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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評傳——數百年一出的大師(二)  

2011-11-07 20:17:24|  分类: 大师谈治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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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七经小记》  

一、宏大的著述计划

 

  《七经小记》是戴震制订的宏大的著述计划,这个计划的实施贯串戴震的一生,《七经小记》的各部组成,又形成了戴震的全部思想体系。正象研究戴震思想体系要从不同的方面逐一深入那样,研究《七经小记》也要从其各部组成分别人手研究,而这又是与戴震思想体系平行不悖,互相对应,甚至因两者过分接近而重合,然而,在深入研究戴震之前,从宏观上把握《七经小记》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戴震治学的自定规划,而其逐一分步实施又耗尽了他的毕生精力。
  《七经小记》写作计划的正式提出,大约是在进京以后经过前期第一阶段的学问蕴蓄,著述成功,第二阶段朴学理论的完善,戴震酝酿成熟新的著述计划。因为段玉裁在京闻戴震朝夕言之,曾以戴震所言告钱大听,故可证《七经小记》著述计划的提出在进京以后。大凡学问到家,思想成熟以后,提出新的庞大而系统的巨型计划常是情理中的事。然而,这一计划的本身,又是逐步完善的。它上及仿《学礼篇》之作的《戴震集》诸记,下至《孟子字义疏证》。后者当然不会在戴震思想前后期交替的年代里提出。
  著述《七经小记》的目的,深明其志的学生段玉裁说:“《七经小记》者,先生朝夕常言之,欲为此以治经也。”①以《孟子字义疏证》来治经,可见著述《七经小记》的最终大旨为变经学为新时代的哲学或称新理学。戴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改造和创新,完整地体现在《七经小记》的全部计划中。
  “七经”的提法,是一个颇为别致的叫法。儒家的经书,最初有“六经”(也叫“六艺”)的提法,即《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易经》和《春秋》。《乐经》今已不传。古文经学家认为古实有《乐经》,因秦毁而亡,今文经学家认为古无《乐经》,乐包括在诗与礼中,实际上只有“五经”。戴震的“七经”,正是“五经”之外再加《论语》、《孟子》。段玉裁说:“所谓‘七经’者,先生云:《诗》、《书》、《易》、《礼》、《春秋》、《论语》、《孟子》是也。”②戴震的“七经”排除《乐经》,主要是从有无专门的文献可证,面对事实,便于著述考虑的,与今、古文经学家之说无关。汉代也曾有“七经”之说。汉武帝只设“五经博士”,但汉提倡“以孝治天下”,至东汉“五经”而外增加《孝经》、《论语》,成为“七经”。戴震的“七经”,舍《孝经》而增《孟子》,当然是颇费斟酌,也是合乎戴震思想的内在逻辑的。和宋代以后传统称说的十三经相比,戴震的“七经”,合并了十三经中的《周礼》、《仪礼》、《礼记》,而取六经中的《礼经》,去十三经中的《春秋三传》而取六经中的《春秋经》,此外,还去掉十三经中的《孝经》、《尔雅》。戴震开列的“七经”中去掉原十二经中的《尔雅》,似乎是费解的,戴震从小研习《尔雅》,后又著《尔雅文字考》,怎么反面将《尔雅》从经书中取消呢?这是与戴震对《尔雅》的认识有关的。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② 同上。
  戴震认为:“古故训之书,其传者莫先于《尔雅》,六艺之赖是以明也。”①“《尔雅》,六经之通释也,援《尔雅》附经而经明,证《尔雅》以经而《尔雅》明。”②原来是戴震将《尔雅》看作通经的工具书而非经书本身,这一识见也是符合实际情形的。《尔雅》是作为解经的工具书或名书(中国古代的逻辑书之一种)进入十三经的。晋代郭璞在《尔雅》序上曾说:“夫《尔雅》者,所以通训诂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 绝代之离词,辨同实而殊号者也。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学览者之潭奥,摛翰者之华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莫近于《尔雅》。”郭璞的话实际上已讲清了《尔雅》作为通古代文献的工具书、基础书的性质。戴震的“七经”不把《尔雅》作为经书的本身,是客观的做法。再则,不把《尔雅》看作“七经”之一,不等于不去研究《尔雅》,恰恰相反,《七经小记》有训诂篇,是要讲运用《尔雅》以通经的方法的。
  《七经小记》的目的既然是为治经而作,那么,不论何种学问,治学的本领首先还在于固基础,通门径。由于“治经必分数大端以从事,各究洞原委,始于六书、九数,故有《训诂篇》,有《原象篇》,继以《学礼篇》,继以《水地篇》,约之于《原善篇》。圣人之学,如是而已矣。”①前面三句话是讲如何治经入门,那就是要懂得“分其大类,各究原委,从语言文字、天文历算诸自然科学入手”,后面一句话是讲循此治经之要诀而形成的《七经小记》的内部构成,有专讲语言文字的《训诂篇》,有讲述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的《原象篇》,有应是本之于礼经总论,贯通《周礼》、《仪礼》、《礼记》、《大戴礼记》的礼学著作《学礼篇》,有以水脉走向为主的地理学著作《水地篇》,有探求人类情性的《原善篇》等。从其写作缘起和内部构成看,《七经小记》是经学方法论的教科书,或称经学教科书,或称“经学学”。如称其为“经学概论”,则言之大轻而其内容实深。总之,讲述经学人门和登堂入室的方法、方法论,是该书的基本性质和最终目标。
  《七经小记》的五大构成,段玉裁还曾作过具体说明。关于《学礼篇》,他说:“《学礼篇》,先生《七经小记》之一也,其书未成,盖将取《六经》礼制纠纷不治,言人人殊者,每事为一章发明之。今《文集》(按:指经韵楼本《戴震文集》)开卷《记冕服》、《记爵并服》、《记朝服》、《记玄端》、《记深衣》、《记中衣裼衣糯褶之属》、《记冕弁冠》、《记冠衰》、《记括发免髽》、《记淫带》、《记缫藉》、《记捍决极》,凡十三篇,是其体例也。”②作为经学学的《七经小记》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学礼篇》,应当是囊括十三经中“三礼”和《大戴礼记》的方法学探究,可惜其书未成。段玉裁揣其体例是“盖将取《六经》礼制纠纷不治,言人人殊者,每事为一章发明之”,并举出了今本《戴震集》中的十三篇记作为《学礼篇》全书体例的范本①。段氏的悬揣是有道理的,体现了清代朴学精神,他的意思是说,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1 页。
  ② 同上,52 页。
  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② 同上,482 页。
  ① 段氏《年谱》虽然讲了“今《文集》中??凡十三篇”,实际只举了十二篇,遗漏了第二篇记《记皮弁服》一文。今本《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本)为凑足十三篇,标点成“今《文集》中《开卷记》、《冕服记》??《捍决极》凡十三篇\误。应标成“今《文集》中开卷《记冕服》、《记爵弁服、??《记如果《学礼篇》成书,将会针对礼学中众说纷坛的问题作出辨证,所举出的礼学十二记正是这样的经学论文,犹言《论冕服》、《论爵弁服》、《论朝服》等等,这种“论”是朴学之“论”,离不开注释、疏证,是以语言文字学、文献学观点而论,或者说,这是更为广义的历史学、文化史学的史论,而不是狭义的历史学论文。写作十三记,汉宋并举,但实际上还是更多地偏重于重制数的汉学,故十三记中名物考证、古制诠释、文献验证占绝大多数,充分体现出戴震治礼学的朴学考证精神。关于《水地记》,段玉裁曾说:“《水地记》,亦《七经小记》之一,使经之言地理者,于此稽焉。”②今安徽丛书本《戴东原先生全集》收有《水地记》一卷,原本曲阜孔氏微波谢本。洪榜著《戴先生行状》说:“《水地记》三十卷,先生卒之前数月,手自整理所著书,命工写录,亦未及竟。”可见其规模之大及传今之少。戴震是一位地理学家,对水文地理、山川地理、古代地理尤有研究。传说青年时代居家自砺时,就修筑了珠塘坝拦洪蓄水,以治当地水患。他还曾多次应民政、测绘部门的聘请,校阅地图和户籍册,文书图册,杂错堆迭,戴震“批图览册,有谬误,即图上批示,令再图以进。户吏始不服,及亲履其地,果如先生言,无不惊叹以为神。其治事精敏类如此。”①戴震继承明清以来的史地学传统,著《水地记》数卷以明经,不仅拓宽了治经视野,体现经国济世,而且可看出戴震以史地与经书并行不悖,在治经的同时独立发展史地学的科学思想。关于训沽篇,段玉裁曾说:“《训诂篇》亦先生《七经小记》之一。经学非诂训不明,先生欲作此书而未及,为《转语》二十章,亦未卒业。然《尔雅文字考》、《方言疏证》犹存,亦可稍窥涯略矣。”②《训诂篇》既是《七经小记》之一,因而它是为解经服务的,然而因《转语》、《声韵考》、《声类表》、《六书论》、《方言疏证》等宏篇巨制的著述,形成了高于解经的语言文字学科学体系,形成了语言解释学体系,因而可作更高层次的研究。关于《原象篇》,段玉裁说:“《原象》凡八篇,一篇、二篇、三篇、四篇,即先生之《释天》也。初名《释天》,以《尧典》‘璇玑玉衡’、‘中星’、《周礼》‘土圭’、《洪范》‘五纪’四者命题,而天行之大致毕举。璇玑玉衡,汉后失传,先生乃详其仪制于四篇之未。五篇、六篇、七篇,即《勾股割圆记》上、中、下,三篇也。其八篇,则为矩以准望之详也。《迎日推策记》亦旧时所为。玉裁与《释天》皆于癸未(1763)抄写,则成书皆在壬午(1762)以前可知矣。至晚年,合九篇为《原象》,以为《七经小记》之一。天体算法全具于此。”③围绕《七经小记》的《原象篇》形成了戴震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同《训诂篇》一样,应在其自然科学思想中专门阐述。关于《七经小记》中的《原善篇》和《孟子字义疏证》等,段玉裁曾说:“《原善》卷上、卷中、卷下,孔户部所刊《戴氏遗书》(第九),合为一册。始先生作《原善》三篇,见于户部所刊文集中者也。玉裁既于癸未(1763)抄写熟读矣,至丙戌(1766),见先生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仍以三章者分为建首、比类、合义,古贤圣之言理义,举不外乎是。《孟子字义疏证》亦捍决极》凡十三篇”。段氏遗漏了一篇。
  ②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版483 页。
  ① 洪榜《戴先生行状》,见《戴震文集》,赵玉新点校,中华书局1980 年版256 页。②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③ 同上,481 页。
  所以阐明此旨也,为《七经小记》之一。先生之学,上承孔孟,于此可见。”①《原善》三篇、三卷和《孟子字义疏证》等的著述,标志着戴震完全越出经学藩篱而进入哲学,而且是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独具特色的新哲学。更应专门阐述之。
  总的说,《七经小记》虽然以经书为对象,但深刻地体现了顾炎武“理学即经学”的进步学术思想,围绕讲论古经,在一系列重要领域内作出了独特、完整的建树,形成了独立的门类科学思想和哲学世界观学识。例如语言文字学、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历算)、文献学、史地学、哲学等的专门学问及其门类科学思想,《原善》等所包含的新的世界观。从以最纯粹的传统学问命名的《七经小记》看,戴震也远不止是经学家、考据家,而是近代早期启蒙时期的一名科学家和思想家。
  从《七经小记》的五大部类及其近代科学的内容和构想看,《七经小记》不啻是经学教科书,简直是近代科学的大全了。光《水地记》三十卷通观古今地理就很可观,更不必说其他了。戴震提出著述《七经小记》的宏伟规划时,曾告知金榜。金榜说:“岁不我与,一人能有几多精神?”,戴震答道:“当世岂无助我者?”戴震年轻时身板坚强硬朗,穷困不堪,生活无着时也能每天行走二百里。戴震与段玉裁谈及这一著述规划时,已考虑到能否完成的问题,戴震对段氏说:“余乖于时,而寿似可必。”表示充满信心。后来段氏又把戴震的话告诉了钱大听,钱大听说:“天下固无可必之事也。”意思是说,天下本来就没有什么一定要成功的事,只能摸索着试试看。钱氏的话意固然是很客观的,但对自立大志,筹思宏伟著述的戴震来说,却是应当而且必须充满必胜信念的。因而钱氏的话对戴震并不适用,几乎是一瓢冷水。段玉裁鉴于《七经小记》未能全部成书,感慨地说:“假令先生如申公、伏生之年,安见不如其志哉?”①所可庆幸的是,《七经小记》这一宏伟工程大部峻工,特别是集中体现近代科学精神的语言科学、自然科学、哲学部分更为突出,因而在传统经学和近代自然科学的两块丰碑上都镌上了戴震的名字。钱大听关于《七经小记》的不祥之兆,只是小部被言中。还应指出的是,《七经小记》虽然没有全部成功,但戴震有关治经的思想在别处却得到阐发。例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经部提要有的出于戴震手笔,但尚需具体加以鉴定。清李慈铭(1830—1894)《越缦堂日记》曾说戴震在四库馆校书时负责过经部,亦撰有提要。
  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1 页。
  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二、《七经小记·学礼篇》及其他

