公羊皆以王字绝句(公、谷两家后师说春王两字怪谬百出皆由此起)。至黜周王鲁文成致麟等类,乃公羊后师之谬说,其何劭公创造坿益者尤多,姑不具沦,此外迂曲刻深不合于理者,不可胜计,已为郑君所驳,杜征南所纠,乃后儒所不取者,亦不具论。

 

 

  以上可见,之洞对今文《春秋公羊传》的批评,虽然言词极为尖刻,然从学理上考究,亦具有缜密笃实的特点。这既得力于先师的训诲,本人的攻读,也与他的性格、学风相关。辜鸿铭评骘之洞:“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①之洞对于公羊学的批评,恰证辜言之不诬。

 

 

  晚清今文经学不同于西汉董、何之学及清中叶庄、刘之学的重要区别,在于龚、魏、康等人并非纯然的学问家,而是呼唤风雷的社会改革家(当然龚、魏与康又有程度不同)。因而晚清令文经学又具有大不同于董、何之学及庄、刘之学的“经世”特色。龚自珍主张“不必泥乎经史”,而要“通乎当世之务”以“救裨当世”②康有力更明白申言取公羊三世说的真用心:“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①,因而他在阐发引申经义时,“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②而之洞反对今文经学,也基本上是立足于学术本身,对于龚、魏、康等人的“经世”倾向,则并无微词,而且他本人也是学术应经世以致用的积极倡导者③。他尤不满于龚,康等人的,在于其“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④的学风⑤,这正是占文经学派“我注六经”式“朴学”风格的典型反映。有人曾向梁启超问及张之洞为何反对“孔子改制”说,梁答曰:“学派不合”⑥。梁所称“学派”,即今、古文经学派,而非维新派、洋务派之谓也。

 

 

  ③经学研解的对象,起初仅为《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后来经历代不断增列,由唐代九经、十二经,到宋代,衍为十二经,即《诗》、《书》、《易》、《周礼》、《仪札》、《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七、诗集四。

  ①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中华书局1954年版。

  ②《汉书·董仲舒传》。

  ③[唐]徐彦:《公羊传疏》引戴宏《序》。

  ①许慎:《说文解字·序》,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①③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第38页,上海书店1984年版。

  ②公孙禄斥刘歆语,见《汉书·王莽传》。

  ①②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一,二十,二十二。

  ④庄勇成:《少宗伯养恬兄传》.见《毗陵庄氏族谱》。

  ⑤庄存与:《春秋正辞·春秋要指》。

  ⑥《释内事例》,见《刘礼部集》卷四。

  ⑦《释内事例》,见《刘礼部集》卷三。

  ⑧《春秋公羊释例序》。

  ⑨庄、刘隶籍江苏常州,故得名。

  ①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

  ①见《全集》,卷二百十一,《读经札记》二,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①《全集》,卷二百十一,读经札记二。着重号为经引者所加。

  ①《张文襄幕府纪闻·翩翩佳公子》。

  ②《龚自珍全集》第114页。

  ①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第267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

  ③关于此,本章有专节讨论,此处从略。

  ④梁启超:《康有为传》第九章《人物及其价值》。

  ⑤梁启超对龚、康也有类似批评,他评龚”浅薄”.病康“武断”,语见《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二十三。

  ⑥《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

 

 

                        第二节“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

 

                       

  中华学术史上,与今、古文经学之争同样影响深远的又一公案,是汉学与宋学的壁垒对峙,相互消长。

 

 

  汉学,即以古文经学为代表的汉儒考据训诂之学。汉代古文经学家治学多从文字训诂人手,前推《尔雅》,后重《说文解字》,通过对字形、字音、字义的训释和名物制度的考据,求得儒学经籍之“甚解”,学风质朴无华,故又称“朴学”,但亦往往病于烦琐支离。汉学时兴于两汉,其学风流播后世,不绝于缕,成为中华学术的主要派别之一。两汉以后,历代皆有重考证、尚质朴之治学者,他们便是汉学传人。

 

 

  宋学,即以理学为代表的宋儒性命义理之学。“宋儒之学、派衍支分,不可弹述。有讲术数者,有务事功者,有以礼制为主者,有兼治乐律者”①,其共同特色,则在阐释义理,兼及性命。宋学不满汉学,称“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唯知训诂章句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乎性命道德之归。”②宋学家”沟通佛、老,以治儒书,发前人之所未发,遂别成为一时代之学术。”③宋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抛弃汉儒治学传统,以理学观点注释儒家经典,重在发挥义理,而不在名物训诂上多用功夫,其学之长是精微博大,“象盖房屋那样,它们搭起来的是更细密的间架,更深邃的殿堂”④,但其流弊则在虚妄空疏。宋学在宋元明各代地位极尊,治学者翕然从风,宋学遂成学坛主潮。

