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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蒙学教育研究——北京海印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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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洞評傳六  

2011-11-12 22:27:55|  分类: 大师谈治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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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维护主权之旨,羁縻牵制之术——张之洞的外交主张

 

                       

  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撬开中国紧闭的大门,清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十分被动的的情势之下展开。张之洞在其政坛生涯中,虽未曾以外交为专务,但在疆吏职守内每每涉及外事,于此多有主见,同时他对朝廷外交战略亦屡屡建策,颇富创意,在外侮频仍、御外乏术的晚清堪称难能。

 

 

                        第一节 内政自有主权,外交须有成案

 

                       

  张之洞的外交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但其一以贯之的基本出发点是抵御列强干涉,维护国家主权。早在“清流”时期,张之洞即高张维护主权的旗帜。光绪五年(1879年),崇厚与俄国代理外交大臣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中国仅收回伊犁一座孤城,却要割让大片土地,赔款五百万卢布。张之洞于为此上《熟权俄约利害折》,《评筹边计折》,力陈“俄约有十不可许”,虽“必改此议不能无事”,但“不改此议不可为国”,显示了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凛然正气。出任封疆后,张之洞面对“万国盟聘,事变日多”的态势,更深切地认识到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和艰难,并形成较为完整的外交思想。他认为:

 

 

  中国与各国交谊,本无歧视,然办理内政自有主权,办理外交须有成案,外人断不能凭空强为干预。……中国毫无主权,任人干涉,其将何以为国!①虽然张之洞未能对列强侵华的经济—政治动因作出深入分析,但他清醒认识到这种侵略损害中华民族利权的严重性。他认为,西方列强有如“熊虎豺狼,名异实同,无不噬人者。”②在近代世界强列政治中,“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③万不可寄希望于国际公法。唯有在增加国力的基础之上,实有战心,“实有战具,而后可以为讲之地也。”④张继煦概括张之洞所主持的对外交涉的特点是,“光明磊落,推诚布公,可者与之,不可者拒之,毋逆诈以资口实,毋通融以贻后患。”“与外人周旋,遇无理之要求,国体所关,及人民利益之宜保障者,开始即严加拒绝,虽百端恫喝,不为所撼。”⑤揆诸史实,确为的论。

 

 

  对于李鸿章主持朝廷妥协外交,割让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主权以苛安一时,张之洞一再表示强烈的不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在比较各国外交时论道:“今日五洲各国之交际,小国与大国交不同,西国与中国交又不同。即如进口税,主人为政,中国不然也。寓商受本国约束,中国不然也。各国通商,只及海口,不入内河,中国不然也。华洋商民相杀,一重一轻,交涉之案,西人会审,各国所无也。”①他认为“政府一定宗旨”当是“所有自有权利,无论系何地,皆不愿专让他人。无论何国,无论在何处,亦不应占我各项权利。”②为此,他与李鸿章之间多生扞格,以致军机处不得不出面调解,一方面称李鸿章“身处其难,原多委曲,然时有不受商量之失”,一方面责备张之洞“虑事固深,而发言太易,亦未免责人无已。”③李鸿章主持贫弱虚空之老大帝国的外交事务,“身处其难,原多委曲”,固非空言;张之洞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发言太易”,亦属实情。李鸿章因此而有意引张入枢府,让他分尝当事人之苦头,但却为之洞所拒。不过,张之洞于地方疆吏职守之内,在维护国家主权,保护民众权益方面,确是毫不含糊,尽责尽力,口碑流传民间,实绩载于史册。

 

 

  张之洞直接经办涉外事务,始于两广总督任内。从一开始,他就认定,主权问题,绝无退让余地。他在给广东臬台的电报中强调:“粤省洋务,不宜迁就,凡仆所坚持者,皆万不可许。”①当时广东全省常税为总税务司英人赫德控揽,之洞认为此万不妥,应力争收回税权。他一再陈说利害:“赫德揽收全粤常税,力挤监督”,其心“狡而毒,意在全纲中国利权”,“既夺全粤之税,必笼全粤之厘……将来不尽夺各省海口长江之利权不止”②,“今以洋员全夺地方官之权,挠我内政,以后粤省虎门以外纵横数百里耳目所习,将不复知有华官法度,非特利权有损,并干事权有妨”。之洞进一步说明:“广东为中华海疆第一道门户,粤防驰则沿海皆为兵冲,粤力尽则南洋更无可恃,此事关涉重要,臣等属与司道以下各官筹议,无不同切隐忧。”他表白此议绝非为广东一省争利,而在争国家主权,申明自己“断不至为粤省地方官与税司争权,况无损粤饷,更何必为粤省司局与税司争利,特以中外大防所系”,故不得不“痛陈管蠡,上达宸聪”③。对于列强势力以种种形式渗入粤省各地,之洞保持高度警惕。光绪十三年(1887年),琼州道报告,有洋医冶善基在那大地方设局行医。之洞立即电示:“此事万不可行,洋人用意甚深谲,每藉行善事购地起屋,影射侵占,招引族类愈推愈广,遂成世业,为害无穷。”命琼州道将其驱逐,“勿任久踞滋弊。”④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华人出国佣工、经商者日众。广东为出国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华裔桥民在欧美、东南亚及澳洲各地辛勤劳作,为繁荣当地经济、文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但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美国、澳大利亚先后通过“排华法案”,形成迫害、驱逐华侨的逆浪。在这种情形下,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华侨正当权益,便成为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的一大德政。他得悉旧金山等地华侨被杀害,商店、住房被烧毁的确实情况后,立即约请美国公使田贝来广州会谈,严正警告美方,如不立即停止迫害华侨,广东方面将以牙还牙,驱逐在粤的的美国侨民。他还电请总理衙门,通过外交途径,要求美方惩处凶犯,赔偿损失,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之洞专奏《会筹保护侨商事宜折》,提出政府应派员常驻华侨聚居地,与驻在国方面妥为协商,保护华侨利益,体现国家尊严。在他的推荐下,记名总兵王荣和、内阁侍读盐运使余璡二人出使东南亚及澳大利亚等地,与各地当局恰商华侨事宜,所到之处,“华民欢呼爱戴,望派领事极殷”①。后来王荣和出任驻菲律宾领事,张之洞又托他赠送中华文化典籍与侨胞,以期“聪明志气之用,得以扩充而愈开;水源木本之思,益将深固而不解。”②西方基督教自唐代即传入中国,但长期未得广泛流传。明末清初大批传教士东来,基督教始于皇室及上流社会内传播,但不久亦遭康熙、雍正二帝的禁绝。鸦片战争以后,教禁渐开。《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有传教来至中国,一体保护”。《中美望厦条约》也载明:“除了传教士能在五口传教之外,还可以建立教堂。”从此,西方教会势力迅速渗透中国各地。由于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儒教宗旨迥异,文化冲突势所难免,加上部份传教士及教民依仗列强侵略势力欺压百姓,为非作歹,所以六十年代以后,各地教案迭兴。张之洞抚晋、督粤,移节湖广,都经手处理了一批教案。光绪八年(1882年),张之洞在《设立教案局片》中论及山西各地教民冲突的起因时说:“缘奸民持其护符无理生衅,该教堂包揽袒庇,……教堂日横,民怨日深”,“详核新旧各案,皆悉教曲民直,又皆地方事体,无关传教之事”①。为了保护人民正当权益,惩处刁顽教徒,他专设教案局,于发生教案后,衡量事理,依据条约,分别准驳。对逞刁之教民,将其驱逐,对生事之教士,责令主教撤换。中法战争期间,法领事法兰亭称开战以后,广东全省教堂损失共值三十余万元,要求赔偿。张之洞“正言力拒”,驳其“荒谬实堪发指”,“此事万无许理,分文不能偿给”②。在处理九十年代湖北武穴、宜昌、长乐、利川等地教案时,张之洞一方面固然视民为“匪”,严加弹压,另一方面也从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对列强的无理蛮横要求以有力抵制。英国领事称武穴教案为“谋杀故杀,放火抢劫”,张之洞驳曰:“哄闹混殴非谋杀,多人共殴一人非故杀,失火延烧非放火故烧,攫取零物非抢劫”③,并拒绝“一一拿办”旁观者的无理要求。对于宜昌教案,之洞认为“愚民集众滋闹,固属不应,而该堂之不遵告诫,启嫌误事,亦不能辞其咎。”④在《札江汉关道照会英领事饬黄州教士回汉文》中,张之洞诘问道:

 

 