 

  十三经中的“三礼”,通常的次序是《周礼》、《仪礼》、《礼记》,有时加上《大戴礼记》称为“四礼”。戴震为《周礼·考工记》作图注,是戴氏礼学研究的一部分。此外,还有若干礼学研究成果。《仪礼》相对于《礼记》而言又叫《礼经》,到晋代才称为《仪礼》,故有关“三礼”或“四礼”的研究通常称为“礼学”,而不称之为“礼经学”。礼学全是实学,“三礼”本身一系于实事、实物、实情,汉郑玄为“三礼”作注,开礼学研究之端,成为后世习礼的必读书,“三礼学”、“礼学”和“郑学”几乎成了不可分割的名称。戴震也说:“郑康成之学,尽在《三礼注》,当与《春秋三传》并重。”①礼学既然是实学,名物通释,似乎是不应该有什么争论发生的了,但是,任何概念内容的扩充与修正总是与历史的演进和一定的阶级利益相联系,当名称包含的意义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抵触时,名称的含义随时都会被提出来作出新的解释和修正的。自古道“议礼之家纷如聚讼”。从孔门诸子起已有争议,继后郑玄注“三礼”,许慎有《五经异义》与之鼎足②。即使同取郑玄注,也往往立说各异,例如晋皇侃撰《礼记义疏》,熊安生撰《周礼》及《礼记义疏》,虽同出郑学,也成为对垒。宋代一度习礼成风,王安石以《周礼》取士。《仪礼》有宋李如圭《集释》、《释宫》,宋张淳《仪礼识误》,均为求实之作,皆为《四库全书》收存。熙宁以后,文风学风渐变。至理学兴起,反对汉人之说,礼学往往取魏王肃的《圣证论》,力反郑玄之说,屏弃繁言缛语,有进步之处。到朱熹提倡以训诂、文献考核等实学手段治三礼,著《仪礼经传通解》未全。江永继承朱熹,著《礼书纲目》八十五卷,终朱熹未竟之绪。戴震礼学禀承江永,《七经小记》“学礼篇”与《礼书纲目》一样,有志于再作全面的综合研究,实在是通观“四礼”的“礼学篇”,惜未成书,段玉裁说《戴震文集》中的学礼“十三记”是“学礼篇”的条例纲纪,实际上除“十三记”外,《文集》中《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一、二两篇,《大戴礼记目录后语》一、二两篇,《明堂考》、《三朝三门考》、《匠人沟恤之法考》、《乐器考》,外加“十三记”,共二十一篇,都是体现戴震的礼学思想的。此外,秦蕙田主编的《五礼通考》中,也有戴震的手笔,但《通考》本文不标具体作者名,于今已难于确指。
  此外,戴震围绕“四礼”所做的事还有很多。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与卢文明同校《大戴礼记》,《大戴礼记目录后语》中说:“是书自汉迄今,注独此一家,而脱误特多。余尝访求各本,得旧本五,参互校正。今春正月,卢编修召弓以其校本示余,又得改正数事。卢编修本所失者,则余五本中或得之,若疑文阙句,无从考得,姑俟异日。”①乾隆二十五年(1760)冬,又有《与卢侍讲召弓书》,论校《大戴礼记》事,纠正谬误数处②。同年冬,又有《与任孝廉幼植书》,纵论治礼之难,信中就古代丧服制“小功”和“大功”之别,来区分《仪礼》等古代文献中“兄① 见段玉裁《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8 页。② 许慎撰《五经异义》十卷,见《隋书·经籍志》。宋时亡件,清代加以辑录得百余条。清陈寿祺有《五经异义疏证》一书较为完备。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1 页。
  ② 同上,60 至62 页。
  弟”和“昆弟”所指内涵不同,礼学史上尚属首次③。
  乾隆二十六年(1761)夏,有《再与卢侍讲书》论校《大戴礼记》事,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入四库馆后,取旧说和新知悉心校核而成定本,并撰写了《大戴记》的四库提要。后来孔广森据此作《大戴礼记补注》。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京时,在苏州借得惠栋校出的《礼记注疏》,该书是按吴泰来家藏宋刊本校出的,共七十卷,与《新唐书》、《宋史》“艺文志”相合。此外,都是六十三卷本。戴震将七十卷本与六十三卷本相比勘,其字句不同处,六十三卷本脱去连行无考处,一一完善。后来程晋芳、姚鼐和段玉裁皆各誊抄一部①。
  进入四库馆后,戴震从《永乐大典》中录存宋代李如圭《仪礼释宫》并撰写了提要,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三月进呈。在四库馆,戴震还据李如圭的《仪礼集释》补充《仪礼注疏》(即今《十三经注疏》本的《仪礼注疏》,唐贾公彦撰)中的脱字二十四字,改讹字十四字,删衍字一百零六字。注疏本《乡射》、《大射》二篇已阙,参取惠栋、沈大成二家藏本所校宋本,证以唐石经以成《仪礼》完峡,还撰写了《仪礼注疏》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后来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即据此。今天的文史工作者使用《仪礼注疏》时,或已不知戴震心血。戴震校补和撰提要后,直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月进呈,距戴震谢世已六个年头。
  如此看来,戴震一辈子都在时断时续地进行礼学研究,他说:“为学须先读《礼》,读《礼》要知得圣人礼意。”②从做文章的角度看,戴震尤好《礼记·檀弓》,年轻时戴弁携戴震去江宁见戴瀚,不就是熟背和讲解《檀弓》而博得戴瀚赞口不绝的吗?戴震说:“为古文,当读《檀弓》,余好批《檀弓》,朋侪有请余评点者,必为之评点。”①段玉裁作《年谱》时,还说“想休、歙间其本子犹有存焉者也”②。从讲解评点《檀弓》到补正《仪礼注疏》,是个漫长的治礼学的过程和人生道路。《七经小记》的礼学篇虽未成书,然其治礼学的功业,不可谓不巨大。那么,戴震在礼学上到底作出了哪些贡献呢?
  一是辨明堂。明堂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此举行。三代明堂之制,见于《周礼·考工记·匠人》、《大戴礼记·明堂》、《礼记·月令》等。其后宫室渐备,另在近郊东南建明堂,以存古制。关于古代明堂之说,历代礼家众说纷坛,汉代高绣、蔡邕、晋代纪瞻都以明堂、清庙、太庙、太室、太学、辟雍为一事,但对于明堂内部结构的研究,则从未有人问津,戴震著《明堂考》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戴震认为明堂法天之宫,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明堂的中央叫太室,是个正室。该正室是一室而四堂:1、东堂叫青阳太庙;2、南堂叫明堂太庙;3、西堂叫总章太庙;4、北堂叫玄堂太庙。
  明堂的四角也有室,叫夹室。汉刘熙《释名》:“夹室在堂两头,故曰夹也。”可证。四角之室共四室而八堂,它们是:1、东北隅之室,那是玄堂③ 同上,177 至181 页。
  ①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66 页。
  ② 同上,488 页。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8 页。
  ② 同上。
  的右夹室,青阳(按:天子东堂)的左夹室。有二堂,①其北堂叫玄堂右个,②东堂叫青阳左个:2、东南隅之室,那是青阳右夹室,明堂的左夹室。有二堂,③其东堂叫青阳右个,④南堂叫明堂左个;3、西南隅之室,那是明堂的右夹室,总章的左夹室。有二堂,⑤其南堂叫明堂右个,⑥西堂叫总章左个;4、西北隅之室,那是总章的右夹室,玄堂的左夹室。有二堂,⑦其西堂叫总章右个,⑧北堂叫玄堂左个。
  戴震说,凡夹室的前堂,或称之为“箱”,或称之为“个”。戴震引《左传·昭公四年》“使置馈于个而退”杜预注:“个,东西箱”证之。故“个”是两旁之名。
  戴震认为,明堂的结构没有脱离古代宫室的一般建制。戴震指出:“古者宫室恒制,前堂后室有夹(堂东曰东夹室,堂西曰西夹室)、有个(东夹前曰东堂,亦曰东箱;西夹前曰西堂,亦曰西箱。《左传》所谓‘个’)、有房(室东曰东房,亦曰左房;室西曰西房,亦曰右房)。”①但明堂也有自己的特点,戴震说:“惟南向一面,明堂四面阎达(按:‘四通八达’义),亦前堂、后室,有夹有个而无房。房者,行礼之际别男女,妇人在房,明堂非妇人所得至,故无房,宜也。”②戴震还考释了明堂之制的历史发展: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
  从明堂的内部构成看,“周人取天时方位以命之,东青阳、南明堂,西总章、北玄堂,而通曰明堂,举南以该其三也。”③如果言其正室而不言其旁支,戴震认为此不合古制,他说:“四正之堂,皆曰太庙,四正之室,共一太室,故曰太庙太室,明太室处四正堂中央尔。世之言明堂者,有室无堂,不分个夹、失其传久矣。”④戴震的这一考证,在文化史上有重要意义。近人王国维有《明堂庙寝通考》,与戴氏结论庶几一致,更可证实戴的结论是可靠的。王国维说:“室者,宫室之始也,后世弥文,而扩其外而为堂,扩其旁而为房,或更扩堂之左右而为箱,为夹、为个(三者异名同实)。然堂后及左右房间之正室,必名之曰室,此名之不可易者也。故通言之,则宫谓之室,室谓之宫。析言之,则所谓室者,必指后之正室;而堂也,房也、箱也,均不得蒙此名也。《说文·九部》:‘室,实也。’以堂非人所常处,而室则无不实也。昼居于是(《玉藻》:‘君子之居,恒当户。’户谓室户也)。夜息于是。宾客于是(《曲礼》:‘将入户,视必下’。又,‘户外有二屡,言闻则人’。皆谓室户)。其在庶人之祭于寝者,则诏祝于是,筵尸于是,其用如斯其重也。”二是三朝三门考,三朝是古代天子、诸侯处理政事的场所。朝和门是有联系的。通常认为三朝是指外朝、治朝、内朝(燕朝),三门是指诸侯三门,有皋门、应门、路门。而古传天子有五门(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戴震认为以上这些看法皆“失其传也”。戴说,天子的宫门有皋门、应门、路门(又名虎门、毕门),无库门和雉门。诸侯之宫门有库门、雉门、路门,① 《明堂考》,《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9 页。
  ② 同上,29 页至30 页。
  ③ 同上,30 页。
  ④ 同上,30 页。
  ① 《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一册卷三123 至124 页,引《礼记》文字见《十三经注疏》1475页中,1233 页上。
  无皋门、应门。皋门是天子的外门,库门是诸侯的外门;应门是天子的中门,雉门是诸侯的中门。这些名称的区分是用以“殊其制、辨等威”的。关于“朝”,戴震认为,天子有三朝,诸侯也有三朝,名称也相同。夭子有三门,诸侯也有三门,“其数同,君、国(按:诸侯国)之事侔,体合也,朝与门无虚设也。”②关于通常所说的三朝的名称,戴震认为,一曰内朝,是君臣日见之朝,又叫治朝、正朝(《礼记》上还叫它外朝),设置在路门的外庭;一曰外朝,是“断狱蔽讼及询非常之朝”,设置在中门外庭;一曰燕朝,是“以燕以射,及图宗人嘉事之朝”,设置在路寝庭。戴震还解释人们很熟悉的《礼记·大同·礼运》上的一句话:“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为什么用“出游”二字,那是因为诸侯的“蜡之飨亦祭宗庙,庙在雉门(按:诸侯中门)内,故出而至观(按:宫门前两边的望楼,又叫阙。)也。”按戴震的意思,鲁国为诸侯,这里的“观”显而易见是雉门前两边的望楼。戴震还以他的学说来解释《左传》上一句话:“间于两社为公室辅。”①这句话是相对于朝廷执政,君臣相见之处而言,“在中门内明矣”。后来,清经学家黄以周(1828—1899)在《礼书通故·宫室二》中考证“三门”说:“天子宫垣之门有三:路门为宫门之终,亦曰毕门;应门为宫门之中,亦曰中门;库门为宫门之外,亦曰大门。??诸侯三门当以雉、库、路为次。”,戴震的说法与后出转精的黄氏结论庶几相近。
  三是考证古代井田制的具体做法,他说:“一夫百亩,田首有遂(按:一般为广深二尺的小沟),夫三为屋,遂端则沟,屋三为井,沟在井间也(按:亩、夫、屋皆古代田制,古制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按:土地面积单位),沟端则洫,通十为成,洫在成间也。十成为终,洫端则浍,十终为同(按:成,终、同皆土地面积单位),同薄于川,浍在同间也。”①戴震认为,古时候人们在这井田制的土地上劳动,“南亩(按:土地向南开辟)而耕,酬纵遂横,沟纵洫横;东亩而耕,甽横遂纵,沟横洫纵,浍横川纵”②。他还用此古代田制解释《诗经》。他说:“《诗》曰:‘南东其亩’。因川制田欤?”唐代的贾公彦曾说:“井田之法,畎纵遂横,沟纵洫横,浍纵自然川横。”戴震认为贾说仅据南亩而言,未及东亩③。四是论述了古代的一系列服饰名物制度,例如,论述了古代统治者的礼眼。特别是举行吉礼时穿用的礼服(见《记冕服》)④;论述了用白鹿皮制作的古冠,即视朝常服皮弁冠(见《记皮弁服》)⑤;论述了次于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所戴的礼帽“冕”之类的爵弁冠(又名雀弁冠)(见《记爵弁服》)② 《三朝三门考》,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1 页。
  ① 这句话见于《左传·闵公二年》(十三经注疏1787 页下)。杜注:“两社,周社、毫社之间,朝廷执政所在。”孔颖达正义:“雉门之外,左有毫社,右有周社,间于两社,是在两社之间,朝廷询谋大事,则在此处,是执政之所在也。”按戴震说,此处言诸侯雉门,或为天子应门,雉门,应门皆在中门内庭,路门外庭(天子、诸侯内朝所在)。
  ① 《匠人沟洫之法考》,《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2 页。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4 页。