 

 

  降及清代,“汉学”又呈复兴态势。究其原由,则在宋学自身。宋学”尽桃汉、唐诸儒,而自以为直接孔门的心传”⑤。“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学脈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未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①顾炎武、胡渭、阎若璩等起而矫理学家“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病,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②但是,清统治者充分利用理学维系纲常名教的理论功能,以朱熹配享孔庙,以朱注《四书》作为科举取士的圭泉。在“汉学”复兴的强劲冲击下,宋学以其七百年间形成的传统优势,仍雄踞学坛正宗地位。综观有清一代学坛,“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底,讲学者以浅陋者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以服宋儒也。”③张之洞研习古文经学出身,于汉学自有心得。但他于宋学,也未予排斥。清代以朱注“四书”为科场试帖之本,故凡科举出身者,于宋学必然熟稔。清代古文经学大师如惠栋、戴震、段玉裁等,亦未曾偏废宋学。汉宋之学于互争雄长之中,又呈综合之势,成为清代学术有别于元、明时代的“宋学”一统天下。尤其是到张之洞生活的晚清,西方文化学术渗人,太平天国激起“名教奇变”,“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④,为了挽救纲常名教于沦丧之中,清朝统治者也要求士子兼采汉、宋。而张之洞与曾国藩,分别是汉学出身和宋学出身,二者殊途同归,走上兼采汉宋之路,实践了《四库总目》所倡导的“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怯而公理出。”①曾国藩本“一宗宋儒”②,他曾讥贬乾嘉汉学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③但是,他于壮年以后,又转变态度,“余于道光未年,始好高邮王氏父子(清代古文经学家王念孙、王引之一引者注)”④,对汉学发生好感。他说:

 

 

  “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洋,博稽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赅,源流毕贯,虽极之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

 

 

  他研读汉学家江永(1681—1762),秦蕙田(1702—1764)等考证古代礼制的著作《礼经纲目》、《五礼通考》等,赞其“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国藩私独宗之”。⑥他还训导儿子纪泽,治学务悉汉学门径:

 

 

  “学问之途,自汉至唐,风气略同;自宋至明,风气略同:国朝又自成一种风气。不顾顾、阎、戴、江、钱、秦、段、王数人,而风气所扇,群彦云兴。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①曾国藩由“一宗宋儒”而“汉宋兼容”,其动因既有学术方面的,即汉、宋之学确实互有短长;更有政治方面的。面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礼教纲常的猛烈攻击,曾国藩惊呼“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痛哭于九原”②。两千年中国宗法专制政治,以“礼”为行为、道德规范。“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③,“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④孔子因此主张对黎民百姓“导之以德”的同时,还要“齐之以礼”⑤。在对“礼”的研究、考证方面,汉学家穷精竭虑,成就远在宋学家之上。因此当礼教纲常受到严重威胁之时,宏扬汉学,便成为清儒的急迫使命。正是基于此点考虑,曾国藩提出推本礼教,“以通汉、宋二家之结”。⑥同是兼综汉、宋,曾国藩是以宋学为本,张之洞则是以汉学为本。曾国藩多从政治需要着眼,而张之洞则多从学术本身考虑。张之洞将汉学视为学术之本,他说:

 

 

  汉学者何,汉人注经讲经之说是也。经是汉人所传,注是汉人创作,义有师承,语有根据,去古最近,多见古书,能识古学通古语,故必须以汉学为本而推阐之,乃能有合。以后诸儒传注,其义理精粹足以补正汉人者不少。要之宋人皆熟读注疏之人,故能推阐发明。傥不知本源,即读宋儒书,亦不解也。他着意强调汉学的训诂考证在推明经典原意上的重要作用:

 

 

  汉学所要者二,一音读训诂,一考据事实。音训明方知此字为何语,考据确方知此物为何物,此事为何事,此人为何人,然后知圣贤此言是何意义。不然空谈臆说,望文生义,即或有理,亦所谓郢书燕说耳,与经旨元舆也。张之洞认为,一切学问,皆以通经为根抵,而通经又必须以小学(即汉儒音韵训诂之学)为根柢,他说:

 

 

  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通经之根柢在通小学,此万古不废之理也。不通小学,其解经皆燕说也;不通经学,其读史不能读表、志也:不通经史,其词章之训诂多不安,事实多不审,虽富于词,必俭于理。故凡为士必知经学、小学,综此两端,其在笃嗜神悟,欲以此名家著述者,终身由之而不尽。①另一方面,之洞对于宋明义理之学,也不一概排斥,尤其对于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之学,更表崇敬之情:

 

 