  今如教士到境,民情既不愿其来,而教士又坚持而不肯去,不自责其传教之无方,而责人以保护之不力。西教之道,果如是乎?在教士有冒险之虑,在地方官有掣肘之患。教士游历,并无定在,岂能处处皆以兵力弹压,此非入内地传教也,特入内地生事耳。①对于法国领事要求派兵保护教堂并严办襄阳各案,之洞据理相争:中国军队驻扎何地,“有关机宜,惟当局者能知其扼要,岂外人所得搀预议论。”如果法国教士身家不保。自为该领事分内应办之事,若教民身亡,自有地方官申愬,不惟教士不应干预,即该领事亦不得越俎,应听地方官自行审办,此乃有关中国主权之事,不可含浑。”该领事将教民相提并论,亦属不合。”②总之,张之洞处理教案,“以保主权,守条约,卫人民为主旨”,不卑不亢,不像有些疆吏一味妥协,”惧酿重大交涉”,“多杀无辜,以谢外人”③,体现了一个正直官僚的爱国立场与守土护民的责任心。

 

 

  租界,是两方列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肌体上滋生的赘疣。张之洞对于通商口岸租界之开辟深以为虑。他认为“上海旧日各租界,名为中国境内,实已与各国土地无异”④,中国主权丧失殆尽。对于各国急欲扩大租界地面,之洞更是忧心忡忡。“今日急务则莫如限制洋人于租界外占地一事为最重”,否则,“流弊无穷,不堪设想”。他针对各国占地,先筑马路,继则设捕房、挂路灯、编门牌的“蚕食”伎俩,决定“凡租界外洋人马路已到之处,即于其地接造马路一段,迎头拦截,彼自不能轶出范围”。同时严禁华人私卖土地与洋人,如有违者,严治其罪,并将该地充公,地价追缴入官,①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汉口法领事要求拓展租界至芦汉铁路所经之地面,张之洞坚决拒绝,“铁路所经,乃两旁之地,必须全归中国管理,断断不容旁落。距铁路六十里之界,断断不能逾。法领事终不能再有所要挟。”②这些举措虽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厄运,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侵略势力的扩张,维护了国家权益。在对外交涉中,张之洞每每挺身维护中国民众权益,毫不退让,即便挂冠而去也在所不惜。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德国美最时洋行驻汉口分行欲在汉江安设趸船。张之洞认为其选中之地紧靠龙王庙码头,有碍官商民船渡江,夏秋涨水之际,趸船锚链必然对往来船只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坚持不许。德方通过外务部压之洞就范,”耸以危词,意在必得”。之洞义正辞严予以驳斥:“德使只知保护美最时一家利益,不知华民权利亦须存留,华人性命尤须保护。”“若美最时趸船果设,吾不能见湖北百姓,只有不作官耳。”③双方相持年余,以德方退让告终。张继煦曾这样总结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交涉之能事”:

 

 

  “一案发生,必先从情理法三者研究其结果,即据以为交涉之主旨。任何术骗威胁,百变不离其宗,案求速结,大致议妥,然后报告于中央。久之外人知公之不可要挟,则迳向中央抗议,以冀达其目的。然往往中央允许,而公痛陈利害,仍坚持其初议。外人知无可冀,亦徐就范围。”①考其事迹,这段评论大体符合张之洞出任封疆期间惨淡经营外交事宜的实际情形,而这在晚清疆吏流行”软骨症”的时局中,尤显其凛然正气,难能可贵。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与梁崧生。

  ②《全集》,卷一百五十五,电牍三十四,致上海盛京堂。

  ③《劝学篇·外篇·非弭兵第十四》。

  ④《全集》,卷二,奏议二,详筹边计折。

  ⑤《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6页。

  ①《劝学篇·外篇·非弭兵第十四》。

  ②《全集》,卷一百八十四,电牍六十三,致京德国钦差葛署大臣。

  ③《全集》,卷八十三,电奏十一,行在军机处来电。

  ①《全集》,卷一百三十一,电牍十,致京广东臬台王爵堂。

  ②《全集》,卷一百三十,电牍九,致天津李中堂。

  ③《全集》,卷二十,奏议二十,税局代收新香六厂货厘宜防流弊折。

  ④《全集》,卷一百三十,电牍九,致琼州朱道方道。

  ①《全集》,卷一百二十七,电牍六,致天津李中堂。

  ②《全集》,卷二十三,奏议二十三,《派员周历南洋各埠筹议保护折》。

  ①《全集》,卷六,奏议六,《设立教堂局片》。

  ②《全集》,卷七十五,电奏三,致总署。

  ③《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7页。

  ④《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7页,第48页。

  ①《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7页,第48页。

  ②《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8页,第46页。

  ③《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8页,第46页。

  ④《全集》,卷八十五,电奏十三,致军机处外务部天津袁宫保。

  ①《全集》,卷四十二,奏议四十二,《限制租界严禁侵占折》。

  ②《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9页。

  ③《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9页。

  ①《张文襄公治鄂记》,第50页。

 

 

                        第二节 从“远交近攻,以夷制夷”到“利用均势,羁縻牵制”

 

                       

  在处理清政府与列强关系的策略思想方面,张之洞经历了由“远交近攻,以夷制夷”到”利用均势,羁縻牵制”的转变过程。大致说来,从他七十年代末跻身“清流”,参预改订《中俄条约》,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签订,其外交思想的重心不脱林则徐、魏源“以夷制夷”之故道。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以后,张之洞鉴于清廷地位进一步衰落,“制夷”已不现实,列强争夺在华利益进一步加剧,转而倾向接受美国“开门通商,利益均沾”的主张,其目的在利用均势,行“羁縻”之术,以维护脆弱已极的国家独立地位、领土完整及主权。相对而言,张之洞前期外交策略思想较为积极主动,但迫于内外形势,行之不果,不得已退而求其次,以消极被动的力量、利益“平衡”策略求得局面的维持。手法迥异,但宗旨一脉相承,即利用列强矛盾,力挽主权尊严。

 

 

  “以夷制夷”是中原王朝自古以来应对周边诸族的贯用策略。近代以降,西方殖民主义东侵,对于中国人来说,“夷”已不是指周边少数民族,而是指西方殖民者。在近代中国,提出“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以抗御西入侵略,首倡者为林则徐。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当西方列强的经济渗透日甚一日之时,朝廷上下“封关禁海”之论甚嚣尘上。惟独林则徐以开放眼光和主动精神,认为“不分良莠”一概禁绝与列强往来,并非万全之策。既要与外通商,又要防止失利丧权,“此中控驭之法,似可以夷制夷使其相间相睽”,“以彼此之离心各输忱而内向。”①林则徐的本意在利用矛盾,掌握主动,这当然不错。可惜“以夷制夷”的前提是自己要有足够的实力,否则不惟谈不上制夷,将反而为夷所制。如果说在林则徐的时代,“天朝上国”虽然内囊已尽上来,而架子还不曾完全倒塌,因而“以夷制夷”还有可能的话,那么到了七、八十年代洋务派主持清廷外交时,“以夷制夷”策略便更多地只是体现出在大厦将倾之际振衰起颓以挽国势的良苦用心,而实际上却很难行得通了。

 

 

  张之洞早期的外交策略思想与李鸿章并无二致,也主张“以夷制夷”。他引用经传所谓“度德量力”,史策所载“远交近攻”来论证外交“须审邻国之治乱强弱,于我之远近缓急,分别应之。固无一律用武之道,亦无一概示弱之理。”①所不同的是,李鸿章是企图联俄以制日,张之洞却力主联英、日以制俄。甲午战后,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出访俄国,临行之前宣称“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其得意之作是以租借军港、出让修路权、开矿权以换取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迫使日本退出甲午战后从中国割占的辽东半岛。张之洞的联英、日以制俄外交构想,有其理论上的依据,这便是他对于“陆权”“海权”国家的区分。

 

 

  张之洞认为,中、俄同为以农为生的“陆权”国家,而英、日则为以商为生的“海权”国家。陆权国家之间矛盾不可调和,而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另一面,日与俄相比,日弱俄强。李鸿章认为“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固得借俄以慑倭。”②而张之洞则认为正因为日弱,又以商为生,我可以通商为要挟手段,控制日本,联弱抗强。“日本甚贫,华市一绝,商贾立窘。……中国之兵力财力纵不能胜俄,何至不能御倭哉。”“盖商务所争在利,方今泰西诸族麇集中华,加一贫小之日本,亦复何伤,夫中国不过分西洋诸国之余沥以沾丐东洋而藉此可以联唇齿之欢,孤俄人之党,此所谓不费之惠,因时之宜。”①甲午战争期间,中日矛盾激化,张之洞一度也赞成李鸿章援俄抗日之策,同时又根据“远交近攻”之理论,主张联英以制日。他说:

 

 