  ⑤ 同上,37 页。
  ⑥;论述了君臣朝会时所着的礼服“朝服”(见《记朝服》)⑦;论述了古代请侯、大夫、士等祭祀的缎布衣(其他如冠礼、婚礼亦用之)“玄端”(见《记玄端》)⑧;论述了古代诸侯、大夫、士家居时所穿的衣服,也是庶人的常礼服“深衣”(见《记深衣》)⑨;论述了古时穿在祭服朝服里边的衣服“中衣”,裘(皮衣)上复加的外衣“褐”,以及内外衣配套的襦褶之属(见《记中衣褐衣襦褶之属》)①;论述了古代礼冠中最尊贵的一种,即冕旒,也叫冕弁冠(见《记冕弁冠》)②; 论述了不同的等级丧服之冠(见《记冠衰》)③;论述了服丧时以麻束发的“括发”,脱帽扎发,用布缠头的“免”,麻发合结的妇人丧髻“髽”(zhua)(见《括发免髽》)④论述了古代丧服期结在头上或腰间的麻带“绖(dié)带”(见《记经带》)⑤;论述了玉器的彩色垫板“缫”及用“缫”承玉的“缫藉”(见《记缫藉》)⑥;论述了古代射者所着的一种革制袖套“捍”,用于弦的扳指“决”,套在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上便于引放弓弦的“极”(见《记捍决极》)⑦。以上问题,都曾经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热门话题和难题。戴震的考证、论述可谓拨开了千年尘封,还其古制的本来面目,以冕服为例,有大裘、衮冕、冕、毳冕、希冕、玄冕六种,戴震本人根据《虞夏书》上的一段话:“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按:五色虫)作绩(按:同“绘”);宗彝(按:祭祀用的酒器,饰有虎锥(wei)兽形),藻火(按:水藻及火焰形,古作服饰用),粉米、黼黻、希(按:同“黹”)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⑧认为天子祭服为十二章(按:十二种花纹)他说:“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饰祭服,此绣与绘各六,衣用绘,裳(下衣)用绣。”⑨也就是说,戴震断定古代天子冕服十二章。郑玄说:“王者相变,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画于旌旗,所谓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龙,次二曰山,次三华虫,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画以为绘。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为绣。则衮(按:指衮冕)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按:指冕)画以雉,谓华虫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按:指毳冕)画虎蜼、谓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按:指希冕)刺粉米,无画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按:指玄冕)者衣无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谓玄焉。凡冕⑥ 同上,38 页。
  ⑦ 同上,39 页。
  ⑧ 同上,39 页。
  ⑨ 同上,40 页。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1 页。
  ② 同上,42 页。
  ③ 同上,44 页。
  ④ 同上,46 页。
  ⑤ 同上,47 页。
  ⑥ 同上,48 页。
  ⑦ 同上,50 页。
  ⑧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41 页下。
  ⑨ 《记冕服》,《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5 页。
  服皆玄衣纁(xūn 大红色)裳。”①按郑玄的看法,周时冕服不画日月星辰,亦未言大裘冕服的章数。戴震坚持冕服十二章的看法,他说:“余以谓周之祭服,宗庙所用九章而止耳。至于郊祀,何必废古之十二章不用也?”②他引用《礼记·玉藻》上的话:“天子玉藻(按:王冠垂挂的玉饰),十有二旒(按:冕冠前后垂挂的玉串),前后邃延,龙卷以祭。”又引用《礼记·郊特性》上的话:“祭之日,王被(按:通“披”)衰以象天,戴冕璪(按:zǎo 贯玉的五采丝绳)十有二旒,则天数也。”从而认为:“礼文虽阙,天子郊祀衮冕,见于此矣。衣之举衮,犹裳之举黼黻,皆以其文特显,而龙章为至焕,则加日月于上,无嫌以褒目之。”③戴震的意思是说,从《玉藻》篇和《郊特性》完全看出天子穿衮冕郊祭,由冕冠十二旒可推至冕服有日、月、龙。那么,郑玄未推及的冕服中的大裘呢?戴震据古文的文义通例推论说:“大裘不言哀,其余冕服不言裘,互文错见也。”①这就是说,大裘和衮冕一样,也是“至焕”的。戴震的结论是:“是故冕服十有(按:通‘又’)二章,缫(按zǎo 同‘璪’,指冕冠)十有二旒,是为大裘之冕。冕服九章,缫九旒,谓之衮冕。冕服七章,缫七旒,谓之衮冕。冕服五章,缫五旒,谓之毳冕。冕服三章,缫三旒,谓之希冕。冕服一章在裳,谓之玄冕,无旒。”②冕服和冕冠是配套成龙,一脉相承的。冕服六种的彩色花纹(章)数得到落实。
  后来孙诒让(1848——1908)对这一上古礼服制度中的重大问题进一步作了考证,有比戴震更详细的说明,说详《周礼正义》卷四十,但孙的许多看法都和戴震一致。“戴震是也”,“今依戴震”,在行文中凡数见③,可见戴震有关古代礼服制度的考释结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事实上,孙治让和前面提到的黄以周都是在学术上“承休宁戴氏之术,为白衣宗”④。
  这类名物制度的考证之学,也正是戴震以其求实之学开其业,时儒后学纷纷继之,逮及孙治让、王国维诸哲、蔚为专学大业,这项研究,对深入具体地了解古代社会无疑有大作用。章太炎曾说:“弃冕之制,绅舃(xì)之度,今世为最微。而诸儒流沫讨论,以存其梗概,亦当务之用也。”⑤五是校订《大戴礼记》,使成善本。今本《戴震集》和《年谱》中多处提到此事。卢文弨的校本,起初由扬州雅雨堂刻版。《年谱》中说:“学士卢文弨泊先生庚辰(1760)冬、辛已(1761)夏二次校定,称善本矣。但辛已所校,未及剜改。先生在四库馆《永乐大典》内散见者仅十篇,以与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礼记》之文,参互考核,附案语于下方,是注乃可与《三礼》并读,有提要一首。”①这里讲了《大戴记》最后校定的情形。雅雨堂本,当然是民间刻本,戴震在乾隆二十五(1760)、二十六(1761)两次给卢文① 《十二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781 页中至下栏。
  ②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5 页。
  ③ 《记冕服》,《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6 页。
  ① 《记冕服》,《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6 页。
  ②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6 页。
  ③ 孙诒让《周礼正义》,见《四部备要》本,427 页下,430 页上。
  ④ 章炳麟《瑞安孙先生伤辞》,载《太炎文录》卷二。
  ⑤ 章炳麟《检论》四《清儒》。
  ①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77 至478 页。弨信中都列举该本应改之字,乾隆二十五年列举的,段玉裁考证说是改正了的,且都是戴震动手剜板改正,乾隆二十六年列举的仅在书信中而实际未改,那是因戴震其时已离扬州之故。最后定本是集戴震数十年心血的刊定本四库全书官刻本。戴震在《大戴礼记》的总目提要中从目录学史的角度,叙述了该书的流传经过。形成了该书的书录史。戴震考证出书中《盛德篇》分出《明堂篇》是隋唐之后的事。还考证出《夏小正》篇是书中最古的篇目,隋唐间流传的该书或缺《夏小正》,其《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壶》、《公冠》皆《礼古经》遗文。《汉书·艺文志》有《曾子》十八篇,久逸。《大戴记》存十篇,自《立事》至《天圆》,均冠以“曾子”二字。关于本书的注,戴震确证北周卢辩注无疑。但卢辩注之书“正文并注,讹舛几不可读”,戴震从《永乐大典》内散见的十六篇为底本,“以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记》之文,参互校订,附案语于下方。”戴震在《提要》中还录一趣事备考:宋代史绳祖《学斋佔毕》说:《大戴记》列之十四经中,令人耳目一新,然“其说今不可考”,但《大戴礼记》一书,“先王旧制,时有征焉,固亦礼经之羽翼尔”①,点明了该书的地位和性质。
  六是校补《仪礼》,使之成为可读之书,并撰该书的总目提要。与此相关的,有乾隆四十年(1775)从《永乐大典》中校录宋张淳《仪礼识误》,并撰总目提要。还有校录李如圭的《仪礼释宫》并撰总目提要。此外,还著有《仪礼考证》一卷。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仪礼注疏》提要、《仪礼识误》提要、《仪礼释宫》提要依次排列,前两个和最后一个提要均戴震手笔,可推证戴氏据以补充《仪礼注疏》的《仪礼集释》(宋李如圭撰)的提要亦戴震手笔,这四个提要是研究戴震礼学的宝贵文献。这四个提要是四部书的书录史。《仪礼》难读,儒者罕通,《提要》列述该书的流传经过,篇目及注疏亡扶甚多,至唐贾公彦作疏时仅据齐黄庆、隋李孟哲二家之疏定为今本。然贾疏本自明以来又“刻本讹舛殊甚”。顾炎武的《日知录》早就提出:“万历北监本十三经中,《仪礼》脱误尤多。”戴震据唐长安石经补证之。戴震叙述校《仪礼》之难时,不无感慨地说:“《仪礼》文古义奥,传习者少,注释者亦代不数人,写刻有讹,猝不能校,故纰漏至于如是也。今参考诸本,一一厘正,著于录焉。”②《仪礼识误》的提要重点评述该书对校补《仪礼》的重要性。戴震说:“是书存而古经汉注讹文脱句藉以考识,旧椠诸本之不传于今者亦藉以得见涯略,其有功于《仪礼》,诚非浅小。”③《仪礼集释》的提要中,戴震考得李如圭与朱熹同时,提要同样着重评述该书对校补《仪礼》的作用。《仪礼释宫》的提要指出该书是考论古人宫室之制,仿《尔雅.释宫》而条分缕析之。戴震指出:古代宫室皆有定制,历代屡更,渐非其真,读《仪礼》也不能备知其详,该书能予解答。戴震还强调阅读该书的历史主义的态度:“甚或以后世之规模臆测先王之度数,殊失其真。”①关于《仪礼考证》一卷,是戴震边校补《仪礼》等书边撰著的。孔广森《戴氏遗书总序》曾说:“君入书局分淹《礼》,乃取忠甫(张淳)《识误》,① 见《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年版175 页,中栏。
  ② 同上,159 页,上栏。
  ③ 同②,中栏。
  ① 见《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年版160 页,上栏。
  德明(陆德明)《释文》,殚求亥豕之差,期复鸿都(贾公彦)之旧,互相参验,颇有整齐,削康成(郑玄)长衍之条,退《丧服》厕经之传。”②该书段玉裁曾称未见过。
  关于校补《大戴礼记》和《仪礼》,段玉裁曾说:“《仪礼》、《大戴礼》二经,古本埋蕴已久,阐发维艰,先生悉心耘治,焚膏霄分不倦,至于身后??又况自生自所著述,亦刻无少休。”③今天,文史工作者能读到这些书的经典定本,怎能不由衷感激扫除其尘封,还其本来面日的拓荒者!能使这类书成为经典的善本,定本,其功至巨,其业至艰,亦可以想见。《大戴礼记》校定后,孔广森有《补注》十三卷。《仪礼》校定后,凌廷堪有《礼经释例》十三卷,发现了若干重要原则,如通例四十,饮食例五十六、宾客例十八、射例二十、丧例二十一、祭礼例三十、器服之例四十、杂例二十一。继则有张惠言的《仪礼图》,不能图者则表。如此等等,皆以戴震《仪礼》的定本为基础。
  前面提到,戴震研究礼学是以江永的《礼书纲目》为基础的。戴震治礼,当然是以考据、校勘见长,这都是广义的历史科学文献学的功夫。值得注意的是,戴震治礼还能用历史发展的眼光观察之,四篇关于《仪礼》的总目提要写成书录史,还明确主张后人读《仪礼释宫》要有史家的眼光,诚为可贵。最值得注意的是,戴震在考释井田制的做法后,用历史的眼光分析了井田制兴衰的原因是统治者对老百姓的态度,分析了井田制被废的后果,不管这种分析是否对,但其视角则是历史的。戴震说:“先王不使出赋税之民,治洫与浍,而为法令民治洫浍者,当其赋税。故农政水利之大,皆君任之,非责之民。及其失也,竭民之力,毕以供上,于是洫浍不治,井田所由废也。中原膏土,雨为沮洳,水无所泄,暘为枯尘,水无所留,地不生毛,赋减民穷,上下交病矣。”①在经学考据中寻找历史的线索,本来就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戴震是精于经学考据的,但他并不缺乏历史的眼光。
  ② 转引自《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78 页。
  ③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78 页。
  ① 《匠人沟洫之法考》,《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33 页。