  四书朱注最精最显,澄怀观之,何语不憭。……世断无通经博览之人而不能解朱注者。四书一编,为群经之纲维,万理之渊海。宋儒以后理学家书,推明性理,洵发前代未发,然理无尽藏,师无定法,涯矣难穷,其高深徽眇,下学未能猝解。朱子《近思录》一书,言约而达,理深而切,有益身心,高下威宜,所宜人置一编。③如果说曾国藩于“兼综汉宋”仍有所保留,态度较为暧昧,主张“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那么张之洞则公开揭橥破除门户之见,综采两家之长的标帜:

 

 

  近世学者,多生门户之弊。奈何曰学术有门径,学人无党援。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经济词章以下,皆学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大要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汉学岂无所失,然宗之则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学非无所病,然宗之则可以寡过矣。至其所短,前人攻之,我心知之。学人贵通,其沦事理也,贵心安。争之而于己无益,排之而究不能胜,不如其已也。……使者于两家有所慕而无所党,不惟汉、宋两家不偏废,其余一切学术,亦不可废。

 

 

  张之洞批评们于汉来之一隅者都未能探获“圣人之道”,他指出:

  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未忘源,遂相诟病,大为恶习。夫圣人之道,读书治心,宜无偏废,理取相资。诋諆求胜,未为通儒。甚者或言必许、郑,或自命程、朱,夷考其行,则号为汉学者,不免为贪鄙邪刻之徒,号为宋学者,徒便其庸劣巧诈之计。是则无论汉宋,虽学何为。要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汉宋两门,皆期于有品有用。使行谊不修,涖官无用,楚固失矣,齐亦未为得也。若夫欺世自欺之人,为汉儒之奴隶而实不能通其义,为宋儒之佞臣而并未尝读其书,尤为大谬,无足深责者矣。①他认为合理的学术态度是兼采汉学的认真读书和宋学的深入穷理:

 

 

  愚性恶闻人诋宋学,亦恶闻人诋汉学。意谓好学者即是佳士,无论真汉学未尝不穷理,真宋学亦未尝不读书。即使偏胜,要是诵法圣贤,各适其用,岂不胜于不学者。乃近人著书,入主出奴,互相丑诋,一若有大不得己者,而于不学者则绝不訾议,是诚何心,良可怪也。(近年士人既嫌汉学读书太苦,又嫌宋学律身太拘,五经几于废阁,名文亦嫌披览,但患其不学耳,何暇虑及学之流弊哉。)

 

 

  张之洞兼综汉宋,从其学术根本上检讨,在于他对本原的孔门之学的全面理解。“先王设教,孔门授学,自当本末兼赅,道器竝著,岂有但详学僮仪节之文,五礼名物之制,而于身心治道绝不容一语及之者。”③他认为,“浅陋之讲章,腐败之时文,禅寂之性理,杂博之考据,浮诞之词章,非孔门之学也。”“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岂迂陋无用之老儒,如盗跖所讥,墨翟所非者哉!”①之洞兼综汉宋,归根结柢是要将二者统一到本原的孔门之学的真正精义上来。“窃惟诸经之义其有遇曲难通纷歧莫定者,当以《论语》、《盂子》折衷之。《论》《孟》文约意显,又群经之权衡矣。”②由于之洞学术的根本立足点在本原的孔儒之学,故尔不仅能对孔儒之学内部的汉、宋学派兼容并纳,而且对于先秦诸子之学,也从补直、印证孔儒之学的意义上发掘其价值。

 

 

  在学术宗旨方面,之洞出于纯正孔儒之学的立场,对于先秦诸子,包括一般人认为虽然主张礼法兼治、王霸并用,但仍不失为“八儒”之一的荀子,都持严格批评态度。他说:

  《老子》尚无事则以礼为乱首,主守雌则以强为死徒,任自然则以有忠臣为乱国。《庄子》齐尧桀,黜聪明,谓凡之亡不足以为亡,楚之存不足以为存(此不得以寓言为解)。《列子·杨朱篇》惟纵嗜欲不顾毁誉。《管子》谓惠者民之仇雠,法者民之父母,其书羼杂伪托最多,故兼有道、法、名、农、阴阳、纵横之说。《墨子》除《兼爱》已见斥于《孟子》外,其《非儒》.《公孟》两篇,至为狂悍,《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乃是名家清言,虽略有算学、重学、光学之理,残不可读,无裨致用。《荀子》虽名为儒家,而非十二子,倡性恶,法后王,杀《诗》、《书》,一传之后,即为世道经籍之祸。申不害专用术,论卑行鄙,教人主以不诚。韩非用申之术,兼商之法,惨刻无理,教人主以不任人,不务德。商鞅暴横,尽废孝弟仁义,无足论矣。此外若《吕览》多存古事,大致近儒。《晏子》兼通儒墨,瑕瑜互见。《战国策》考见世变,势不能废。《孙》、《吴)、《尉镣》,兵家专门,尚不害道。尹文、慎到、鹖冠、尸佼,可采无多。至于公孙龙巧言无实,鬼谷阴贼可鄙,皆不足观。……大抵诸家纰缪易见,学者或爱其文采,或节取一义,苟非天资乖险,鲜有事事则傚实见施行者。