  英远倭近,英缓倭急,英乃强邻尚存大体,倭乃凶盗毫无天理。②但是甲午以后不久,张之洞即回复到联英、日以制俄的外交路线上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日本方面密遣参谋部副将神尾光臣、部员宇都宫太郎赴武昌,游说之洞,“语极殷切,意在两国联络”。之洞在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分析其原因:“大抵倭见俄日强,德日横,法将睡起,英亦效尤,海口尽占,中国固危,倭四面皆受强邻之逼,彼亦危矣,故今日急欲联英联中,以抗俄德面图自保。”他建议“破(日本)既愿助我,落得用之。……联倭者所以联英之枢钮也。倭肯出力劝英与我联,则英不能非理要求而我可藉英之援助矣,我不与倭联,则彼将附英以窥长江矣。”③应该说这种分析还是有其道理的。

 

 

  张之洞倾向联英,在相当程度上与他和李提摩太的交往有关。之洞与李氏相识于晋抚任内,当时之洞即对李氏介绍、演示的西方科技大感兴趣,对其本人也颇敬佩,延聘为顾问,采纳其建议,开办”新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中日之战正酣,张之洞暂署两江,驻节江宁(南京),李提摩太其时正在上海,三次赴宁谒见,建议速和日本,结英为援,力行新政。其间李氏曾提出中国授权于英,处理外交,代管工矿铁路,英国将援助中国推行改革。①对于这个完全变中国为英国附庸的“建议”,之洞当然加以拒绝,但他并不反对中英成立期限不超过十年的互惠同盟。

 

 

  张之洞倾向联日,则更多地与他的儒教文化观相关。他在致神尾光臣的电报中称:“贵国与敝国同种同教同文,同处亚洲,必宜交谊,远过它国,方能联为一气。”②在赠长冈护美的诗中,之洞写道:“尔雅东方号太平,同文宏愿盖环瀛。”“止有合纵纾急劫,故知通道胜要盟。”③同文同种当然不能保证国家之间的稳固政治结盟,但从外交策略方面考虑,它却毕竟是可资利用的重要因素。张之洞联日设想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二月十日,张之洞正式奏请与英日联交,建议通过总税务司赫德探询英方态度,早日促成其事。同时,他又准备派郑孝胥等率领游学生赴日,学习工商、军事、法律、教育。他还致电总署,暂缓付日战争赔款,使日军继续驻扎威海,以牵制俄、德等国在华北的行动。又倡借英之力,重建海军。“水师惟英最精,英若借巨款造战舰雷艇数十艘,船向英造,将向英借,亦派将弁学生数百人赴英学习,船造成,我将弁亦练成矣。募英将如郎威理者统之,管代用中国人,船上执事参用英人,即与英船在东方者合队操练。”列强“见我大举经营海军,气象顿为一振,自可息其狡谋。”①但是,总理衙门复电,拒绝采纳之洞的建议:“俄焰日炽,各国畏忌,日英尤切。其欲联我无非藉我为屏蔽,无资于我也。既与联,则必有密约。日英政出议院,断难久秘。一经传播,中俄之交绝,德法乘之,其祸不可思议。”“英日求联,皆游士兵官之言,该使从不稍露端倪,联之一事甚不易言。各国风俗通,政教同,相联甚便,中外事事隔阂,难为密谋。只可遣使各国,商保东方太平之局,则不联之联,不致激成东方战局。”②总署的这一纸电文,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清廷“以夷制夷”外交策略(既包括李鸿章主张的联俄抗日,又包括张之洞主张的联英、日抗俄)的否定性总结。它表明清政府终于醒悟到,脱胎于中国传统观念的“以夷制夷”,已经不能适应近代世界的强权政治秩序,尤其是在积贫积弱的中国面对列强的步步紧逼而被迫采取防守态势的外交格局之下,它更难发挥在中华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的功效。总署电文所称“只可遣使各国,商保东方太平之局,则不联之联,不致激成东方战局”,明确显露出清季外交转向“利用均势,羁縻牵制”轨道的征兆。张之洞顺应于这一转变,他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主谋策划“东南互保”,正是这种“利用均势,羁縻牵制”外交策略的典型体现。

 

 

  就张之洞个人而言,其外交思想的这一重大转变,在一定意义上讲,正是他的总体文化观从传统型向传统一近代型过渡的征象之一。“以夷制夷”,明显带有“天朝上国”乃“万邦宗主”的独尊意味,它是中华文化领先于周边诸族时代的产物。万里之外的“红毛蕃种”打上门来,不知究底、囿于传统的中国士大夫开始很自然地祭出“以夷制夷”的现成法宝。这便是林则徐等人的心态。屡经交手,才知对手远非南蛮北狄、东夷西戎可比,这才有所醒悟,知当今世界迥非往昔,中国已经失去“天下之中”的地理与心理位置,于是土大夫们又将时局比之于春秋战国。张之洞的“度德量力”、”守在四夷”、“远交近攻”、“合纵连横”之类外交构想,均出自于中华传统的理论仓库。但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外关系,与春秋战国时代的列国关系,绝无共同本质可言。春秋战国,是同一文化圈内,基于同一文明发展水准上的政治结构重组,而十九世纪的中外关系,却是不同的文化体系,在不同的文明发展阶段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碰撞、交融。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各国风俗通,政教同,相联甚便”,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中国与近代的西方“事事隔阂”。“以夷制夷”之不能奏效,并非李鸿章、张之洞个人的失误,而是时势所使然。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更为加深,列强在华争夺与勾结,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三国干涉还辽,德国要求在中国得到一处海军基地作为报偿,但被清政府拒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以两名德籍传教士在山东钜野被杀为借口,强占胶州湾,迫使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租借”胶州湾九十九年,并取得在山东修筑铁路、承办各项工程的特权。俄国随即以“保护”中国不受德国侵犯为由,迫使清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英国也“租借”了威海卫和香港新界,并取得清政府不得将长江流域让与他国的承诺。法国则“租借”广州湾,并在两广和云南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已面临被瓜分的危险。另一方面,列强在争夺在华利益的同时,又加强相互间的勾结。英俄、英德、英日、俄德等国之间,纷纷寻求谅解,避免争夺可能给双方带来的危害,以期共同掠夺中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英国向俄国提出:“我们彼此的目的并没有任何严重的矛盾;另一方面,我们都能够做出许多有害对方的事,如果我们想这么做的话。最好是我们达成一项谅解。如果我们能够认为俄国愿意同我们合作,那么,我们愿为促进俄国对(中国)北部商业目的而作很大让步。”①英俄联手瓜分中国渐成态势。

 

 

  中国加速沦为半殖民地的惨痛事实,以及列强在华相互关系的的新格局,迫使清廷枢吏在外交政策方面重新抉择。基于传统观念和自主地位的“以夷制夷”已经失去效用,而近代西方政治的理论产物“均势”论开始受到他们的注意。李鸿章、张之洞都是如此。“均势”论的基本思想是:和平的维持在于阻止任何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拥有足够的力量去控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光绪四年(1878年)马建忠(1845—1900)在从巴黎写给总理衙门的一封信中,第一次使用了“均势”一词。利用“均势”以保小国、弱国生存的思想,遂为中国士大夫所了解。李鸿章在致朝鲜相国李裕元的信中就说:“去岁(1878年)土耳其为俄所伐,势几岌岌,迨英奥诸国出面争论,俄始敛兵而退。向使土国孤立无援,俄人已独享其利矣。又欧洲之比利时丹马皆极小之国,自与各国立约,遂无敢妄肆侵陵者。此皆强弱相维之明证也。”①不过在甲午战争以前,清廷尚放不下虚假的“天朝上国”的老大架子,李鸿章等也不过认为,朝鲜、安南等藩属小国才用得上“均势”论以求生存,而清政府自身还可以“以夷制夷”来维系国势。甲午以后,特别是德国占领胶州湾以后,清廷国势骤衰,“瓜分豆剖,渐露机芽”,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才不得不摒弃“以夷制夷”的虚幻构想,转而采取“利用均势,羁縻牵制”的应付策略,以求在列强势力的夹缝之中,保持清王朝脆弱的、表面的“主权”地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北方义和团运动高涨。六月,清政府对列强宣战。八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西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正当此中国局势剧烈动荡之时,张之洞在南方与刘坤一等共同策划了“东南互保”,力图一方面压制民众的反抗,另一方面阻止列强对长江流域的瓜分,为清政府保全半壁河山。张之洞的设想是,就目前计,北事己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净土,饷源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全疆土。他说:“长江商务英国为重,各国忌嫉已久,惧英而不敢先发。英亦虑各国干预而不敢强占,以启各国戎心。在我正可就其所忌而羁縻牵制之。……此实委曲求全之策。”②这就是说,一方面利用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来防御他国插足,另一方面又利用他国的干预来阻止英国对长江流域的独吞。