 

三、《七经小记·水地记》

 

  《水地记》,今《安徽丛书本》按微波谢本刊印,共一卷。段玉裁说:“盖所属草稿尚不止此,葓谷(按:孔继涵字)取其可读者为一卷刻之,其丛残则姑置之。”②今能读到的仅此一卷。《水地记》的首条是:中国山川维,首起于西,尾终于东,河水所出其地,曰昆仑之虚,其山曰紫山。其未条是:其南沁水,东丹水,西曰太行。
  全书共记二十四条。可见作者的用意是写自昆仑山至太行山的中国大地。全书的写法犹“词典条目加词典的释义。”戴震采用的这一写法是中国古书最常见的写法,有人说《易经》也是一部词典①,事实正是如此,因为它以卦起首,然后详释之,六十四卦详释毕而《易经》成,这不是词典型范又是什么呢?戴震既按“条目加释义”的方法给中国大地来一番规划范畴,这就发生了两个问题:一是条目与条目间的关系的处理,二是释义本身的体例方法。
  条目间的关系,正是贯串了戴震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地理学必须以大地为对象,而不是其他。也就是段玉裁所说的:“盖从来以郡国为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则以山川为主而求其郡县。”②“以山川为主”,就是以大地来研究地理,这就能把对象的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上,这是完全正确的科学思想。在“山川为主”中戴震又更深层地处理山和水的关系,他是以水领山的。如果说这一点在《水地记》中表现得还不明显,那么,在校《水经注》和修《汾州府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戴震叙《水经注》说:“因川源之派别,知山势之透迤,高高下下,不失地阞(按:地的脉理)。”①在《汾州府志发凡》中说:“以水辨山之脉络,而汾之东西山为干为枝,为来为去,俾井然就序。水则以经水,统其注入之枝水,因而遍及泽泊、堤堰、井泉,令众山如一山,群川如一川,府境虽广,山川虽繁,按文而稽,各归条贯。”②“山川为主,以水领山”,这就是戴震的地理学思想,也是《水地记》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使戴震的水地研究除了为解经服务外,还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和门类科学。《水地记》的二十四条目的确立及条目间的关系,完全贯彻了“以山川为主”的思想,同时也努力贯彻“以水领山”,无水源可寻时则叙述其山脉走向。除举出的首未两条外,其余二十二条是:2 河北之山,昆仑东千里而近日积石。3 鲜水西北,白龙堆沙之东日三危,是山不协②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① 见《辞书研究》1985 年6 期。
  ②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② 同上。
  禹贡之文,其名盖后起也。4 北迤东日嘉峪。5 弱水所出日穷石。6 北迤西日合黎。7 河惶之北大山曰祁连山。8 逾猪野之南,河西大山曰贺兰山。9 北河之北高阙东曰阴山。10 河曲外曰缘胡山。11 汾水所出日燕京之山,桑乾水所潜也。12 汾西河东自燕京别,而南离石水所出曰梁山。13 黄栌之南,胜水所出日歧山。14 西望孟门,夹束河流日壶口。15 汾水之左,自燕京别而东南,漳水所出日少山。16 右转历镣武而西,少水所出日谒戾之山,少水者泌水也。17 沁西彘水所出日霍山,是为太岳中岳也。18 历东陉而南曰析城。19 迤东沇水所潜日王屋。20 自东泾别而西,讹水所出山曰清野。21 又西南日薄山。22 西抵河曲中,雷水所出日首山,是为雷首。23 自轑武、侯甲左转, 水、蓝水、潞水所出,日发鸠之山。①从戴震对二十四条条目的解释中可看出哪些科学思想呢?这些思想,都是从其释义本身的体例和方法体现的,一是继续贯彻“山川为主,以水领山”的基本体例。大山之外有小山,干水之下有支水,基本体例不仅用于条目的确立和条目间的联系。而且用于解释条目。如第1 条下以山水释昆仑:《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昆仑,今西番名枯尔坤,译言昆仑也。有三山白阿克塔沁,日巴尔布哈,最西而大日巴颜哈喇??由洪济粱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日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也。又南迤西连接恒水所出山,今番语呼冈底斯者,绵亘二千里,皆古昆仑之虚也,犛水出聋石山,与河源相去仅三百六十余里,中隔一岭,即巴颜喀喇之岭,犛水亦呼犛牛河,语之转为丽水,今名金沙江。西番呼木鲁鸟苏,至喀木境又呼布赖楚。
  解释对象,当然要设立参照物,戴震解释地理条目的参照物是郡县治所等等。但《水地记》毕竟不是标准的辞书。戴震是立意一反传统的地理学“于古郡国为主而求其山川”的做法,而“以山川为主而求其郡县”的。这一做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以地理体现行政建制。例12 条解释梁山:山在今永宁府州东百三十里,东接交城县界,北连赤谼岭,接岚县界,西逾溪谷,为临县,一名吕梁。
  又如14 条解释孟门山,并纠正历史上的错误:山在吉州西南七十里,河西则陕西宜川县东南二十里之孟门山也。《汉志》河东郡北屈,《禹贡》壶口山在东南,今州东北有北屈故城,然则山当在其西南,作东南误也。在解释条目中,经史子集无不俱引,与其说用水地山川来解经,倒不如说以经典文献为历史证据为解释地理条目服务。例如首条解释昆仑山引了《尚书. 禹贡》、《尔雅. 释丘》、《史记. 禹本纪》、《山海经》、《淮南子》、《水经》、《汉书. 地理志》等等。其中一段说:昔相传《禹本纪》、《山海经》、《淮南鸿烈》及《水经》诸书所言昆仑河源,辗转蹈袭,鲜能证实。《史记.大宛列传》,张骞使西域还,为天子言于闻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则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
  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水地记》一卷。
  书本文献仅仅是证据之一,有时更需古今对应和实证,戴震以其朴学的求实精神,是很注重名和实的现实状况的,例如第三条的解释:鲜水今之青海,番名呼呼淖尔,值沙碛之东,西宁府之西,肃州甘州之南,积石之北。潞江自发源即成池三,皆黝黑,其池殆所谓玄趾者欤?三危盖其所经之地,岁久名湮,无以证实耳。昆仑、析支,《禹贡》于雍州言之。此水导源三池,去河源金沙江源不远。三跂置如鼎足,皆在冈底斯东北,然则雍之西南境至此水上游,梁之西境至此水,可无疑也。有时戴震以地理实情与文献中的史实挂钩,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例如,戴震以地理中的潞江之源的“玄趾”和“三危”来回答屈原提出的问题,他说:今所谓三危山者,其下亦无水径通《禹贡》之黑水,三危不在河北甚明,《屈原赋。天问篇》曰黑水玄趾安在???潞江发源即成池三,皆黝黑,其池殆所谓玄趾者欤?三危盖其所经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戴震以相应的历史事实傅之于山川,写山川,实际上是写相关的历史事实。第9 条写阴山时通篇为之,从赵武灵王一直写到唐代天宝年间,通篇历史故事,读来不觉枯燥。掩卷而思,戴震这一写法的精神,和顾炎武言山川重视历史递变的态度确有某种共同之处。他说:《史记》赵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秦始皇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徐广曰,在金城,今兰州府治,本汉金城县),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六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按:地名)中,筑亭障以逐戎人。《汉书》:竟宁初,呼韩邪愿保塞,因议罢边备,塞吏卒,郎中侯应日: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孝武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列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水草,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经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
  元和七年河溢,西受降,域南面多毁坏,八年振武帅李光进请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请移治于天德,军北城。李绛、卢坦以为旧城当碛口,据虏要冲,得制匈奴上策,又丰水美草,边防所利,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奈何舍万代久安之策为一时省费之谋?况天德故城,僻处确瘠,去河绝远,烽侯警急,不相应接,虏忽唐突,势无由知,是无故而蹙二百里也。城使周怀义奏利害与绛、坦同。上卒用李吉甫策。九边考自阴山而北,皆大碛,碛东西数千里,南北亦数千里,无水草,不可驻牧,中国得阴山,则乘高一望,寇出没踪迹皆见,必逾大碛而居其北,去中国益远,故阴山为御边要地,阴山以南即为漠南,彼若得阴山,则易以饱其力而内犯,此秦、汉、唐都关中,必逾河而北守阴山也。
  读戴震上述注释文字,可谓完全没有书卷气,后一段不仅重历史,而且重军事,强调阴山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类似的文字在第24 条注释中也有:《金史·地理志》济源县有太行山,以沁水为界,西为王屋,东为太行。考河北八陉,起西南,迄而东北,一曰轵关陉,在济源西北十五里,当轵道之险。《史记》苏秦说赵曰:秦下轵道则南阳危是也。
  清顾祖禹(1631—1692)《读史方舆纪要》是军事地理,戴震引用该书时强调某地的军事性质:山在今肃州西北七十里之西麓,即嘉峪关。《读史方舆纪要》云:国初收河西地,西抵玉门,北至沙漠,而仍以嘉峪为中外巨防。
  第四曰溢口陉,山岭高深,实为险厄,《读史方舆纪要》云:滏口为自邺西出之要道。诚然,戴震与顾炎武,顾祖禹所处的时代不同,不大可能说他仍有亡国之痛和排满情绪,但他的经国济世的求实精神则是与顾炎武、顾祖禹一致的。《水地记》无疑也涉及到军事地理。
  《水地记》作者还写了大好河山,体现了作者热爱中华大地的丰醇情怀。他说:祁连山??有松柏五木,美术茂草,山中冬温夏冷,宜牧放,牛羊充肥,乳酪美好,焉看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水草丰茂,宜畜牧,与祁连同。匈奴失祁连、焉耆(按:后译为“胭脂”)二山,乃歌日: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耆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焉耆一作焉支。
  如此看来,《水地记》是叙述中华史地的教科书,内容之博大,规模之宏伟,前无古人。作者思想方法的内在逻辑,确如段玉裁所说:“令众山如一山,群川如一川”。①然后由总而分,以水领山。在解释中,“自《尚书》、《周官》、《春秋》之地名,以及战国至今,历代史志建置沿革之纷错,无不依山川之左右曲折,安置妥帖,至赜而不乱。”②全书是以中华历史文化为贯串来叙述中华大地的山川水流的。著《水地记》的初衷,与清代朴学一贯主张的窄而小的研究很不一样,以其内容和规模,“此书固非旦夕之所能完成,先生志愿之大,以为必有能助之者,而不料其所成止此也。”③尽管如此,《水地记》既为《七经小记》之一,治经者当有所稽,又从其撰著体例、思想方法、内容和实际作用,以及其学理逻辑看,《水地记》在戴震那里是作为独立的史地学而存在的。《水地记》成为学人研治相关内容的依据。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陉”字下即引据戴说④。《水地记》也是清代史地学史上以水为主的奠基之作。《水经注》已越千余百年,清儒大有赓续其业的志趣。早先就有黄宗羲的《今水经》,但过于简单,塞外之水尤多误。《水地记》也是出于续《水经》的初衷的。继戴之后,有齐召南《水道提纲》二十八卷等等著作,开其宏基的实为戴震。戴震尤善制地图,段玉裁曾说:“用晋裴秀法,而里数之远近,即可计北极之高下,凡直省府厅州县方乡四至八到,无少差误。”①此外,戴震史地学成就与他对天文的精湛研究也是分不开的。①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3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段玉栽著《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734 页。
  ①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7 页。

 

四、对《易经》的研究

 