 

 

  对于《老子》,之洞尤其深恶痛绝:

  独《老子》见道颇深,功用较博,而开后世君臣苟安误国之风,致陋儒空疏废学之弊,启猾吏巧士挟诈营私软媚无耻之习,其害亦为最巨,功在西汉之初,而病发于二千年之后,是养成顽纯积弱不能自振之中华者,老氏之学为之也。

 

 

  但是,从学术资料着眼,从诠释、补充儒学的需要出发,张之洞又十分强调先秦诸子之学的珍贵价值。他认为:

  子有益于经者三。一证佐事实,一证补诸经伪文佚文,一兼通古训古音。然此为周秦诸子言也,汉魏亦颇有之,至其义理,虽不免偏驳,亦多有合于经义、可相发明者,宜辨其真伪,别其瑜瑕,斯可矣。唐以后子部书最杂,不可同年而语。诸子道术不同,体制各别,然读之亦有法。首在先求训诂,务使碻实可解,切不可空论其文,臆度其理。即如庄子寓言,谓其事多乌有耳,至其文字名物,仍是凿凿可解,文从字顺,岂有著书传后,故令其语在可晓不可晓之间者乎?以经学家实事求是之法读子,其益无限。大抵天地间人情物理,下至猥琐纤末之事,经史所不能尽者,子部无不有之,其趣妙处,较之经史尤易引人入胜。故不读子,不知瓦砾糠粃比无非至道,不读子,不知文章之面目变化百出,莫可端倪也。(今人学古文以为古文,唐宋巨公学诸子以为古文,此古文家秘奥。)此其益人又有在于表里经史之外者矣。

 

 

  显而易见,张之洞这里所论诸子典籍的学术价值,不惟纠正了当时腐儒排拒诸子之陋见,且于后世治学者,亦有所启迪。清末诸子学的发达,正是对张之洞“读子为通经”说的阐扬和展拓。

  ①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第50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②朱熹语,转引自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第179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③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第20页。

  ④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上卷,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⑤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第178页。

  ①《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

  ③《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

  ④曾国藩:《讨粤匪檄》,见《曾文正公全集》,上海国学整理社1948年版。

  ①《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

  ②《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复颖州府夏教谕书》。

  ③《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一,《朱慎南遗书序》。

  ④《谕纪泽》,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

  ⑤《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三,《复夏弢甫》。

  ⑥《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一,《孙芝房刍议序》。

  ①《谕纪泽》,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顾,顾炎武;阎,阎若璩;戴,戴震;江,江水;钱、钱大昕;秦、秦惠田;段,段玉裁:王、王念孙;皆清代著名汉学家。

  ②《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讨粤匪檄》。

  ③《左传》隐公十一年。

  ④《荀子·礼论》。

  ⑤《论语·为政》。

  ⑥《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三,《复夏弢甫》。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言第二,宜讲汉学。

  ②《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宜讲汉学。

  ①《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②《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忌墨守高头讲章。

  ③《全集》,《輶轩语》一,语学第二,宋学书宜读《近思录》。

  ①《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为学忌分门户。

  ②《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为学忌分门户。

  ③《全集》,卷二百十一,读经札记二,汪拔贡述学,案语。

  ①《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②《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

  ①《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

  ②《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读子为通经,读子宜求训诂看注。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第三节“经世”、“务实”学风

 

                       

  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自业自得,因其所矣。”①张之洞的学风,亦大受时代熏染,以经世、务实力其特色。

 

 

  孔儒之学素有“经世”传统。经世,即治世。孔子一生栖栖皇皇,为的是按照周礼的模式匡救时弊,以成大治。他的全部学术活动,均服从于这一终极目的。“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②从根本上看,孔子并非深研宇宙本体的哲人,也非亟亟于名物训诂的学者,而是全身心地考察伦理一政治问题,修己以治世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广为收徒授学,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也不是为了培养徒托空论、不切实际的学究冬烘,而是为了造就经邦治国的栋梁之材。他明确告诫弟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亦奚以为?”③儒学“经世”,又以“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为其完美体现。“内圣”,是讲求主观伦理道德修养。在此基础上,达礼治,行仁政,以求天下大同,这便是“外王”。在孔子那里,“内圣”与“外王”本浑然一体。其后孟轲侧重于“内圣”之学,荀况侧重于”外王”之学,儒学“经世”走向,遂生歧义。