 

 

  东南互保”局面的成立,与列强当时的态度,尤其是英、美两国的态度有关。英国最担心一旦长江地区局势动乱,其他各国势必乘机要求出兵,这样必将危及英国在此地区的既得利益,故尔十分赞同张之洞、刘坤一提出的“东南互保”,以维持南方各省的平静局面。美国是瓜分中国宴席上的迟到者。为谋求在华权益,争取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自由开放,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9月,美国向列强首次提出关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其主要内容是:(1),各国在中国“势力范围”内的投资事业或任何既得利益,他国不得干涉;(2),各国对华出口货物,均按中国现行关税率交税,税款概由中国政府征收。义和团运动兴起,美国十分担心各国乘机瓜分中国,导致“门户开放”政策夭折,所以对于“东南互保”一事力表赞同,并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发表第二次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宣言,明确声言“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以缓解列强在华利益争夺,其根本目的则是在“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公平”旗号之下,使美国这个“迟到者”得以攫取更多的在华利益。

 

 

  对于列强来说,“门户开放”政策不失为一种协调关系、避免相互冲突的可行方案,所以各国都在事实上予以接受。而对于张之洞来说,“门户开放”政策则不仅是对其“东南互保”的有力支持,而且成为他”利用均势,羁縻牵制”外交策略的国际保证。庚子年间,列强各怀野心,相互制约,莫敢先发的微妙“均势”,促成了“东南互保”的出现,而“东南互保”的成功,更坚定了张之洞“利用均势,羁縻牵制”以挽利权的外交信心。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沙俄出兵侵占东三省。年底,中俄两国在彼得堡谈判,俄方提出条约草案十二条,名义上“将满洲全行交还中国”,实际则不仅将东三省完全置于俄国控制之下,而且掠夺中国对于蒙古、新疆地区的主权。奕劻、李鸿章等主张早日签约,避免事态扩大,但张之洞则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条约一签,东北为沙俄独占,不惟列强在东北的“均势”被破坏,而且各国必将群起效尤,“英于长江,德于东,日于闽、法于滇,皆不许中国自开矿路,中国全国政治、土地、理财、行兵之权皆为人有矣。”张之洞尤其担心的是,一旦“均势”局面被打破,“羁縻”之策无从施行,瓜分局面必不可免。他在致西安行在军机处的电报中痛陈已见:且我于东北西北各省准他国人开矿造路,尚是牵制维系之策,亦不能允饿人阻断他国之请,任其垄断,待其吞噬。中国一线生机,只在各国牵制一语,岂可自行划断。①随后,张之洞又提出东三省全行开放,开门通商,引各国力量以制约沙俄侵吞东北的阴谋:“开放东三省,予实利与各国,俾藉各国之公论以展限,藉各国之商利以阻俄吞辽土,藉各国之练兵以抵俄路入关。”②简洁他说,即“留中国之兵护满洲,不如招各国之商护满洲。”这再明白不过地表明张之洞此时已对中国以武力捍卫主权丧失信心,而认为惟有凭借“均势”,力行“羁縻”,方可维持局面。他甚至提出,即使各国群起效尤,迫使内地全境开放通商,中国正可藉此永存,亦未始不可。①“东南互保”基本成功,开放东三省却因列强反映冷淡,②加之李鸿章等力加阻拦,未成现实。但是,张之洞外交思想的发展脉络已十分清晰。从“以夷制夷”到”羁縻牵制”,前者积极主动,后者消极被动,这种变化实因中外力量对比所致,而就张之洞思想本身而言,其间贯穿的一条主旨却未曾改变,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这也是他在当时所能选择的最为现实的方案。

 

 

  ②本节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李国祁所著《张之洞的外交政策》(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①《林则徐集·奏稿》,《复奏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折》。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①《全集》,卷三,奏议三,《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折》。

  ②《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九。

  ①《全集》,卷三,奏议三,《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折》。

  ②《全集》,卷七十七。

  ③《全集》,卷七十九,电奏七,致总署。

  ①参见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台北,1965年版,第49页。

  ②《全集》,卷一百五十四,电牍三十三,致日本参谋大佐神尾君光臣。

  ③《全集》,卷二百二十七,诗集四。

  ①《全集》,卷七十九,致总署。

  ②《全集》,卷七十九,总署来电。

  ①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中译本,第231页。

  ①《李文忠公遗集》卷五,《三答朝鲜相国李裕元书》。

  ②《全集》,卷八十,电奏八。

  ①《全集》,卷八二。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②《全集》,卷一百七十一,电牍四十九,致江宁刘制台等。

  ①《全集》,卷一百七十一,电牍四十九,致西安樊云门。

  ②其主要原因在英、日、德、美等国当时不愿与俄正面冲突,引起战争。

 

 

                        第三节“蝮蛇螫手,壮士断腕”

 

                       

  在近代资本主义强权政治的格局之中,老大贫弱的中国始终处于一种被欺压凌辱的地位。所谓“弱国无外交”,面对列强蛮横的政治干涉,经济盘剥,军事欺凌,清廷外交并无多少有力手段用以自卫自立。曾国藩认为“唯有委曲求全之一法。”③李鸿章则主张“未易与数强敌争较,只有隐忍徐图”,“力保和局”。④久膺外交职任的丁日昌分析:“自来中外交涉不恃理而恃力。我力强于彼,则理以有力而伸;我力弱于彼,则理以无力而诎”,所以“论目前之事势,则宜以羁縻为万全;论事后之经营,则宜以自强为根本。”①在这方面,张之洞亦有所认识,其表现于外交策略上,便有“蝮蛇螫手,壮士断腕”②的构想。

 

 

  张之洞一向认为,西方列强“熊虎豺狼,名异实同,无不噬人者”③。中国与之周旋,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惟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付出一定的必要代价。他把这称为“结强援岂能无厚报。果有厚报,自可立密约,何援不能结,何寇不能御。”④无论在“以夷制夷”阶段,或者““羁縻牵制”阶段,张之洞这一思想都是比较明确的。其最突出的表现,则在中日战争期间。

 

 

  甲午战败,日本方面提出极为苛刻的议和条约。张之洞“不胜焦灼,痛愤倭寇狂悖至此”,认为绝对不可接受,但又无制敌良策,只好运用“以厚报结强援,御悍寇”的办法。他致电总署:“此时欲废倭约,保京城,安中国,惟有乞援强国一策。”⑤“鄙意以为今日中国甘以重利饵他国,断不可以丝毫利益与倭人,不如许英俄以商务矿务等事或他项重利,英俄肯助我,则以兵威助倭,使之速即罢兵。协和者,谓借他国之助,于倭人不赔兵费,彼所要求之事一件亦不允许,不过彼此罢兵,两不索费而已,我国体不失,大局无碍,根本不摇,尚可徐图雪耻。若我自与讲和,则倭欲太奢,设或勉允数条,必致国体大伤,将来亦难补救,悔不追矣。”①他甚至提出”既肯以地与倭,何不以僻远之地赂英、俄,于全局尚无妨碍。”②若英、俄肯助我攻倭,我不妨割新疆数城酬俄,割西藏之后藏一带酬英。张之洞的如意算盘是:“若俄英有一国相助,则兵不血刃而倭约自废,京城自安。若倭敢战,则我击其陆兵,英俄截其海道,攻其国都,倭必灭矣。”③“蝮蛇螫手,壮士断腕”,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但张之洞以厚报结强援、御悍寇的具体实施方案,却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正从根本上暴露出出国势衰微所囿,张之洞外交思想上的软弱无力之处。

 

 

  庚子年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逼迫清政府“惩办祸首”,以为撤兵条件。为缓和北方紧张局面,早日议和,张之洞“请朝廷俟全权拟奏到后,议定重办首祸,即速再通发国书,力言真心悔过,将首祸重惩,谦逊委婉,切恳各国国主速即饬令停兵开议,以复旧好。”④为了迎合列强,“究竟英使意必欲重办何人,孰最重,孰较轻”,“似可密问英使,请其指名,即使彼欲一律从严,不肯遽从轻减,,其语气亦必略分等差,即据其语气之轻重,密奏朝廷,酌裁拟办何人。”⑤其卑微之态,令人不忍卒读。其后不久,沙俄出兵侵占东三省,威逼清廷接受允其霸占东北的十二条协定草案。张之洞惟恐激怒沙俄,主张”此时宜速为俄开转圜之路,”建议朝廷“速撰国书一道,先申感谢,切言俄主厚德极深铭感,俄国威力久知远震,无如中国力量太弱,四国劝阻,迫令应交公议,,不敢强违,至撄众怒而坏全局,恳其鉴谅中国进退为难,稍从缓议。”①屈辱之感,充塞字里行间。