  戴震早年就对《易经》作过很勤密的研究,在《经考》中,围绕《易》学研究写下的笔记条目有:重卦、三易、易取变易义、彖辞爻辞、九六七八、十翼、易为卜筮而作、理象数、卦变、互体、宋儒复《易》古本同样,在《经考附录》中,戴震也写下了不少《易》学条目:重卦有四说、连山归藏、《易》一名而函三文、易彖象三字皆六书之假借、题周以别前代、《周易》上下经、卦名、汉初传《易》、焦延寿京房之《易》、王辅嗣韩康伯注《易》、子夏《易传》膺本、《河图》、《洛书》、大衍、先后天图、太极图、程子《易传》、朱子《周易本义》、言古《易》者各异在《戴东原全集》中,并无戴震研究《易经》的专著,今本《戴震集》中,也只有极少数的《易》学论文,它们是:《周易补注目录后语》、《法象论》、《读易系辞论性》、《与丁升衢书》、《再与丁升衢书》。但在许多文章中,零星个别地提到《易经》、《易传》的却不少。事实上戴震是娴熟于《易》并能对其原理运用自如的。
  《易经》是一部最带神秘性的书,孔子曾说要“假年以学《易》”,并有“韦编三绝”的故事,可见《易》是不易读懂的。到了汉代,《易》被列为六经之首,《汉书,艺文志》称《易》为“六艺之原”。传说孔子授《易》,五传而至田何,又三传而至施雠、孟喜、梁丘贺,,此三家《易》被列为今文经《易》学博士。今文经衰落后,有古文《易》费氏说①。郑玄继传之。此外,京房受《易》于焦延寿,假托孟氏,多言卦气占验,是今古文以外的《易》别传。王弼亦费氏古文《易》,但涉及道家,旨近老子。王弼注《易》,唐人据之作《正义》,汉三家《易》俱废。五代北宋间道士陈传以后世道教中的丹鼎之术附会《易经》,传至邵雍和周敦颐,而有先天的太极图说。程颐作《易传》,不信邵雍的象数学,少谈天道,多言人事,较王弼更近《易》理。戴震曾对程氏的《易传》表示推崇,说:“《周易》当读程子《易传》。”②朱熹综周、邵、程三家之说作《易本义》,为明清两朝的功令所推祟。清代《易》学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向周、邵的先天《易》问罪。黄宗羲著《易学象数论》讨伐周、邵,其弟黄宗炎《图书辨惑》把周、邵《太极图说》所踪的陈抟“无极图说”找了出来。毛奇龄著《河洛图书原舛》,发明二黄之说,提倡用汉学研究《易》学。胡渭著《易图明辨》,由宋儒与道士的关系找到其谶讳学的根源。他的《洪范正论》驳斥五行灾异,破除《易》学研究中的非理性主义。梁启超曾说:“一千年蒙罩住《易经》的云雾算是开光了,这不能不说是清初学者的功劳。”①但无论从当时的学术发展的大势看,还是从《易》学本身研究的需要看,对《易经》来一番汉学考证功夫是必要的。江② 《安徽丛书》第六期载《经考》。
  ③ 《安徽丛书》第六期载《经考附录》。
  ①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费氏易林》、《费氏分野》二书。② 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8 页。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三,北京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178 页。藩曾概括清初的《易》学研究说:“国初老儒,亦有攻王弼之注,击陈抟之图者,如黄宗羲之《易学象数论》,虽辟陈抟康节之学,而以纳甲、动爻(按:皆《易》卦象名)为伪象,又称王辅嗣注简当无浮义。黄宗炎之《周易象辞图书辨惑》,亦力辟宋人图书之说,可谓不遗余力矣。然不宗汉学,皆非笃信之士也。??胡胐明《洪范正论》,虽力攻图书之谬,而辟汉学五行灾异之说,是不知夏侯始昌之《洪范五行传》,亦出于伏生也。胐明虽知伪古文,而不知五行传之不可辟,是以黜之。”②学问为学术大势、学理逻辑发展而出,应时而生。真正用汉学的求实客观态度来研究《易经》的有惠栋的《周易述》二十三卷,《易汉学》八卷,《易例》二卷。张惠言《周易虞氏义》九卷,《虞氏消息》二卷。焦循《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二十卷,《易图略》八卷,通名《雕菰楼易学》三书。焦循是语言学家和数学家,他的成就自然要高。阮元评价“三书”说:“石破天惊,处处从实测而得,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王引之说:“凿破混饨,扫除云雾,可谓精锐之兵。”关于《易经》的主要精神,焦循由博返约以后曾说:“《易》之道,大抵教人改过,亦即以寡天下之过,而改过在变通行权,即易也。”①这与孔子“学《易》无大过”之旨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易》之辩证思想是最可玩索的。
  前面提到,戴震主张学《易》应读程颐《易传》,这是很客观的态度。
  即使对朱烹调和诸家之说的《易本义》,也是采取审慎的态度。对“河图洛书”、“先天后天”这类极为敏感的问题,戴震也采取慎重的态度,与清初毛奇龄、胡渭的“革命”态度很不一样。诚然,这一态度,又是与早年不反宋儒的基本态度相一致的。戴震在《经考附录》卷一《河图洛书》条下引朱熹说:朱子曰,以《河图》、《洛书》为不足信,自欧阳公(按:欧阳修)以来已有此说,然终无奈。《顾命》、《系辞》、《论语》皆有是言,而诸儒所传二图之数者,虽有交互,而无乖戾,顺数逆推纵横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图》与《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载天地五十者,有五之数,则固《易》之所自出也。《洛书》与《洪范》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畴之数,则固《洪范》之所自出也。又读《大戴礼》书又得一证甚明,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语,而郑氏注(按:当为卢辩注)云,法龟文也。然则汉人固以九数者为《洛书》也。王应麟曰:《大戴礼》卢辩注非郑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郑氏注云“法龟文”,未考此史也。
  以上笔记可看出戴震是赞同朱熹关于《河图》、《洛书》的骑墙折中之说的。朱熹曾怀疑《河图》之伪,以邵雍之《易》为《易》外别传。但其《易本义》又冠以九图,并说:“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所谓“天地自然之《易》”,是指《河图》、《洛书》,伏羲之《易》则是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周公之《易》是后天八卦及六十四卦卦变。这又回到了邵雍。把上面戴震引用朱熹并心然其意的笔记内容与胡渭相对照,可看出戴震早期在《易》学上的保守态度。钱大昕和江藩都曾叙述胡渭《易图明辨》的看法说:② 《汉学师承记.经师经义目录》。上海书店1983 年复印本《汉学师承记》138 页至141 页。① 焦循《与朱椒堂书》。载《雕菰集》卷十三,丛书集成初编本。
  尝谓《诗》、《书》、《礼》、《春秋》,皆不可无图,惟《易》无所用图。??安得有先后天之别?《河图》之象,自古无传,何从拟议?《洛书》之文,见于《洪范》,五行九宫,初不为《易》而设。??又言,《洪范》古圣所传,汉儒专主灾异,以瞽史矫诬之说,乱彝伦攸叙之经,害一。《洛书》之本文,具在《洪范》,宋儒创为黑白之点,方圆之体,九十之位,且谓《洪范》之理通于《易》??,害二。《洪范》原无错简,后儒任意改窜,移“庶征”“王省惟岁”以下,为五纪之传,移“皇极”“敛时五福”至“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为“五福”、“六极”之薄,害三。戴震和胡渭,一以《洛书》在《洪范》证其存在的可能性,一以证其“初不为《易》设”,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另一些场合下,戴震又为朱熹的《河图》、《洛书》之说开脱。早期的《经考》中有好几条这样的条目。例如他在《经考》附录卷一“先后天图”条中说,朱子《易学启蒙》中载邵雍所传的先天、后天之图说不过是用来释《易》理的,朱熹并没有说先天图是伏羲造的,后天图是文王造的。关于朱熹的《周易本义》,戴震比顾炎武进一步考证出朱熹原本被搅乱起于宋宝佑(1253—1258)年间董楷所编的《周易传义》。他说:宋宝佑中克斋董楷正叔纂集《周易传义》,附录纷乱朱子《本义》元本,实始于此。至于戴震后期以《易》和《易传》作为批判程、朱的武器,当另作别论。戴震早年对《易》的起因的看法赞同黄宗炎,认为由个别观察而达普遍抽象,在文字上表现为六书假借。他在《经考附录》卷一“易彖象三字皆六书之假借”中说:黄宗炎日:“易”者取象于虫,其色一时一变,一日十二时,改唤十二色,因其倏忽变更,借为移易、改易之用。“易”之为文,象其一首四足之形。《周易》卦次俱一反一正。两两相对,每卦六爻,两卦十二爻,如析易之十二时,在本卦者象日之六时,在往来之卦者象夜之六时,取象之奇巧精确,不可拟议,无逾于此,俗儒反病其一物之微,不足以包含大道。误解“日月”为“易”,开端于虞仲翔,而圣人之取义渐隐。②关于《易经》的体例的形成,历来有许多看法。顾炎武认为“连合经传,本于郑玄”,朱熹记嵩山晁氏《封爻彖象说》,认为古经始乱于费直,大乱于王弼,今本《易经》分上下二卷,上卷三十卦,下卷三十四卦,每卦有卦辞等等,其基本体例是:“卦名十卦辞十爻辞+(‘彖曰’为标志)彖传+(以‘象曰’为标志)象传(分大象和小象。大象释全卦,小象释各爻爻辞)”。这样今本《易经》中已有彖传和象传。对于今本《易经》的经传相合的体例及其形成过程,戴震有明确的论断:郑康成始合彖、象于经,如今王弼本之,乾卦后加“彖曰”、“象曰”者是也。弼又分文言于乾、坤后,各加“文言曰”,而自坤卦以后彖及象之论两体者,分属卦词。后解爻词者,逐爻分属其后。于是汉时所谓十二篇莫能言其旧。孔冲远(按:孔颖达)曰:《易经》本分上、下二篇,彖、象释卦,亦当随经而分。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之徒,并同此说,《汉书,艺文志》① 《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胡渭传》。又见江藩《汉学师录记》卷一“胡渭”条。①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经考》卷一。
  曰:“《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是十二篇,三家所同也。对《易经》体例共性,不同卦中的个性,体例的形成、变化,《易经》和《易传》的关系,三家《易》的目录等《易》学基本问题,说得一清二楚,针对朱熹用晁氏说费氏大乱古《易》之说,戴震指出:《儒林传》曰:“费直治《易》,长于卦筮,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之言解说上下经。”盖费氏《易》不自立故训章句,其解说经即用十篇之言,明其当时之口讲指画如此。是十二篇,费氏未尝改也。
  为了确认今本费氏古文《易》的地位,戴震澄清了历史上对费氏的一些误会。刘向以中秘藏的古文本(简称“中古文”)校汉三家《易》时,三家《易》脱《无咎》、《悔》、《亡》三篇,而仅费氏《易》与“中古文”本相同。但刘向、班固也没有谈及费氏《易》与诸家之异。到了《汉书.儒林传》,因有“徒以彖、象、辞十篇之言解说上下经”一语,后人“膺作费氏《易》省去彖、象、辞之目,总以一‘传’字加于彖、象之首,纷纷咎费氏改经”,戴震指出,这是“不察之论”,“费氏未尝改也”②关于《十翼》的作者,历来认为孔子著《十翼》③。又《隋书。 经籍志》说:“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惟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④三篇即《说卦》、《序卦》、《杂卦》。明末的经学大师朱彝尊怀疑《序卦》。戴震对此有独到之见。他说:武帝时,博士之业《易》虽已十二篇,然昔儒相传,《说卦》三篇,与今文《太誓》同,后出《说卦》分之为《序卦》、《杂卦》,故三篇词指,不类孔子之言,或经师所记孔门余论,或别有所传述,博士集而读之,遂一归孔子,谓之“十翼”矣。总之,戴震于《易经》研究虽然没有留下鸿篇巨制,但从明清的《易》学史的大背景下透视,是有一定地位的。他对《易》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有明确的阐述,有些见解是《易》学入门的必备知识。《说卦》等三篇非孔子之作的说法,在《易》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几成定论的重大发现②。① 《周易补注目录后语》,《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 页。① 《周易补注目录后语》.《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 页。② 同上。
  ③ 《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④ 类似的文字也见于《论衡.正说》。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 页。
  ② 参见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43 至45 页。

 