 

 

  汉代以后,儒学取得学坛正宗地位,其“经世”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正是儒学“经世”传统及其社会实践的生动概括。

  宋、元、明三代,正宗儒学以“理学”形态行世。理学家讲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大谈道、无极、太极、阴阳、五行、性命、善恶、诚、德、仁义礼智信、鬼神、死生、无为、无欲等等。由于“子不语怪、力、乱、神”①,孔子高足子贡所“不可得而闻”的有关“性与天道”的高深哲理,成为理学家们全力探究的中心问题。理学极大地发展了思盂学派的“内圣”之学,使之哲理化、精微化,理论形态臻于烂熟。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理学将学术重心转入对人心、人性、人欲的主观世界的探究,使儒学由孔、盂时代的伦理一政治学演变成道德哲学,从而严重削弱了原始儒学“内圣”落实于“外王”的“经世”功能,正如梁启超所论:

 

 

  道学派别虽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点,是想把儒家言建设在形而上学——即玄学的基础之上。原来儒家开宗的孔子不大喜欢说什么“性与天道”,只是想从日用行为极平实处陶养成理想的人格,但到了佛法输入以后,一半由儒家的自卫,一半由时代人心的要求,总觉得把孔门学说找补些玄学的作料才能满足。于是从“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的《礼记》里头抬出《大学》、《中庸》两篇出来,再加上含有神秘性的《易经》作为根据,来和印度思想对抗。“道学”最主要的精神,实在于此。所以在“道学”总旗帜底下,虽然有吕伯恭、朱晦庵、陈龙川各派,不专以谈玄为主,然而大势所趋,总是倾向到明心见性一路,结果自然要像陆子静、王阳明的讲法,才能彻底的成一片段。①宋学以陆(九渊)、王(守仁)心学为其终结,正是这种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绝好表征。明亡于清,士人于学术方面查寻祸根,自然归罪于宋明之学的空疏玄妄。清初学者李塨(1659—1733)指斥道学先生:

 

 

  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举业,不惟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中国嚼笔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卒之盗贼烽起,大命遂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授之塞外。

 

 

  早于李塨的顾炎武亦尖锐抨击宋明儒“清谈孔孟”: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未。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日一贯,日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股肱情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以此为契机,清儒拨其乱而反之正,于学术上倡导“经世”、“务实”,开出一代新风。有清一朝,执学界牛耳的人物,无论是宗古文经学的的顾炎武、惠栋、戴震,还是宗今文经学的庄存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虽然其学术门户壁立,但于“经世致用”宗旨方面,却息息相通。儒学的“内圣”与“外王”两翼,经过千余年的分道扬镳,至清重归合流。顾炎武于此论道: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程晋芳亦说:

  夫古人为学者以治其身心而从应天下国家之事,故处则为大儒,出则为大臣,未有剖事与心为二,剖学与行为二者也。

  张之洞本宗孔儒,又生当“经世”、“务实”之风笼罩学坛之晚清,故“通经致用”被其视作圭臬。他曾反复申言:“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②通经当用韩愈“提要钩元之法”,务以“切用”为“要指”③。“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他比喻道:

 

 

  书尤谷也,种获春揄,炊之成饭,住以庶羞,食之而饱,肌肤充悦,筋骸强固,此谷之效也。若终岁勤动,仆仆田间,劳劳爨下,并不一尝其味,莳谷何为。近人往往以读书明理判为两事,通经致用视为迂谈。浅者为科举,博洽者著述,取名耳,与己元舆也,于世无舆也,亦犹之获而弗食,食而弗肥也。随时读书,随时穷理,心地清明,人品自然正直,从此贯通古今,推求人事,果能平日讲求,无论才识长短,筮仕登朝,大小必有实用。《易》大畜之象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识,畜德,事本相因。若读书者既不明理,又复无用,则不劳读书矣。④张之洞鄙薄那些“不知时务”,不切“经济”的士人为“陋儒”:

 

 

  扶持世教,利国利民,正是士人分所应为。宋范文正、明孙文正,并皆身为诸生,志在天下。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通晓经术,明于大义,博考史传,周悉利病,此为根抵。尤宜讨论本朝掌故,明悉当时事势,方为切实经济。盖不读书者为俗吏;见近不见远,不知时务者为陋儒。可言不可行,即有大言正论,皆蹈唐吏所讥高而不切之病。

 

 

  为纠此之弊,张之洞倡导“读书宜读有用之书”。他解释道:

  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三等。唐人崇上词章,多撰璅碎虚诞无理之书。宋人笔墨繁冗,公私文字多以空论衍成长篇,著书亦然。明人好作应酬文字,喜谈赏鉴清供,又好蓝本陈编,改换敷衍,便成著作,以故累车连屋,眩人耳目,耗人精神,不能专意要籍。唐以后书,除史部各有所用外,其余陈陈相因之经注,无关要道之谱录,庸猥应酬之诗文集,皆宜屏绝廓清,庶几得有日力,以读有用之书耳。

 

 

  之洞认为,“孔孟之时,经籍无多,人执一业,可以成名,官习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也。今日四部之书汗牛充栋,老死不能遍观而尽识”。②为避免士子于浩如烟海的典籍面前茫然无措,虚掷年华,之洞又提出研习各类学问的“易简”、“切用”之策:

 

 

  一、经学贵通大义。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凡大义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险怪者乃异端,非大义也。《易》之大义,阴阳消长;《书》之大义,知人安民;《诗》之大义,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春秋》大义,明王道,诛乱贼;《礼》之大义,亲亲,尊尊,贤贤;《周礼》大义,治国治官治民三事相维。

 

 

  一、史学考治乱典制。史学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事实,一典制。事实择其治乱大端有关今日鉴戒者考之,无关者置之。典制择其考见世变可资今日取法者考之,无所取者略之。

  一、诸子知取舍。可以证发经义者,及别出新理而不悖经义者取之,显悖孔孟者弃之。

  一、理学看学案。惟读学案可以兼考学行,甄综流派。

  一、词章读有实事者。当于史传及专集总集中择其叙事述理之文读之,其他姑置不读。

  一、政治书读近今者。政治以本朝为要,百年以内政事,五十年以内奏议,尤为切用。

  一、地理考今日有用者。考地理必有图,以今图为主,古图备考。此为中学地理言。若地球全形,外洋诸国,亦须知其方域广狭,程途远近,都会海口,寒暖险易,贫富强弱。重在俄、法、德、英、日本、美六国,其余可缓。

 

 

  一、算学各随所习之事学之。一切格致制造,莫不有算,各视所业何学即习何学之算,取足应用而止。如是则得实用而有涯涘。

  一、小学但通大旨大例。惟百年以来,讲《说文》者终身钻研,汩没不反,亦是一病。要之止须通其大旨大例,即可应用大旨大例者解六书之区分,通古今韵之隔阂,识古籀篆之源委,知以声类求义类之枢纽,晓部首五百四十字之义例。至名物无关大用,说解间有难明,义例倡有抵牾,则缺之不论。①综上所述,张之洞对林林总总的各门学术有一个毫不含糊的取舍标准,这便是是否“切用”、“实用”。这里所谓的“用”,便是传统的经世致用之“用”。“取足应用而止”,是张之洞提倡学术的边界线,超越了经世致用界线的学问,则当“止”。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泰西哲学被视作“不经之论”遭到排斥,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被视作”不急之务”受到冷落。西方技术知识,因切实用,则备受青睐,然而因其与哲学基础、理论科学相割裂,并不能完整、深刻地被急于求成者所掌握。张之洞的这种以“切用”为旨趣的学术路线,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用理性的典型表现。

 

 

  从农业一宗法社会生发出来的实用观念,是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得以生成的思想根源,在近代则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提供了接纳新知(符合“经世致用”需要的新知)的可能,近代中国人正是在“经世实学”的旗帜下接受两洋技艺并迸而创立新学的;另一方面,又局限着新文化全方位的发展。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成就,凡属突破经世致用轨范的,便遇到强劲阻力。张之洞在这两个方面都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

 

 

  张之洞并非专门的学问家,而是有学养并且终生关切学术的政治活动家。大凡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往往喜作纵横谈,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无所不论。张之洞正是此类论者。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当然是他研讨的范围,因本书另辟专章,此不赘述;仅就较纯粹的学术而言,张之洞论及的方面就相当广阔,经史、诗文、词章、训诂、版本、目录诸多领域均有涉猎。就论学的范围之广而言,张之洞颇类似梁启超。这位以淹博著称的粱任公的可爱处之一,便是勇于解剖自己,他曾说:“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①张之洞虽然未能象梁启超那样坦率承认,而实际上,他论学也有“入焉而不深”的芜杂之弊,但其可取之处,则在务求平实,切济时用。

 

 