 

 

  综观张之洞的外交思想,既有爱国、护民、捍卫主权的一面,又有软弱、妥协、委曲求全的一面。一般说来,在涉及面较小的具体教案处理上,他较多地体现出前者,而在直接关系到清政府与列强国家利害关系的重大交涉中,他迫于国力衰败的惨痛现实,又不得不忍辱退让,以求大局不致立时溃败。其内心的矛盾痛苦,可以想见。这种悲剧的产生,很难单单归结于张之洞个人的性格、气节,在更大的程度上,它是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与抗争在张之洞思想中的一种反映。

 

 

  ③《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8页。

  ④《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1,第7页。

  ①丁日昌:《抚吴奏稿》,卷六,第32页。

  ②《全集》,卷一百三十九,电牍十八,致京李尚书。

  ③《全集》,卷一百五十五,电牍三十四,致上海盛京堂。

  ④《全集》,卷一百三十五,电牍二十四,致俄京许钦差。

  ⑤《全集》,卷七十八,,电奏六,致总署。

  ①《全集》,卷一百二十一,电牍二十,致伦敦龚钦差。

  ②《全集》,卷一百三十四,电牍二十三,致台北唐抚台。

  ③《全集》,卷七十八,电奏六,致总署。

  ④《全集》,卷八十二,电奏十,致西安行在军机处。

  ⑤《全集》,卷一百七十,电牍四十九,致江于刘制台等。

  ①《全集》,卷八十二,电奏十,致西安行在军机处。

 

 

                        第六章“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张之洞的一生,可以说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早年攻经读史,熟谙科场门径,直至荣登探花。人仕以后,连续十年,出任浙江、湖北、四川三省考官、学政。身膺疆吏,抚晋、督粤,兴学育才。移督湖广、暂署两江期间,又主持创设各级各类新式学堂,改造书院,开近代教育之先河。晚年与袁世凯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实际主持重订学堂章程,“博考外国各种学堂课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①,制订出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系统完备,包括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的“癸卯学制”,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古稀之年,又奉旨管理学部事务。张之洞不仅于职守范围内以”修明文教为先图”②,而且公务之外,亦以兴学育才为乐事。他捐资在家乡南皮兴修学堂;寄赠中小学图书仪器数十种给其父早年服官的贵州兴义府,以为助学之资。人廷枢以后,仍关怀手创之广雅书院,按季调阅诸生卷牍,他在一封信函中称,”鄙人于每年四季亦得时修旧学商量之业,案牍如山,抽空披览,相隔数千里,恍若对面讨论,诚可乐耳”①。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在奏请添派张之洞会商学务的奏折中,称赞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②;张之洞辞世后,四川总督赵尔巽(1844—1927)奏请为之设祠,奏折赞誉张氏业绩,特别提到教育:“其生平精神所寄,尤在振兴教育,储养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需,而救当世空疏之习。”③皆非溢美之辞。

 

 

  关于张之洞兴革教育的行政实绩,本书上篇有关章节已作介绍,这里着重讨论他的教育目的论、教育制度论、教学论、师资论以及游学论。

  ①《清史稿》卷一百七,选举二,学校二,第3132页。

  ②赵尔巽奏折,见《全集》卷首上。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致广雅钙院分校马季立等。

  ②许编《年谱》卷八。

  ③赵尔巽奏折,见《全集》卷首上。

 

 

                        第一节 德智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

 

                       

  张之洞的教育目的论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他在《劝学篇》中提出的“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④。他兴学育才数十年,目的始终如一,即培养思想立场“卫道”,知识能力“开新”的忠实干练的“经世致用”之才。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张之洞在中国教育史上较早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光绪二十八(1902年)年十月,他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论道:考日本教育,总义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端,洵可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礼失求野,诚足为我前事之师。虽中国地广人多,时艰帑绌,改弦更张之始,凡诸学制固不能遽求美备,而宗旨不可稍涉模棱,规模不可过从简略。

 

 

  张之洞在论述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时,并不是将这三个侧面等量齐观、并行论列。他特别强调“体用兼赅,先后有序”,显然是以德育为体,以智育、体育为用;以德育领先,以智育、体育随后,这既是张氏本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体用观的表现,也直接因袭了中国的德化主义教育传统。张之洞的新贡献在于,他在强调德化主义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具有近代教育思想的意蕴。

 

 

  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之洞亲自撰写《学堂歌》,阐发体育—德育—智育的要旨,刊印一万五千份,颁发至各学堂。其歌唱曰: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天子,图自强,除去兴学别无方。教体育,第一桩,卫生先使民强壮。教德育,先蒙养,人人爱国民善良。孝父母,尊君上,更须公德联四方。教智育,开愚氓,普通知识破天荒。物理透,技艺长,方知谋生并保邦。①关于德育,张之洞将忠君爱国列为首要。光绪元年(1875年),他在四川学政任内撰《輶轩语》,书中说:“教士之道,其宏纲要领,世祖皇章卧碑八条,圣祖皇帝圣谕十六条尽之,凡属上林,恭敬遵守。”二十余年之后,他已由旧式官僚转化为洋务大吏,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但其忠君爱国的德育主张不曾改易。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以更为急切的态度,更为明晰的语言申明:“当此时世艰虞,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国为体,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犯上作乱之渐者,拒之勿听,避之若浼,恶之如鹰鹯之逐鸟雀。”②他的德育思想,“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903年),他主持制订的《学务纲要》仍然规定“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

 

 

  以上主张在今天看来,多为过时之论,不过,张之洞的德育思想在一般道德品行的培养方面,也蕴含若干有价值的内容。例如他在《輶轩语·语行》中所论列的德行谨厚(心术慈良不险刻,言行诚实不巧诈,举动安静不轻浮)、人品高峻(教书院义学不素餐,求功名不夤缘,试场不作弊)、立志远大(不以一衿而自足,不以能文而自满,立志希古,不随流俗)、砺厉气节(当言则言,当行则行,持正不阿,方可无愧为士)等等,在今天仍可参酌。

 

 

  张之洞反对将学生培养成“高而不切”,“不知时务”的“陋儒”,引导学生关心天下忧乐,树立利国利民的襟怀抱负,以此作为德育的重要任务。他认为“扶持世教,利国利民,正是士人分所应为。”“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通晓经术,明于大义,博考史传,周悉利病,此为根柢。尤宜讨论本朝掌故,明悉当时事务,方为切实经济。”①讲求“切实经济”,明于时务,正是中国教育“经世致用”传统的发挥,同时又暗合近代社会对于学校教育,人才素质的实用要求,表现出张之洞德育观的开明性。

 

 

  关于智育,张之洞的思想变化轨迹十分明显,但要而论之,终不离“人才维国势”的根本宗旨。

  历任浙江、湖北、四川三省考官、学政期间,张之洞的智育思想囿于传统儒学的轨范。这在他的《輶轩语·语学》中有充分显现。该篇列举“为学之道”有四:一通经,二读史,三读诸子,四读古人文集。显然,此时的张之洞头脑中的“智育”概念,完全以中国传统学术所涉及的领域为限,以其重心为重心。“通经”被列为智育的首要内容。虽然从纯粹学术研究的意义上分析,《輶轩语》所论“为学之道”不乏精彩之处,如读书宜读可以考古、可以经世,可以治身心的“有用书”;为学忌分门户,“真汉学未尝不穷理,真宋学亦未尝不读书”,等等,但若从开发青少年智力以建设近代国家而论,此时张之洞的智育思想实在过于陈旧,落后于时代的要求。

 

 

  从光绪八年(1882年)外放山西巡抚起步,张之洞开始向洋务大吏转化。在兴建工厂、修筑铁路、开发商务、编练新军等一系列“求富”“求强”以振国势的洋务活动中,张之洞对于社会所急需的专门人才的知识结构、素养、技能,有了日益丰富的新认识,因而他的德育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他逐步意识到,传统教育传授给学生的“修齐治平”功夫,显然不敷时用,社会急迫需要的,不是泥古不化的迂儒,而是“道义兼通”,“文武兼通”,”内外兼通”的于才。要培养这样的全面之才,“智育”的内容必须扩充,结构必须调整,重心必须转换。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在《创设储才学堂折》中说:“古者四民并重,各有相传学业,晚近来惟士有学,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材。”他决定在储才学堂内分立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大纲。交涉之学包括律例、赋税、舆图、繙书;农政之学包括种植、水利、畜牧、农器:工艺之学包括化学、汽机、矿务、工程;商务之学包括各国好尚,中国土货、钱币轻重,各国货物衰旺。①此时张之洞对“智育”的理解,可以《劝学篇·外篇·益智》为代表:

 

 

  夫政刑兵食,国势邦交,士之智也;种宜土化,农具粪料,农之智也;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智也;访新地,创新货,察人国之好恶,较各国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营垒,测绘工程,兵之智也。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非所谓奇技淫巧也。

 

 

  他接着批评道:“华人于此数者,皆主其故常,不肯殚心力以求之。”对中国传统教育忽视农、工、商、兵等各门专科知识作出真切反省。对照二十余年前《輶轩语》所论“为学之道”,已大相径庭。此时他所认定的“智育”内容,远远突破经史子集、修齐治平的狭窄、陈腐范畴,而以“新旧兼学”,“政艺兼学”为标帜。所谓“新旧兼学”,是说既要学习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等“旧学”,又要学习西政、西艺、西史等”新学”。所谓“政艺兼学”,是说既要学习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西政”之学,又要学习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西艺”之学①。从所列科目的广泛、完备看,近代教育的“智育”内容,至此已基本定型。

 

 

  张之洞此时的智育思想有两点应予以特别注意。

  其一,他之所以大大拓展智育的范围,完全服从于“人才维国势”的根本目的,所谓“智以救亡,学以益智”。他声称:“窃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②。他之所以提出仿效西方广开“专门之学”,主要是出于开办多种“洋务”事业的急迫需要,而并非出于有意识、有目的地建构起近代教育的“智育”理论体系。

 

 

  其二,正因为张之洞的“智育”服从于挽救清王朝“贫弱废弛”的“国势”的目的,所以在“开新”的同时,又留有顽固的“卫道”尾巴。其典型例证是,他在自己开办的第一所近代课堂——广东水陆师学堂中,要求学习管轮、驾驶、马步、枪炮、营造专业的学生于“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每逢洋教习歇课之日,即令讲经史,试以策论。”①这种不伦不类的课程安排,丝毫无益于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但它却真切的反映出张之洞智育思想的深刻的内在矛盾——旧的拖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

 

 

  关于体育,正如《学堂歌》所唱,张之洞将其视为教育“第一桩”。为了培养学生强健的体魄,张之洞在拟定的《学务纲要》中规定“各学堂一体练习兵式体操以肄武事,并于各高等学堂中讲授军制、战史、战术等要义。”对此,张之洞的好友、军机大臣瞿鸿机(1850—1918)表示异议。之洞致信瞿鸿机,说明“学堂兵操万不可少。……所谓兵式体操者,乃操练步法行列并演习放枪之式,若无枪械,即操法不全。……此乃环球各国办学者第一注意之事,在中国今日学堂尤为自强要端”,“似不宜删除也”②,在他主持开办的各级各类学堂中,各年级均设有体操课目。

 

 

  出于“卫生先使民强壮”的考虑,张之洞一向对摧人体魄,毁人精神的鸦片烟毒深恶痛绝。早在抚晋期间,他就严禁在校诸生吸食鸦片,规定由“学臣随时董戒,冀以渐摩观感,徐收移风易俗之功。”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制订《学务纲要》,又专立一条:“查洋药为鸠毒之尤,各省学堂均应悬而厉禁。无论官师学生及服役之人,有犯此者,立行斥退,万不可稍从宽假。”

 

 

  ④《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①《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

  ①《全集》,卷一百零六,公牍二十一,《札学务处发学歌军歌》。

  ②《劝学篇·内篇·教忠第二》。

  ③《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语行。

  ①《全集》,卷四十,奏议四十。

  ①《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②《全集》,卷五十二,奏议五十二,《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

  ①《全集》,卷二十一,奏议二十一,《创办水陆师学堂折》。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书札七,致瞿子玖。

  ③《全集》,卷四,奏议四,《禁种罂粟片》。

 

 

                        第二节“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

 

                       

  随着张之洞“洋务”事业的展开,教育思想的变迁,他对于已经实行一千三百余年的教育制度与官僚制度的结合一一科举制度的病灶洞察日渐透彻,认为这一制度“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侥幸。”“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①必须予以改革,而代之以新式学堂,他的教育制度论因此而发。

 

 

  张之洞对废止科举,广兴学堂的认识,有一个渐进过程。甲午战争以前,他虽有改革教育制度的零星设想,却并无系统。甲午惨败的刺激使他痛切感受到教育制度变革的紧迫性,并仔细研读李提摩太所著《新学八章》、《整顿学校》诸文,遂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上《吁清修备储才折》主张广设学堂,采纳了李提摩太的意见。②不过,此时张之洞尚未正面批评科举制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已指明科举制的诸种弊端,认为“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但尚未提出废除科举,而是主张“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其具体方案是“拟将今日三场先后之序互易之,而又层递取之,大率如府县考覆试之法。”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第二场试以时务策,第三场试以四书五经文。“大体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这样改革的好处是“寒士无文羁之苦,誊录无卷多谬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喜,人才必多。”①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张之洞在创办新式学堂方面已有众多实绩,对于科举、学堂的优劣短长,有明确比较:

 

 

  “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只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的知。彼此相衡,难易迥别,人情莫不避难就易。”②总之,“凡科举之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皆所未备。是则取材于科举不如取材于学堂彰明矣。”③“尽管如此,出于可行性方面的考虑,张之洞此时仍主张用递减员额的温和办法,逐渐使科举消亡,以缓解社会传统习惯势力对于新教育制度的顽强阻力。其具体步骤是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十年减完。他特别申明:“并非废罢科举,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他还为“旧应科举之老儒”而“不能改习新学者”安排出路,使充各学堂经学科、文学科之教习,定期查其实绩,比照同文馆汉文教习例给予奖叙。①张之洞的考虑不可谓不精细入微,用心良苦。但是,传统势力的历史惰性却并不因此而稍减。新式学堂的推行,阻力重重。在这种情况之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张之洞与袁世凯联衔奏请立停科举,大兴学堂。其奏称:

 

 

  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庶几广学育仁,化民成俗,胥基于此。②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③科举制的终结,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古制度行将就木的文化征象。张之洞促成了它的实现,有功于历史。破与立是同一问题的两面。在改革科举的同时,张之洞于创立新的学校教育制度体系方面,也耗费心血,做了大量工作,从而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在兴办“洋务”的二十余年间,张之洞经手创办了数十所各级、各类新式学堂。与此同时,在建立一种完备、系统的新式教育制度体系方面,他也进行了总体性的思考,并最终形诸章程形式。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磨灭。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张之洞上《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就“兴学育才之大端”提出建议,其中包括学有定程,循序不躐等,教科书官定颁发,通国一律等学制方面的构想。他还分学校为蒙学、小学、中学、高等学堂与京师大学堂五级,各级入学年龄、修业年限都有明确规定。中学以前为普通教育,高等学堂起为分科专业教育,三年期满后必须实习一年方可毕业。大学教育则是高等学校分科专业教育的深化提高。①这一学制构想未及在全国推广,但张之洞以此认识为基础,在湖北地区基本建立起成龙配套的区域新教育体系。

 

 

  次年十月,张之洞将这一区域新教育体系的实施要旨、办法上奏清廷。其要旨八条:

  小学为急第一,

  读经温经第二,

  教科书宜慎第三,

  学堂规制第四,

  文武相资第五,

  教员不迁就第六,

  求实效第七,

  防流弊第八。其办法十五条,包括师范、小学、文普通中学、武普通中学、文高等学堂、武高等学堂、方言学堂、农学堂、工学堂、勤成学堂、仕学院、学堂经费、省外中小学、蒙学、学务处①。

  以上可见,张之洞此时关于新式教育体制的构想,已趋完备。正因为如此,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认定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奏请添派之洞会商学务,参予修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制订、但未实行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奉旨入京,与张百熙等会商重订学堂章程,并制定《学务纲要》。经过数月紧张磋商,诞生了近代中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在全国推行的新式学制,即通称的“癸卯学制”(因1903年为于支纪年癸卯年而得名)。张之洞在给瞿鸿的信中曾自述重订学堂章程的辛劳:“惟此事繁难已极,关系甚重,改定不止十次,两月来昼夜赶办此事,困惫已极,寒天病躯,十分心急,而无可如何。”②“癸卯学制”共分三段七级。

 

 

  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含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五年(七岁入学)、高等小学四年,共三级十三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含中学堂一级五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含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到四年,通儒院五年,共三级,十一到十二年。与以上普通教育并行的,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系。师范教育分初级师范学堂(中等教育性质)和优级师范学堂(高级教育性质)两段,共修业八年。实业教育分初等实业学堂(程度相当于高等小学堂),中等实业学堂(中等教育性质)、高等实业学堂(高等教育性质)三段,共修业十五年。此外与普通高等学堂程度相当的,还设有译学馆,方言学堂、进士馆、仕学馆等。