五、对《尚书》的研究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史书。《尚书》始于《尧典》,终于《秦誓》,其时代起自上古的唐尧,终于春秋初世,为我国上古时代的史料,故名曰《尚书》。它大体上是我国奴隶制时代早期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尚书》有所谓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分,今文《尚书》为汉初伏生所传,共二十八篇。伏生用这二十八篇在齐鲁间传授,逐渐形成西汉《尚书》学三家;欧阳《尚书》、大夏侯《尚书》、小夏侯《尚书》。从汉武帝到汉宣帝,这三家都先后被立于学官,所教的伏生所传二十八篇,后来又加上汉武帝时民间所献的《泰誓》,共二十九篇。欧阳氏又把《盘庚》分为三篇,这样共三十一篇。西汉末年又忽然出现古文《尚书》,说孔安国家藏,比原来的今文《尚书》多十六篇。两汉古文《尚书》问题是个难题,戴震曾详为考证。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趁司马氏广求圣典之际,献上了一部伪古文《尚书》,计有经文五十八篇,还有各篇标为“孔安国传”的注,还有一篇《孔安国序》。这部伪古文《尚书》一直被人们看作传说中的汉代孔安国传的真本,直到清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才彻底揭穿了梅氏的伪作。阎氏以后,有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八卷,力反阎说,以驳辩求胜,不料引出了更多的申阎非毛之著,其主要著作有惠栋《古文尚书考》、程廷祚《晚书订疑》、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彻底驳倒了毛奇龄说。论战结束后,伪书已成定论,但剩下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因年代久远,读起来佶屈聱牙,很难读懂,更兼伪孔传的长期通行,汉儒传注一概亡佚,读《尚书》无所凭借。乾隆中叶的学者致力于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的解释工作,最著者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王鸣盛《尚书后案》三十卷,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他们的共同方法,就是拿《史记》、《尚书大传》当底本,把唐以前的各种子书、笺注乃至宋《太平御览》以前的各种类书中凡有征引汉儒解释《尚书》文字逐一收集,分缀《尚书》各篇各句之下,使之成为辑佚性的汉儒新注本。戴震对《尚书》的研究,是在论战结束以后不久,重新解释《尚书》的工作刚开始时进行的。戴震一生,直接和《尚书》学有关的事件有以下一些:乾隆二十年(1755)秋,戴震在《与王内翰凤喈(按:王鸣盛)书》中用古音通假原理解释《尚书.尧典》“光被四表”即“横披四表”。
  乾隆十八年(1753)以后,有《尚书今文古文考》一篇。
  此外,为校注《水经注》而研读《尚书.禹贡》和胡渭的书,乾隆三十九年(1774)10 月校《五经算术》而举《尚书》待算明者列之,对《虞书》和《夏书》中有关“漩机玉衡”的研究等,已成为史地学和天文学研究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戴震的后期,还有专著《尚书义考》二卷,收入安徽丛书本《戴东原先生全集》,原据贵池刘氏聚学轩本。该书是戴震思想完全成熟以后的著作,书中《义例》云:“至宋以来,凿空衍说,载之将不胜载,故严加删汰。”在清初《尚书》今古文问题论战及继后的解释《尚书》的工作的大背景下考察,戴震的《尚书》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他的《尚书今文古文考》是一篇带总结性的文章。段玉裁《年谱》说它著于乾隆十八年(1753)以后,这时距《尚书古文疏证》问世至少已有五十年(阎死于1704 年)。戴震在自己的考释文章中对《尚书》今文二十八篇与二十九篇问题,汉古文《尚书》的含义,《泰誓》篇的由来说得一清二楚。戴震说:《尚书》二十八篇,济南伏生所传,后附益《太誓》一篇,用当时隶书写之,故称《今文尚书》。
  关于汉古文《尚书》,戴震因笃信汉儒,尤其是因笃信许慎而相信该书的真实性,他说: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者多十六篇。许叔重《说文解字叙》记六体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盖如商、周鼎彝之书,故称《古文尚书》。入于秘府,未列学官,故谓之“中古文”
  关于《泰誓》篇的由来,以及它如何进入今文《尚书》而成二十九篇的,戴震指出:伏生书无《太誓》,而《史记》乃云:“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殆因是时已于伏生所传内益以《太誓》,共为博士之业,不复别识言耳。刘向《别录》曰:“民有得《太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刘歆移书太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生屋壁,朽折散绝。《太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郑康成《书论》曰:“民间得《太誓》。”刘、郑所记,可援以补史家之略。应该指出,戴震就《史记》伏生书“二十九篇”有误的看法是正确的,司马迁正当汉武帝立欧阳《尚书》于学官之时,欧阳受之于伏生,故戴震肯定《史记》说的二十九篇就是民间的《泰誓》,后来进入了伏生所传书。戴震还主张以刘歆和郑玄之说补《史记》之疏略,这一主张无疑是可取的,因为刘说、郑说较司马迁的说法更近于情理③。至于汉代卫宏《古文尚书叙》说:伏生老而不能言,叫自己的女儿传言教晁错,又因方言不同,晁错不懂,“略以其意属读而已”,戴震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早在晁错以前,早就有张生、欧阳生等从伏生受读,文化的传授不可能等到昏聩不能言的人而为之。戴震说:此不察之说也。济南张生及欧阳生和伯实躬事伏生受《书》,由是《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之学。《史记》及《汉书》皆日:“秦时潘书,伏生壁藏之。汉兴,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其非得之口诵,无女子传言,事甚显白。还应说及的是,戴震为说明伏生《尚书》仅二十八篇,原无《泰誓》和百篇《书序》,引用了伪书《孔丛子》,不足为训。但他作出的判断结论是正确的。此外,戴震还著有《书补传》②。
  ① 《尚书今文古文考》,《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6 页。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6 页。
  ② 同上。
  ③ 关于《太誓》,清儒有过不同看法,参见陈梦家《尚书通论》,商务1957 年版67 页。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6 页。
  ② 《书补传》已佚。秦蕙田《五礼通考·观象授时》卷三、卷五引用《书补传》为今仅见。参见文渊阁《四库全书·五礼通考》,卷181 至卷200 为《观象授时》,引戴震可见页139—366、367、369、374、37s、390 等。
  自从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揭穿东晋梅赜伪书以后,对汉代古文《尚书》也一直是怀疑的,戴震对汉代古文《尚书》是不怀疑的。他对它的篇目作了详细考证。他指出,《汉书·儒林传》、《汉书·艺文志》、荀悦《汉记》、马融《书序》都讲到逸书问题,几乎众口一词他说是“十六篇”,戴震说,这十六篇“其篇名则郑注《书序》逸篇之目”,它们是:《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谟》、《弃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宝》、《汤诰》、《咸有一德》、《伊训》、《伊涉》、《原命》、《武成》、《旅獒》、《冏命》③此十六卷加今文《尚书》二十九卷加百篇《书序》一卷,“是为《艺文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而逸书《九共》析为九,则逸书成了二十四,而今文《尚书》二十九又析为三十四:《盘庚》、《太誓》各分为三则净增四,《顾命》分“王若曰”以下为《康王之浩》则净增一。如不算百篇之《序》,戴震认为汉古文《尚书》就是这五十八篇[逸书24+(今文29—2+6—1+2)= 58]。他说:不数百篇之《序》,故刘向《别录》云“五十八篇”。桓谭《新论》云“《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卷,为五十八篇”。《艺文志》虽数百篇之《序》增多一卷,而四十六卷者一卷篇亡,郑康成所谓“《武成》逸篇,建武之际亡”,适当其亡篇,故《志》仅称五十七篇。戴震由汉古文《尚书》篇目的增减过程推论当时的学术传播情况,特别提到好古文的贾逵、马融、郑玄等人为什么不为古文《尚书》作注,却为今文《尚书》作注这样的有趣的问题。戴震说:古文非博士所治,是以谓之《逸书》,刘向、刘歆、班固、贾逵校理秘书,成得见之。民间则有胶东庸生之遗学。建初、延光、光和中,尝诏选高才生能通者,以扶微学、广异义。而后汉之儒,如尹敏、周防、孔僖、杜林、卫(宏)、贾(逵)、马(融)、郑(玄)传是学不一人。然贾、马、郑虽雅好古文,其作训注,亦但解其今文所立于学官者,岂逸篇残脱失次,不乎读欤?
  戴震还考证了伪古文《尚书》。今本《十三经注疏》仍是伪古文《尚书》,故了解该书还是很有必要的。《十三经注疏》之所以如此,一是伪书中有真,那就是包含了今文《尚书》二十九篇的内容,二是唐人作疏证就是用了梅赜本,三是认识其伪,当作伪书读,何况伪中有真,存此部分伪书亦无妨碍。故阎若璩订伪有功,但无妨仍存其伪书,不必销毁或剔除的。戴震简述伪古文《尚书》的出台及篇目组合时我们阅读是有帮助的。梅赜献出的伪书,计有经文五十八篇,这五十八篇,包括今文二十八篇(欧阳《尚书》已列为三十一篇)。有人分《尧典》后半部为《舜典》,分《皋陶漠》下半部为《益稷》,成为三十二篇[31—1+2—l+2=33]。等于说今文《尚书》未变。有人又另从百篇《书序》中采集了一些篇题,从当时已有的一些古籍中搜集文句缀集成篇,又另撰《泰誓》,总成二十五篇,从而凑足刘向、郑玄所说的汉古文《尚书》五十八篇之数。至于卷数,伪作者也作了安排,凑成《艺文志》所录数四十六卷,戴震对这一制造伪书的事实作了概括,最后指出:“是① 《尚书今丈古文考》,《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7 页。① 《尚书今文古文考》,《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7 至8 页。又今之《古文尚书》而非汉时秘府所藏、经师所涉之十六篇矣。”②肯定了伪作与汉古文《尚书》根本不同③。
  戴震的《尚书今文古文考》,把一部十分复杂的《尚书》今古文史说得十分透彻,成为《尚书》学的入门教材。这除了戴震本人的识力以外,实际上也是对清初以来《尚书》学成果的一个总结。戴震曾说:“《尚书今文古文考》,此篇文字却认真。”①诚非虚言。
  《尚书》原是古典文献,后来成为宣扬儒家“道统”的圣典,尊为《书经》,成为两千年间统治中国人民的主导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清代学者研究这本书时,还是把它当作古史文献来笔耕的,戴震也不例外,如前所说:江声、王鸣盛、孙星衍研究《尚书》的方法基本上是个辑逸的方法。但也各有特色,江声是惠栋的学生,一味好古,唯古是收,剪裁甚少。王鸣盛的搜罗极博,劝夫很深,但把今古文学说调和在一起,看不清学派分脉。孙星衍是三家之冠,他的体例是“自为注而自疏之”,注简而疏详,努力区分今古文学派的不同,各还其是。戴震后期之作《尚书义考》很有特色。
  一是区分汉宋,尽量兼古文和今文《尚书》三家说②,汉儒注释,力致无一遗漏。他说:有书契以来,莫古于《尚书》,汉儒训诂,各有师承,又去古未远,使其说皆存用备参稽,犹不足以尽通于古,况散逸既多,则见者可忽视之乎?故是编于各书所引欧阳、大小夏侯氏说,及贾、马、郑之注,详略必载古注,语简义精,虽尽收不见其多。至宋以来,凿空衍说,载之将不胜载,故严加删汰。但是,今古文《尚书》学不是每句、每字都能体现出来的,真要区分,也有相当难度,区分的方法,一是凭文献,二是凭识力。引用文献时既有辨正,又得尽量不遗漏,戴震就在引用文献过程中随时申明己见,这些申述处,大部分是想阐述今古文学理区分的。如“曰若稽古”条②:日若稽古(戴震按:曰当从古本作粤。)
  《尔雅》:粤,于也;若,顺也。
  《后汉书·李固传》注曰:“《书》曰:‘粤若稽古帝尧’。郑玄注曰:‘稽,同也。古,天地,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尧。’”
  《三国志·三少帝记》:“帝问曰:‘郑玄日,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地。’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二义不同,何者为是?”博士庚峻对曰:“先儒所执,各有乖异,臣不足以考之。然《洪范》称‘三人占,从二人之言’。贾、马及肃皆以为‘顺考古道’。以《洪范》言之,肃义为长。”帝曰:“仲尼言‘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之大美,在乎则天,顺考古道,非其至也,今发篇开义以明圣德,而舍其大,更称其细,岂作者之意邪?”(戴震按:孔氏颖达《尚书正义》曰:郑玄信讳,训稽为同,训古为天,能顺天而行之,与之同功,古之为天,经无此训。)
  ② 同上,8 页。
  ③ 梅赜献出的《伪古文尚书》,清丁晏《尚书余论》考定为出自三国魏王肃之手。① 《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90 页。
  ② 贾逵、马融、郑玄虽解其今文立于学官的《尚书》,但因其以古文经观点解今文仍可视作古文。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戴震《尚书义考·义例》。
  ② 《安徽丛书》第六期戴震《尚书义考》。
  戴震的头脑是清醒的,并没有“唯古是信”。梁启超在评价清儒《尚书》学成就时曾说:“我稍为不满意的,是他们有时拘宋汉儒太过。例如‘粤若稽古’郑注训‘稽古’为‘同天’,甚可笑,但以出于郑而强从之。”①戴震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从郑玄古文经中严加剔除。
  二是针对《尚书》古解古注缺乏,戴震努力建设自己的注释体系,他的基本思路是从语言文字入手,从今文《尚书》的原著出发,“以词通道”,作出他本人的、合乎古义的解释,并以自己的解释为判别标准来区分今古文义。他说:《尔雅》解释《诗》、《书》,汉儒释经多宗之,则注内已见采录??惟《尚书》无汉儒全注:今经文之下,即取《尔雅》以存古义仍以“曰(粤)若稽古”条为例,看看戴震是怎样形成自己的《尚书》注释体系的。
  戴震案:发端之辞,或言“于”,或言“爱”,或言“粤”,声义相近,《说文》“粤,于也。审慎之词。”《周书》“粤三日丁亥。”据《说文》“粤”为本字,其作“越”,或作“曰”,并六书之假借。《尔雅·释诂》:“粤、于、爱、曰也。”“爰、粤、于也。”“粤”与“曰”重出于六书为疏。《尔雅·释言》:“若、惠,顺也。”“若”与“如”一声之转,“惠”与“顺”一声之转。《说文》:“如,从随也。”“从随”之义引伸之为顺为同。篇内“若”字多矣,皆相因无异解,不得合“日若”二字为发语辞。《召诰》之“越若来三月”,“越”者发端语辞(徐锴《说文系传》释“粤三月”云心中暗数其日数,然后言之。)“若来三月”则由二月顺数之,至方来之三月也。“若”字宜从古注。“稽古”犹言“考之”,昔者几已往则称“古”、“昔”,《盘庚》篇谓前王曰:“古我先王。”《孟子》书谓数日之间为昔者是也。前史所注记,后史从而删取成篇,故发端言“粤若稽古”,犹后人言“谨案”云尔,明不敢以臆见爽失其实也。自汉迄今并误读“粤若稽古帝尧”为句,汉唐诸儒以稽古属尧,郑康成训“稽古”为“同天”,于字义全非,贾逵马融王肃皆为尧考古道,而梅喷奏上之《古文尚书》,孔安国传亦同。孔传本晋人伪撰,袭取贾马之注,故魏博士庚峻引贾马及肃,而不言安国。《周官》“唐虞稽古,”又伪古文语,与伪传同出一说也。宋儒以“稽古”属“史官”,而未明于“粤若稽古”四字句绝。其下文“帝尧日放勋”,记帝名号也。《皋陶谟》与《尧典》一例下“皋陶日”,则直记皋陶之言也,林氏疑于两“曰”字,由句读失传耳。从戴震对“曰(粤)若稽古”四字的长篇按语中可看出以下几点。一是“粤”为发语词,“若”为“顺数”之义,“稽古”为“考之”之义,四字为句,意犹后世云“谨案”。二是从《尚书》发掘语言表达的内证,“若”不当连上说成“粤若”为词,也不当连属“帝尧”为句,三是批评郑玄的荒唐解释“稽古”为“同天”。四是批评程宋对《尚书》的解释。五是发扬《尚书》古文经说。六是对收集到的解释《尚书》的资料一一严加辨别,最后批评林之奇《尚书解》即此一例。戴震试从语言文字入手直取《尚书》原意,辨证汉唐以来的占注疏。可谓另辟蹊径,创《尚书》学研究的新路;和江声、王鸣盛、孙星衍《尚书》学名著相比,义例之严,识见之深,辨证之细,不是很可观吗?可惜的是戴震的《尚书义考》仅两卷,没有形成大气候,但它无疑是《尚书》学研究中的“少而精”的精品之作。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183 页。② 《安徽丛书》第六期《尚书义考》。
  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尚书义考》。