  对于文学,张之洞在“文”与”质”的关系问题上,偏重于“质”。他认为,“文学之道,先贵诚笃。”之洞厌恶文风轻浮者,他批评“世有聪明浮薄之人,能作浅薄诗数首,略记僻冷书数语,便兀奡放荡,乖僻不情,自命为才子名士,不惟见笑大方,一染此种气习,终身不可人道。”①之洞平生“最恶六朝文字,谓南北朝乃兵戈分裂,道丧文敝之世,效之何为。凡文章本无根抵,词华而号称六朝骈体,以纤仄拗涩字句强凑成篇者,必黜之。”“谓此辈诡异险怪,欺世乱俗,习为愁惨之象,举世无宁字矣”②他在《连珠诗》中写道:

 

 

  凡百文学科,积理为根核。

  衷圣义乃高,广纳言乃恢。

  古今归一贯,雅郑慎别裁。

  左氏肇经传,千篇搜帝魁。

  班生擅史法,九流综兰台。

  能漱六艺润,始起八代衰。

  勃如芝菌生,浩如江河来。

  文笔且犹然,何况著述才。

  玄言王弼谬,卖饼公羊哀。

  逃虚诗喻禅,破道文类俳。

  陋乃理之贼,碎乃文之灾。

  吾闻南华经,风积必待培。①

  张之洞强调“中国文章不可不讲”,“文以载道,此语极精。”“中国之道具于经史,经史文辞古雅,浅学不解,自然不观,若不讲文章,经史不废而自废。”②他卓有见解地提出,“多读经、子、史乃能工文,但读集不能工文也。”③他主张文章应“有意、有词,有气,有势,有声,有色”,“通乎上下,意笔为先”。④文体不同,要求亦随之而异。“古文之要曰实,骈文之要曰雅。实由于有事,雅由于有理。散文多虚字,故尤患事不足。骈文多词华,故尤患理不足,各免偏枯,斯为尽美。”⑤至于时文,则宜“清、真、雅、正”⑥。无论何种文体,均应“先求法变可观,再议神明变化。”⑦张之洞于诗亦多有论述。他认为:“有理、有情、有事,三者俱备,乃能有味。诗至有味,乃臻极品。数语虽约,颇能赅括前人众论学诗者。”⑧诗家所忌,因体而殊。“五古忌散缓垛积,七古忌空廓平直,五七律忌枝节饤饾,绝句忌剽滑。各体之通忌,曰言外无余味。”⑨对于试律诗,之洞提出“宜工(不率)、切(不泛).庄(不佻)、雅(不腐)”四条标准。在诗学理论方面,之洞不赞成钟惺、谭元春、袁枚等人所倡导的好孤峭、主性灵之说,而认为“体制必当学古,惟在有意耳。”他批评”明钟、谭诋七子,近人主性灵,变本加厉,尤非。”①以此为据,在诗家评骘上,之洞极度推崇深沉凝重、辞警意丰的杜(甫)诗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白(居易)诗。他赞杜诗曰:

 

 

  稷契寻常便许身,忽侪孔跖等埃尘。

  虽高不切轻言语,论定文人有史臣。

  又赞白诗曰:

  海图题咏见忧思,浪搅天吴悔己迟。

  亦有刑天精卫句,千秋独诵白家诗。②

  另一方面,之洞又贬抑风格险怪、词句苦涩的李(贺)诗和贾(岛)诗:“李昌谷诗乃零句凑合者,见之本传,贾长江诗乃散联足成者,见之唐诗纪事。岂特去诗教太远,古来大家直无此作法,其险怪不平易、苦涩不条达,正其才短,非其格高也。”③他还批评黄庭坚:“黄诗多槎牙,吐语无平直,三反信难晓,读之鲠胸臆”④。

 

 

  张之洞论史学,亦多从切济时用着眼。“读史者贵能详考事迹古人作用言论,推求盛衰之倚伏、政治之沿革、时势之轻重、风气之变迁,为其可以益人神智,遇事见诸设施耳。”“诸史中体例文笔虽有高卞,而其有益实用处,并无轻重之别。盖一朝自有一朝之事迹,一朝之典制,无可轩轾,且时代愈近者,愈切于用。”①之洞认为,”全史浩繁”,而以“《史记》、《前汉》为尤要。其要如何,语其高则证经义,通史法;语其卑则古来词章无论骈散,凡雅词丽藻,大半皆出其中,文章之美,无待于言。”②“若意在经济,莫如《文献通考》,详博综贯,尤便于用。”③对于史论之作,之洞推崇唐刘知几“《史通》最为史学枢要,必当先读”④,又品评王夫之《通鉴论》、《宋论》“识多独到,而偏好翻案”⑤。他还批评“本朝史学家搜考亦极繁细,然亦稍有贪多识小之弊”⑥。

 

 