 

 

  关于各级各类学校的不同任务,《学务纲要》作出简要说明:蒙养院及初等小学堂,意在使全国之民,无论贫富贵贱,皆能淑性知礼,化为良善。高等小学堂及普通中学堂,意在使人此学者通晓四民皆必知之要端,仕进者有进学之阶梯,改业者有谋生之智能。高等学堂意在讲求国政民事各种专门之学,为国家蓄养任用之人才。通儒院意在研究专门精深之义蕴,俾能自悟新理,自创新法,为全国学业力求进步;并设立中国旧学专门为保存古学古书之地。实业学堂意在使全国人民具有各种谋生之才智技艺,以为富民富国之本。师范学堂,意在使全国中小学堂各有师资。①关于“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学务纲要》开宗明义予以申述:“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从幼童人初等小学堂始,……晓之以尊亲之义,纳之于规矩之中,一切邪说诐词,严拒力斥,使学生他日成就,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均上知爱国,下足立身。”“外国学堂于智育体育外尤重德育,中外固无二理也。”②其宗旨仍在德智体三育的全面发展,而居于统率的德育,则大体沿袭传统故辙。

 

 

  在新型学校管理制度的草创方面,张之洞堪称近代中国第一人。清朝旧制,为管理地方教育,每省设提学道一人,雍正年间改为提督学政,简称学政。学政是朝廷派往地方巡视科举、督察学务的“客官”,且地位与地方长官总督、巡抚平起平坐,地方无权调遣。而且其管理方式,也不符合新式学堂教育的要求。随着湖北地区新式学堂的陆续开办,张之洞逐渐认识到设立隶属地方行政首脑的专职管学机构的迫切需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他率先设立湖北学务处,作为统一管理全省教育行政的机构。他的这一思想也体现在“癸卯学制”中,规定各省均仿湖北成例,设立学务处。张之洞还对建立全国统一的教育管理体制提出基本构想:于京师专设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凡整饬各省学堂、编订学制、考察学规、审定专门普通实业教科书。任用教员、选录毕业学生、综核各学堂经费、及一切有关教育之事均属焉。”京师大学堂请另设总监督一员,“不令兼别项要差,免致分其精力。”“如是则全国之学务与首善之大学皆各有专责而成效可期矣。”①学务大臣应设属官,分长六处。专门、普通、实业三处,分别管理专门学科、普通学科、实业学科学务。审订处审订统一教科书及各种图书仪器,检察私家撰述,刊布有关学务之书籍报章。游学处管理出洋游学事宜。会计处管理学务经费。学务大臣属员应选深通教育事理的京师大学堂及各省高等学堂毕业生、游学生充任。各省学务处应按此对口设立普通、专门、实业、审订、游学、会计六科。以期上下贯通。有效运转。

 

 

  张之洞的教育制度论的核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劝学篇》明确表示:“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凡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用人之法,小异而大同,吾将以为学式。”他在致张百熙的电文中,建议派员考察各国学制,而以“日本学制尤为切用”,“师范生宜赴东学习”①。“癸卯学制”就明显带有仿照日本学制的痕迹。而且,游学教育在他的教育体制构想中,始终占有异乎寻常的突出地位。但是另一方面,“癸卯学制”及《学务纲要》又十分强调维护“中学”的至尊地位,规定”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②更有甚者,《学务纲要》竟专列一条,“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文端士风”。其间批评“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训;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他进而推论,“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体既坏,士风因之。……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③其顽固迂腐溢于言表。

 

 

  当然,在”中学力体”的前提下,张之洞的教育制度论于“西学为用”方面,仍有不少开拓性贡献。如《学务纲要》明文规定“经学课程简要并不防障西学”,“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习洋文”,“参考西国政治法律宜看全文”,“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科学相间讲授,乃各国成法,具有深意”,等等。以上分析表明,张之洞的教育制度论,乃是一新旧杂揉的拼合体,它集中凸现出晚清“洋务”教育的过渡性特征。其培养目标,正如鲁迅所针砭的:“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①尽管如此,张之洞在近代教育的学科分类、课程设置、组织管理、行政体制方面,毕竟提供了前辈所无的新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留给后人宝贵的遗产。

 

 

  ①《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

  ②李提摩太建议速增订西学课程,科举考试凡不知西学士子,一概不取。张之洞奏折之意与此略同。①《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

  ②③《全集》,卷六十一,奏议六十一,《请试边递减科举折》。

  ①《全集》,卷六十一,奏议六十一,《请试边递减科举折》。

  ②许编《年谱》卷九。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三十一年七月。

  ①《全集》,卷五十二,奏议五十二。

  ①《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书札七,致瞿子玖。

  ①见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第8—9页。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版。

  ②《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第8页。

  ①《全集》,卷六十一,奏议六十一,《请专设学务大臣片》。

  ①《全集》,卷一百七十八.电牍五十七,致京张治秋尚书。

  ②《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第12页。

  ③《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第14页。

  ①《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09页。

 

 

                        第三节“学之为事,讲习与历练兼之”

 

                       

  张之洞并非职业教育家,但通经致用的个人阅历与兴学育才的丰富实践,使他对于教学规律形成基本认识,即“学之为事,讲习与历练兼之”②。无论是开设旧式书院,还是创办新式学堂,他的这一教学论思想始终一以贯之。

 

 

  张之洞是正途科举出身,但他绝非读死书的冬烘。他一向认为,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③。“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非欲驱引人才尽作书蠹也”④。他毕生追求的是“经(国)济(民)之道”,而“经济之道,不必尽由学问(书本知识),然士人致力,非书无由”⑤,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张之洞十分强调“讲习与历练兼之”,亦即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他告诫诸生,“要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①。当然,张之洞所谓的“实践”,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讲的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意义上的实践,其要旨在引导青年学于关心事功,以维系晚清国势。但是他据此提出的“讲习与历练兼之”的思想,基本符合教育学规律。

 

 

  基于这一思想,张之洞主张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反对死读书,读死书。他认为读书“不贵多,贵真;过目不贵猛,贵有恒;不贵涉猎,贵深思;不贵议论,贵校勘;不贵强记,贵能解”②。他反对加重学生负担,搞疲劳轰炸,“必有余力,乃可读书”③。在与梁鼎芬讨论两湖书院课程设置的信简中,张之洞写道:

 

 

  “行检二百题,诚觉其多。三年学生断不能作许多题,若其作完,则与小试元异,但有交卷之功,断无读书之暇,一也。况又兼习各门精细繁重之学,学生安能人人有此敏才强力,外人必以为各门皆是敷衍,教不真教,学不真学,二也。如其真学,诸生断不堪其苦,外人必议其过于繁苛,三也。更有一要义,行检一门,所重在行,若题目过多.外人必议日此仍是考文,非考行也,四也。”④在教学法方面,张之洞认为,“山长之教法……非善诱不可”,启发学生思维,举一反三,“课一解即通一经义也,课一论即知一史案也”①。他主张诸生相互切磋,“经史繁重者,一人翻之则畏难而自废,同力检之则多得。疑义难解者,独坐冥思则窒,诘难推求,谈谐趣妙则通。此友之益亦师之亚”。②转化为洋务派以后,张之洞在创办新式学堂,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时,更加注意将课堂传授知识与实际演练操作结合起来。光绪十二年(1887年),他开办广东水陆师学堂,规定学生每年九个月在校学习,三个月到军舰和军营实习。如遇外洋各国作战,可“拟照西国通例前往观览,以资考镜实事”③。为了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学堂附没有机器厂一座,厂内装有各类机床十七台。另外,水师学堂还配备广甲轮一艘,作为学生练习用船。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在武昌开办湖北农务学堂。为方便学生实习,学堂专门由大东门内迁移至武昌城北武胜门外多宝庵(今湖北大学校址),以与农事实验场相毗连。

 

 

  为了使“讲习与历练兼之”收到最好的效果,张之洞又区分”学之为事”为“专门著述之学”与“学堂教人之学”两类。“专门之书,求博求精,无有底止,能者为之,不必人人为之也。学堂之书,但贵举要切用,有限有程,人人能解,且限定人人必解者也”④将学堂教育内容的深度与广度确立在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不仅符合普及教育的目的,更为学生将书本知识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理解、掌握、运用自如,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②《全集》,卷二十一,奏议二十一,《创办水陆师学堂折》。

  ③《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④《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⑤转引自《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90~391页。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②③《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①②《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第四节“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