 

六、对《春秋》的研究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今存的《春秋》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历十二君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谷梁传》所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记二年)。它基本是鲁国史书的原文。传说孔子著《春秋》,不可依信,但孔子以《春秋》作历史教科书授徒却是可信的。无奈此书太简,没有传注简直无法读懂。宋王安石答复他人问《春秋》说:“此经比他经尤难,盖《三传》不足信也。”《三传》中《左传》以叙事为主,《公羊传》、《谷梁传》解释经文为主,叙事极少,不是历史性质的书。西汉时只有《公羊传》设立博士,可以说那时《春秋》只有一传。后来又有《谷梁传》问世,但东汉时仍以《公羊传》为最盛,六朝以后,《公羊传》、《谷梁传》渐废,独行《左氏传》。到了唐代、出现了所谓“《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①的状况。宋代治《春秋》的人很多,以胡安国的《春秋传》最为盛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渐乃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当时所谓经义者,实安国之传义而已。”①元明两代以胡传取士,《春秋三传》基本被废,间有治《左传》的,也仅是当作策论的资料。清代以前《春秋》学的状况基本如此。
  清儒复兴古学,《春秋》及三传之学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顾栋高(1679—1759)对《左传》作历史的研究,著《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舆图一卷,附录一卷,将春秋列国史事,天文历法、世系官制、疆域地理等列表说明。梁启超曾评论这部书说:“《礼记》说:‘属辞比事,《春秋》之教。’治史的最好方法,是把许多事实连属起来加以比较研究,这便是‘属辞比事’。这些事实一件件零碎摆着,象没有什么意义,一属一比,便会有许多新发明,用这种方法治历史的人,向来很少,震沧(按:顾栋高的字)这部书,总算第一次成功了。”②用治经的方法治《左传》,大抵是嘉道年间才有巨著,那就是刘文淇、刘毓崧父子的《左传正义》③。《公羊传》的研究肇始于戴震的学生孔广森,和较孔氏成就为高的庄存与(1719—1788)。庄氏是与戴震同时代的人,常州学派的开创者,著《春秋正辞》,发明公羊微言大义,庄氏将公羊学传给他的外甥刘逢禄,著《公羊传何休释例》,从此公羊学大昌,继后有龚自珍、魏源、戴望等,皆公羊学派。《谷梁传》自古清孤,清代中叶以后有钟文丞的《谷梁外注》、侯康的《谷梁礼证》、柳兴思《谷梁大义述》。
  戴震对《春秋》学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今本《戴震集》中《春秋改元即位考》上中下三篇中。此文是与《尚书古文今文考》同时代的著作,都是1753至1763 年间的成果。戴震曾自述这三篇文章说:“作《改元即位考》三篇,倘能如此文字做得数十篇,《春秋》全经之大义举矣。”①此外,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月戴震校毕《五经算术》呈交时,亦举《春秋》之“待算乃明者”列之。戴震的时代,刚刚跨过宋元明三代取消《春秋三传》的年代,对① 韩愈《赠玉川子》诗。
  ①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年本219 页下栏。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95 页。③ 今有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刘文淇《春秋左氏旧注疏证》。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65 页。
  “三传”的学术地位的确认是一大事。戴震对“三传”十分重视,他在例论郑玄《三礼注》时,说:“当与《春秋三传》并重”。②可见《春秋三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在谈到唐代作《五经正义》时曾说:“唐初,汉时书籍存者尚多,作《正义》者不能广为搜罗,得所折衷。于《春秋》专取杜预,于《易》专取王弼,于《尚书》专取孔安国,遂使士人所习不精。”③言下之意,甚责孔颖达专取杜预《左氏传注》,而不能通观《春秋三传》。在《改元即位考》一书中,戴震同时强调习《春秋》本经时应重视《左传》、《谷梁传》,虽书中未提及今文经的《公羊传》,但从他强调《三礼》郑注可比《春秋三传》,强调研治《春秋》当可通观《三传》而折衷看,戴震对《公羊传》同样是重视的。
  《春秋》为史,《左传》亦史,唯《公羊》、《谷梁》为经,清儒治《春秋》学有从史入手,有从经人手的,治《左传》亦从史、从经两个方面入手。戴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治《春秋学》从何入手呢?从《改元即位考》看,他从治经入手,推论史实,是要从经论中推求历史,他是并不昧于治史的。纵观《即位考》三篇,上、中、多重《春秋》名分辞例的考索,与《公羊》、《谷梁》考《春秋》辞例“一字褒贬”的微言大义相类,可看作是经的研究,而下篇则由名分辞例考索进入历史奥秘的探求,戴震说:不废改元朝庙,与名更始,而废正百官,非义也。用是言之,《春秋》十二公,皆行即位之礼,鲁史记皆书即位也。盖继弑君,大变也,典礼所无;继弑君不书即位,史法所无。君子修之,以为深痛之情异于继正,是以不书。不书而仍不没其即君位之事,于“春王正月”之文见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不管《春秋》辞例多么谨严,多么讲究名分之正,但历史不是沿史家的书本逻辑辞例更迭的,而是发生了一系列不合名分的诸如弑君之类的事。不管现实又是多么残酷,史书《春秋》还是要突破原有的名分辞例而于别处记载之,虽弑君不书“即位”,但仍“不没其即君位之事”,亦即仍须直言之。在记史实,存客观事实,不得不书的要求面前,经书《春秋》的原有的谨严辞例和名分制约往往不发生作用了,戴震看到了历史事实,客观存在的不体面不合名分的更迭,越出了那《春秋》的书本逻辑。《春秋改元即位考》全文似乎在寻求逻辑辞例和历史更迭的相符,但戴震最终所发现的还是那脱出常规,与名分不相符的严酷事实和《春秋》不得不书的做法,戴震的探求,在经书逻辑辞例背后深深隐匿着历史更迭的反思,虽然这种反思并没有达到后人所期待的那样的高度。限于当时的时代条件,我们只能公允地说,戴震从经书考据、逻辑辞例的剖析中能作出这样的尽管是有限的反思,已十分可贵了。
  今本《戴震集》中有一篇与《改元即位考》紧相邻的文章《周之先世不窋出上阙代系考》,更是一篇寻求历史发展完整过程的考释文章。戴震发现,不管统治者是怎样的昏乱,历史是决不会终止的。历史上,竟然会有中原后主自窜于戎、狄而东山再起的,戴震通过考释,企图填补历史的空白,他说:周自公刘始居豳,书传阙逸,莫能详其时世。考《国语》、《史记》所录,祭公、谋② 《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8 页。
  ③ 同上,490 页。
  ① 《春秋改元即经考》下,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6 页。父谏穆王日:“昔我先王(俗本《国语》脱去“王”字,宋本及《史记》并有)。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复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盖不窋以上,世为后稷之官,不知凡几,传至不窋,然后夫其官也。夏之衰,疑值孔甲时,《史记》称孔甲淫乱,夏后氏德衰,诸候畔(按:通叛)之,殆后稷之官及有邹之封,此时乃相因而失,诸侯侵夺,天子不正之,是以远窜。从上面的文字看,戴震追索历史的真正面目已不限于辞例谨严的《春秋》,而是开明地求助于《春秋》外传《国语》及后起的、经常违拗《春秋》经训的《史记》,从而正确地推求出公刘立国于豳以前的周的先世之代系。
  旧时代,还有什么比皇权更替更重要的事情呢?《春秋改元即位考》就是考证奴隶制时期最高权力更替时的仪式、相关的内容等级划分、《春秋》记述相关事例的辞例,戴震考得的主要之点有:一、即位和改元。即位即天子就职,改元即改定始年。即位有即位之礼,一般是服丧一年后改元即位。《春秋》于改元前后称名皆不同。戴震说:“即位之礼,先朝庙,明继祖也;出适治朝,正君臣也;事毕反丧,服丧未终也”。又说“逾年而后改元即位,《春秋》于内称公,于外书爵,未逾年于内称子,于外书某子。”①但是,平王东迁以后僭越之事屡屡发生,陪臣亦执国命,弑君之事亦不少见,故改元即位的正常秩序遭到破坏,从而有了变例:先即位后改元,戴震考释曰:“世变相寻,未逾年,既葬卒哭而即位焉,逾年乃改元。”②可见彼时改定始年和即位已分开,当时“即位”掌权比改元更迫切。二、归纳出几种彼时皇权陵替,权力再分配时的情况及相关的君臣名分。大体上说有:君臣名分定,君臣名分不定而不以国姓称之,君臣名分尚未定而以国姓称之。戴震说:“立子以正,君薨为丧主,《春秋》即正其为君,义素定也。世子虽在丧,未改元即位,不可谓君臣之分未定也。以篡返国者绝之,不以国氏,以有正也。公子争国,分非君臣,不绝之,无正也,则以国氏。立子不以正,未即位不正,其为君义不素定也;虽有先君之命,私也。”③三、面对复杂的皇权陵替和君臣名分的类别,《春秋》辞例是怎样叙述的?戴震归纳《春秋》分继正即君位、继正变文、继故即君位、继故变文。继故指有僭越、弑君之类引起的提早即位。继正:《春秋》书“春,王正月,公即位。”例昭公元年。这一说法,《三传》曾经作过解释,戴震把它作为全书辞例而列出“继正”,是一大创发。继正变文:“书‘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书即位以表微。”例《经。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对继故即君位,戴震讲得较客观,他说:“继故即君位,经国之体,不可以已也,践其位者,宜有深痛之情。《春秋》书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书即位,以见其情。”①例庄公、阂公、僖公皆有此例。最后一种是继故之变文。戴震评述此辞例说:“继故之变文,则书即位,继故而书即位,以不书即位者,比事类情,是为忍于先君也。”②例如桓公、宣公。
  ① 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7 页。
  ① 《春秋改元即位考》,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3 页。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春秋改元即位考》,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3 页。② 同上。
  在以上条例的归纳中,都涉及到经文中“春,王正月”这句话。戴震事实上已把这一表达区分成:继正、继正变文、继故、继故变文四种。也是对《春秋》全书义例的一个创发。对“春,王正月”这句话,《左传》、《谷梁传》、《公羊传》都作过解释,特别是对《经·隐公元年》的解释甚详,但仅仅围绕某年事实言之,未创为全书义例,将此同一句话创为全书四种义例的,肇始于戴震。
  四、先君下葬与逾年改元的关系。后者更为重要,从这一点说《春秋》倒是就活人而不就死人的。戴震归纳其例说:“先君虽未葬,即逾年则书爵。”例如桓公十三年书卫侯,成公三年书宋公、卫侯是也。又“书爵与国内称公同,”例文公、成公皆先君未葬,而《春秋》曰“公即位”,是逾年之故,既葬逾年,当然就更不必说应书爵称公了。又虽葬但未逾年,犹称子,例文公十八年书“子卒”,值公二十五年书“卫子”都是适例。而未葬未逾年,更不必说起应称子了。可是有没有既葬而未逾年称其爵位的呢?有的,如宣公十年书“齐侯”,成公四年书“郑伯”,戴震认为这是《春秋》重“逾年改元”的变体和特例。戴震说:“既即位嗣爵矣,《春秋》不得而书子也。其变礼也,不知所始,始变礼者,不恤人言,必有所托。”①戴震清楚地看到用此“不就活人”的“变礼”是“不恤人言”,戴震从《春秋》义例中看到了上古对人的态度问题,一般说,《春秋》还是主张重视人,“恤人言”的(当然主要是指统治阶级中的“人言”)。
  五、关于先君未葬而是否可书君的问题。戴震认为,《文公十四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一语,该年夏五月齐侯潘卒,九月舍被杀,先君潘未葬,舍未即位而书君,那是“义素定者也,书君不与书爵同,不可以爵书者,可以正其君臣之分也。”②《信公九年》“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一语,献公未葬,奚齐未成君,故称“君之子”,戴震说:“义不素定,而未即君位也。”③而《僖公十年》“晋里克弑其君卓,”这时献公已葬。《哀公六年》:“齐陈乞弑其君茶。”戴震指正:“逾年即君位,而后得为君,此义明而嗣立之际严。”④可见称君与否,完全视正其君臣名分而定。至于《桓公十五年》“郑世子忽复归于郑,”那是忽在外五年,未即位而出奔,归不得书爵,故不称“郑伯”,《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卒。”戴震指出,此“王”字是“王畿”之义,非天王之号。不可曰周,故曰王,犹《诗经·王风》,不可谓“周风”,戴震并指出:《春秋》书“王”字从同①。
  六、进一步分析“继正之变”。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这一说法,《左传》云“不书即位,摄也。”戴震说:“终隐之身,自以为摄,不忘先君之命,故《春秋》表微而不书。”②而庄公、闵公、僖公同样的说法是“继故即位”。谷梁氏说:“先君不以其道终,则子弟不忍即位。”杜预注:“虽不即君之位,而亦改元朝庙,与民更始。”③戴震不赞同这个看法,他说:“余① 《春秋改元即位考》,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4 页。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① 《春秋改元即位考》,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5 页。② 同①。
  ③ 参见《十三经注疏》1713 页中、2372 页中。
  以谓非也。君臣之位,不可不正,正君臣之位,不可不有始。即位者,正君位之始云尔。夫位命之天子,承之始封之君,非先君一人之位,虽先君不有其终,新君不可不有其始。不即君位于改元之初,及其视朝,将不正朝位乎?苟视朝然后即君位,岂得无深痛不忍之情?然则改元之初而即君位,于深痛不忍之情何伤?彼所谓不即君位者,迨至视朝,终不得避君位也。则初视朝,乃其即君位之始,何进退失据乎?不废改元朝庙,与民更始,而废正百官,非义也。”④这一段关于君位问题的议论,是戴震《春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他的意思是说,改元即位是国君莅事的一个必要的仪式,不能因为旧君不以道善终,而后君就不忍即位,君位“非先君一人之位”,“先君不有其终,新君不可不有其始”。戴震是想通过即位这样的大典仪,促使新君成为一个有开始且又以道终的好皇帝。按杜预的看法,无即位大仪,但又改元,与民更始,废正百官,戴震认为这样做不合古之礼法,当然也不合《春秋》辞例谨严的本义。当行即位之礼,不失为封建时代的一位智者的识见,为什么行即位大礼能帮助新君有其始而又能以道善其终呢?这是找不到切实的根据的。戴震的这一研究,作为发现《春秋》的书本逻辑辞例无疑是有贡献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希望有个好皇帝善终,也不能说是坏事。早期戴震对《春秋》的研究,是积淀着亿万穷苦百姓想有好皇帝的愿望的。
  以上六条,是戴震研究《春秋》归纳出的体例,朱彝尊曾说:“以例说《春秋》,自汉儒始。”①洪兴祖说:“《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求例,犹天本无度,治历者因周天之数以为度也。”戴震寻求《春秋》的内在规则,并为阐释,对理解该书是有很大帮助的,且创发了前人未及之说,甚是可贵,且由书例而及历史演进的实际情形,虽后者的说明不免苍白无力,但可看作研究者的思路是想架起书本的深层体例与历史现实间的桥梁,是个从逻辑规范到历史的过程。戴震归纳条例以说《春秋》的方法,不失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戴震本人曾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将《改元即位考》付抄时说:“《春秋》一经,余欲做此种文字数十篇,便令大义毕举。”由此可见,戴震研究《春秋》的方法是个“高屋建顿觅条例,傅例再说原经义”的方法,这是个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但条例本身仅限于书本逻辑之内,就古代文献本身的研究,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具体到残缺不全的太简单的《春秋》来说,更是一种好方法了。
  以上主要是指戴震早期对《春秋》辞例的研究,如综观戴震一生,则又另当别论。汉代董仲舒著过一部《春秋断狱》,又叫《春秋决事比》,完全化《春秋》为法典,是儒学的法家化。清赵翼说过,“汉制法制未备,”所以要用“经义断事”①。马端临论《春秋决事比》也说:“汉人专务以《春秋》决狱,陋儒酷吏遂得因缘假饰。往往见二传(按:指《公羊传》、《谷梁传》)所谓‘责备’之说,‘诛心’之说,‘无将’之说,与其所谓巧诋深文者相类耳。”②这正是“以理杀人”的根源。戴震后期对“以理杀人”的控诉,是他早年研究《春秋》的重要补充,也是对“春秋断狱”之类的做法的严正声讨。一个正确的理论,其意义和价值往往可以辐射到书本理性和现实世界等④ 同①,25 至26 页。
  ① 朱彝尊《经义考.论崔子方〈本例〉》。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见《丛书集成初编》3543 号38 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二,见商务万有文库本第二册考1567 中栏。各个方面。