  相对而论,在诸多学术门类中,之洞于版本目录学见识为精,贡献尤大。

  光绪元年(1875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之洞因作《书目答问》“以告初学”⑦。此书于中国版本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修成。七年之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告竣。《提要》对一万另二百五十四种古代典籍分类编排,并作出简要考订和评论。至今为止,它仍是最重要的问学门径之书,但其内容繁杂,不易为初学者掌握。而且,《提要》编成以后近百年内,又有大量学术著作问世,这就迫切需要有一部“以约驭繁”,且吸收最新学术成果的版本目录学著作来充当治学者的入门向导。

 

 

  《书目答问》便担负了这一任务。《书目答问》的最大特色是切于实用。张之洞在《略例》中标明著述宗旨: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其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汪本晚出者十之七八。)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罔眩惑而已。①《书目答问》的选录标准是:

 

 

  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事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多传本者举善本,未见精本者举通行本,未见近刻者举今日见存明本。②《书目答问》共收录典籍二千二百余种,学术精要之作。基本网罗。又于每一种书目下列举若干重要的、通行的版本,加以简要切当的比较,以为初学者指点要津。

 

 

  由于《书目答问》具有简约、精要、实用的特点,素为学界所推重。梁启超回忆,他少年时代“得张南皮之《輶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①任公此言,是当年士人的真切感受。对国粹派素持批评的鲁迅,于真正的中国学问仍深表敬意。1927年,他在抨击”整理国故”口号的同时,又告知青年:“我以为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②清末至民国间,求国学的入门之径者,莫不就教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仅此一例,即可见张氏在中国近世学术史上的地位。

 

 

  ①《清代学术概论》二十。

  ②《庄子·天下》。

  ③《论语·子路》。

  ①《论语、述而》。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行第一,讲求经济。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读书宜读有用书。

  ②《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

  ①《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

  ①《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行第一,戒自居才子名士。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之二十二。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六,电牍五十七,致京张冶秋尚书。

  ③《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读书宜读有用书。

  ④《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宜学好墨卷,宜讲用意用笔。

  ⑤《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语文第三。古文骈体文。

  ⑥《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语文第三,时文。

  ⑦《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语文第三,古文骈体文。

  ⑧《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语文第三,古文体诗。

  ⑨《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语文第三,古文体诗。

  ①《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语文第三,古文体诗。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七,诗集四,读史绝句二十一首。

  ③《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语文第三,古今体诗。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忆蜀游十一首之七,摩围阁。

  ①《全集》,卷二百○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读史。

  ②③④《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读史。

  ⑤《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

  ⑥《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致宝竹坡。

  ⑦《全集》,卷二百零六,《书目答问》略例。

  ①《全集》,卷二百零六,《书目答问》略例。

  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9页。

  ②《而已集·读书杂谈》。《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张之洞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近代企业家,也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近代经济思想家,而是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和开放襟怀的行政大员。他的“洋务”经济建设事业的根本动机,乃是为摇摇欲坠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加固墙脚,支撑危梁。就具体的经济行为而论,他所选择的目标,并不是以最小投入来换取最大产出、最佳效益,而是完全服从于巩固清廷朝纲的政治目的。非经济的因素控驭了经济运动的全过程,必然导致运动的畸型发展和非乐观结局。这反映在张之洞的经济思想中,便是种种反科学原则、反客观规律的谬误认识的存在。这在他的企业管理思想方面,表现尤为显著。

 

 

  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管理,本身已成为一门严格的高度艺术化的科学。但是主持湖北诸多近代企业的张之洞本人,在这方面的知识极度贫乏,对于价值规律、经济管理手段。或者仅知皮毛,或者一窍不通,全凭衙门式的训令指挥生产。如盲目订购机器,忽视原材料的供给保障、以行政手段强行干预企业资金流动走向等等,都给企业造成人为的发展障碍。更为严重的是,官场的裙带之风,贪污贿赂、糜费侵蚀,排场应酬等积弊弥漫于企业内部。汉阳铁厂“每出一差,委员必十位、八位,爵秩相等,并驾齐驱,以致事权不一,互相观望,仰窥帅(指张之洞一引者)意”①。塾师黄厚成,仅凭教过总督之子,便被委任湖北针钉厂总办,经营无方,亏空巨大。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的五百余万两银,用于基建,购置设备的不到一半,“余皆系浮费,于公司毫无利益”②。由此而论,张之洞这位洋务殿军富国梦的破灭,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⑤《全集》,卷二百十二,古文一。

  ①《全集》,卷二百十二,古文一。

  ②③《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①《全集》,卷二百,电牍七十九。

  ②《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③《全集》.卷六十二,奏议六十二。

  ④《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①《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第383~385页。

  ②③《全集》,卷六十三,奏议六十三。

  ④《全集》,卷六十五,奏议六十五。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①《盛宣怀档案》,钟天纬致盛宣怀函。

  ②徐珂:《清稗类钞》,第17册,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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