  新旧学制交替之际,师资问题实为当务之急。仅知“子日诗云”的塾师,显然无法胜任声光电化之教学。广兴学堂所需要的数量庞大、知识结构全新的教员从何而来,成为新学制能否全面推行的成败关键。张之洞于此有诸多论述。他多次强调:“振兴教育,必先广储师资。师资不敷,学校何以兴盛?”①”各属开办学堂,全赖师范得人,课程方能合度。管理才能得宜。”②“国民教育必自小学始,欲得小学教育,必自养成师范始。……是以兴办师范尤为小学之先务。”③由此形成他的师资论。

 

 

  在湖北推行新式学堂之始,张之洞为解决学堂师资之急需,曾从经心、两湖、江汉三书院选派优等学生“赴日本习师范,以为速成师范之预备”④,但这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师资的大量需求,于是决定在省内创办师范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在武昌城东宾阳门以南创设湖北师范学堂,以东路小学堂附属其旁,作为学生教学实习之处。课程除普通学科外,另加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目。学额一百二十名。速成科一年毕业,正科二年或三年毕业。该校与张謇于同年开设于江苏的通州师范学校,同开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独立、完备的师范教育之先。

 

 

  张之洞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他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咸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①。故尔在“各学堂办法十五条”中,将师范列为第一的位置。为解各地新学大兴的燃眉之急,他极力主张先办师范速成科。在给学务大臣张百熙的信中,张之洞提出:“方今国势危急如救焚拯溺,夜以继日,犹恐不及,至师范速成科尤为紧要。若待完全师范毕业必须五年,各省小学堂将待五年后再开乎?”②他率先于湖北开办速成科,供各属学堂之急需。张之洞认为,教育的质量取决于教师的质量,而合格的教员非经正规师范训练不可。兴学之初,湖北各地出现学堂发展过猛的情况。黄州府中学堂学额定为二百四十名,荆州郧阳两府中学堂的学额也定为一百六十名。张之洞看出其中的弊端,立即札饬各府暂停中学,先办师范传习所。札文称:”小学不兴,不但普通实业各中学堂无合格学生,而国民教育亦终无普及之一日。”他批评各府盲目发展中学堂“实为懵昧可异。……其实府中学堂此时安有许多合格学生,此正如无根之条终归于萎,虽长奚为,无址之墉立见其倾,虽高安用,徒张虚名,不求实济,始基一坏,补救无从,可谓不思之甚,错谬之甚者矣。”与其办一些名不符实的中学堂,不如扎扎实实从抓合格师资入手,办好小学堂,以强固国民教育之基础。因此,“饬各该府将所设中学堂一律暂改为初级师范学堂,或先办速成师范,或先办师范传习所。”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奉旨参予重订学堂章程。他重视师范教育的思想,在“癸卯学制”及《学务纲要》中得到充分体现。《学务纲要》载明:“师范学堂,意在全国中小学各有师资,此为学堂本源,兴学人手第一义。在“癸卯学制”中,各级各类师范教育相互配套,形成独立的完整体系。初级师范与中学堂平行,相当于现在的师范专科学校,优级师范与高等学堂平行,相当于现在的师范学院或师范大学。此外,还有简易师范科,师范传习所,实业教育讲习科等。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格局,从此得以奠基。

 

 

  ①②③《张文襄公牍稿》卷二十,二十一。

  ④《张文襄公治鄂记》。

  ①《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书札七,致张野秋。

  ①《全集》,卷一百零六,公牍二十一,《札各府暂停中学先办师范传习所》。

 

 

                        第五节 广派游学,收“百闻不如一见”之利

 

                       

  张之洞注意于派遣游学生是从九十年代任湖广总督时开始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日本驻华使臣矢野文雄函请选派中国学生二百名,陆续前往日本各学堂学习,并允支援经费,经朝廷议复同意。正在湖广总督任内的张之洞会商选择“聪颖子弟”湖北一百名,湖南五十名,前往日本学习武备、格致、农、商、工诸学。这是两湖派遣大批学生留日之始。张之洞之所以十分热衷于派遣游学生,与他急需洋务人才的愿望有关。他在《劝学篇》中曾说: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于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狱之说也。”①他又从办学堂需要大批新式教员的角度提出了派遣游学生的必要性。庚子国变以后,张之洞痛心疾首于冥顽不灵的旧式官僚的误国,再次呼吁:“论今日育才强国之道,自以多派士人出洋游学为第一义。”②张之洞派遣游学生的方针是“西洋不如东洋”。一则,日本路近费少;二则离华近,易考察游学生情况;三则日文近於中文,易通晓;四则日人已对西书作了删节酌改,便于学习。因此,他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叶,选派大批湖北学生留学日本,据粗略统计,达数千人之多,为留日学生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

 

 

  除选派游学生出洋外,张之洞还大力提倡派遣官员出洋游历考查。中日甲午之战以后,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上奏道:洋务之兴,己数十年,而中外文武臣工,罕有洞悉中外形势,刻意讲求者,不知与不见之故也。不知外洋各国之所长,遂不知外洋各国之可患。……今欲破此沈迷,挽此积习,唯有多派文武员弁,出洋游历一策。①鉴于以前中国派员游历不诸外语,张之洞主张选才俊之士,分派游历各国,丰其经费,宽其岁月,随带翻译,以便深加考究,加工业、农业、水陆兵事、炮舰战舰、学校例律,均用心考求。张之洞派员游历东西洋,还有监视游学生的意图。令游历官员与游学生相熟悉,“灼知其品谊才识,何人为学行兼修之士,何人为乖张不逞之徒”。②为阻止留学生在国外接受新思想、走向革命,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派钱恂赴日,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张之洞上奏,“饬筹防范之法”,分别制订《约束游学生章程》和《奖励游学生章程》,对“妄发议论,刊布干预政治之报章”的游学生,由中国出使大臣,“剀切诫谕学生,立即停辍。如有不遵,即行退学”。对于“循理守法”的学生,则给以举人、进士出身。企图用恐赫和收买两种手段,使广大游学生就范。然而,一批又一批游学生走向革命行列,己成趋势,这是清廷所无法阻止的。

 

 

  为了培养洋务人才,需要大量派遣游学生;然而,知识青年到了外国,朝廷又难以控制其政治动向,故认为“出洋学生流弊甚多”。这便是张之洞在派遣游学生问题上的矛盾心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张之洞奉诏入京,某日在朝房与军机大臣王文韶(183O—1908)遇,偶语张在湖北办教育为天下先以誉之。张自诩其重大者为派学生东渡,开办文武高等及方言学堂。王文韶冷笑,从袖中取出《湖北学生界》一册,给张之洞看。张阅数页无语。下朝后,即电嘱鄂督以后少派学生出洋,并下令将《湖北学生界》的主要撰稿者刘成禺、张继煦等电调回鄂。这件事典型地表明了张之洞在兴办教育、派遣游学生问题上的窘迫状态。

 

 

  张之洞对人才问题一直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作为大力兴办洋务的封疆要员,他十分注意引荐、培养和任用通晓近代知识的人才。如在两广、湖广总督任内,他延揽蔡锡勇、辜鸿铭等“识洋文、悉西艺”的人物人幕府;在暂署两江期间,遵旨保荐人才,其中袁昶、钱恂等,都是比较开明、对外部世界有所认识的士人。另一方面,由于张之洞自身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对于真正具有新的思想风貌的人才并不能容忍。例如,近代卓越诗人、政治家黄遵宪,曾任驻日本参赞,后移任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其近代知识非张之洞属下所能比拟。黄遵宪归国后,赴江宁(南京),谒见张之洞。张原有用黄之意,但在交往中,黄遵宪“昂首加足于膝,摇头而大语”①。张之洞深为不喜,便将黄置闲散。又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夏,张之洞电召容闳,容闳兴冲冲到江宁谒见张之洞,结果却话不投机。张之洞便给容闳一个“江南交涉委员”差使,聊以敷衍其“远来之意”。二人交往即“以此处为起点,亦即以此处为终点”②。

 

 

  总之,张之洞虽然号称“求贤若渴”,也确实有招才、惜才之举,然而他所需要的”贤才”不过是蔡锡勇,辜鸿铭一类思想是旧的,手段是新的,用新手段维护旧制度的人物,概言之,即是“中体西用”的人物。逾此轨范,即为张之洞所难容。这正体现了张氏教育思想中死的拖住活的,旧的束缚着新的这一矛盾状态。

 

 

  ①《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

  ②《全集》,卷五十,奏议五十。

  ①《张文襄公牍稿》卷二四。

  ②《张文襄公奏稿》卷三七。

  ①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②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1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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