 

 

第四章 戴震思想的转变  

 

 

一、结识惠栋

 

  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十五岁的戴震在其人生道路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从此便引起他学术生涯的重大变化,这就他结识了力反宋学的吴派领袖惠栋(1697—1758)。结识惠栋时,惠栋已处垂暮之年。年轻的戴震的向学之心,使他对有幸拜见惠栋深感荣幸,也激起了他对惠栋的深深崇敬,惠栋的学术思想引起了青年戴震深刻的自我反思,最后终于促使他走上了薪的学术道路。结识惠栋九年以后(1766 年),戴震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中曾追忆此事。那时戴震从京师南归,途经淮左名都扬州,在扬州都转盐运使司署内,经都转运使卢雅雨的介绍,结识了一代学人惠栋。当时戴震已颇有名气,卢雅雨是个风雅人物,家中常宾至如归,高朋满座。雅雨堂刻书,名震遐迩,故文人学士是这里的常客。乾隆二十五年(1760)戴震与卢文弨共同校刻的《大戴礼记》,“盖即扬州运使卢公见曾雅雨堂本”①。卢雅雨介绍一代学人惠、戴相识,是题中应有之义。卢雅雨还是戴震当年寄居京华的东家纪昀的儿女亲家,卢的儿子卢荫文娶纪昀长女为妻。乾隆二十二年(1757),戴震由京师南还获交卢氏,说起来都该是一位老熟人了,所以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有一次卢氏渡江去镇江游览,戴震随从前往,并写成了《金山志》一小册,戴震还曾就此摘一小节告诉段玉裁说:“余山上偶见奇景,修此一段。”戴震见到惠栋,惠栋拉着戴震的手说:“从前我的亡友吴江的沈冠云曾对我说:休宁有位戴某,我结识他已很久了。原来是沈冠云读过你的书。”九年后戴震第二次入都会试,取道苏州,专程拜谒惠栋遗象曰“授经图”。在苏州,戴震结交了惠栋的儿子惠秉高,及门弟子江声、余萧客诸君,见诸君皆不失师法,感到十分高兴。九年治学,又有新的体会,不免反思过去的认识,认为当重新认识程朱,沿惠栋的思路走下去,此事非同小可,只见眼下惠学后继有人,便引为自己跨出大步的知音,抚今追昔,感慨万端。在拜谒“授经图”时,戴震评述了惠栋的学问主旨和治学方法,评介他人,往往同时阐述自己的主张。戴震直截了当地叙述他多年来对学问之道的摸索,申述了自己与惠栋完全一致的学术主张。他说:“震自愧学无所就,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涯埃。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①“将以上文字和乾隆二十年(1755)《与姚孝廉姬传书》中“先儒之学,如汉郑氏,宋程子张子朱子,其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的著名议论相比较,细心的读者一定能辨别其不同。而这里的议论已认为分述为“一主故训,一主义理”为“大不解者”也,故这时的戴震已主张学术不当二分,而应并归一途,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义理统于故训典制,由故训典制的解释而得出相应的义理,不存在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63 页。
  ②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62 页。又据台湾省《孔孟学报》第59 期1990 年3 月版鲍国顺《戴东原着作的考述》一文称:《金山志》成书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即1762 年。① 《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14 页。以汉儒为标的,研究故训典制,以宋儒为标的,研究义理之类的问题,这些微妙的提法,已看出戴震结识惠栋后思想上发生了变化,后来竟发展成大反程朱。
  在结识惠栋、心有所悟以后不久,戴震就着手“搜考异文”,以为订经之助,又“广览汉儒笺经之存者,以为综考故训之助”。后来因为“力不暇及”,才嘱族弟戴时甫为之,书稿未就,就有吴门朱文游以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驰寄,并有齐召南、王鸣盛的序,盛赞余书。王序还说:“吾交天下,得通经者二人,吴郡惠定宇、歙州戴东原也。”②王序余书,同时追溯到当时“通经者二人”。戴震吸收惠栋吴学以后未能完成之作,由惠的学生余萧客完成了,这时已成为惠、戴共同的学术主张从余著中得到了体现,戴乐为之序,并在序中阐述了自己的新的学术主张,他认为,弄通古代经典文献,一靠汉儒旧注,二要靠自己的搜考和重新研究。他说:“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典章制度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时之相去殆无异地之相远,仅仅赖夫经师,故训乃通,无异译言以为之传导也者。又况古人之‘小学’亡,而后有故训;故训之法亡,流而为凿空。数百年以降,说经之弊,善凿空而已矣。虽然,经自汉经师所授受,已差违失次,其所训释,复各持异解。”①这就是说,汉儒传注大部分可靠,也有“差违失次”的,不可盲从。真正弄懂遗经还要靠自己的努力,故有委托戴时甫之举。戴震认为,余萧客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经汉儒传注和自己对古经的直接研究而闻道,毫不涉及和借助宋儒。同样是“以词(辞)通道”,早年的阐说,虽强调汉代传注和语言文字之书的作用,但仍二元多途,无妨参稽程朱;后期的阐说,则一元单途,仅靠汉人传注和个人借语言文字之书对原著的钻研功夫了。用这一新的一元单途的“以同(辞)通道”、求“十分之见”的标准来衡量余萧客的著作,戴震评述说:“后之论汉儒者,辄曰故训之学云尔,未与于理精而义明,则试诘以理义于古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者得乎?”②正是在这一新认识的基础上,戴震重新阐明早期已阐述过的“以字通词,以词通道”的解释学原理,他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③这里决不是旧话重提,而是深深地打上了结识惠栋以来的新认识的烙印。他开始挞伐宋儒的凿空,他说:“是故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①他认为,余萧客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反“凿空”而归于本经,由本经而志存闻道。综而观之,很明显,戴震基于一元单途的新认识而列的评价标准有三:一是“以字(词)通同(辞)”,因汉儒传注和研究者本人的语言文字功夫而读通本经;二是疏通经书语言文字不是目的,另有最高目的闻道,即“以词(辞)通道”,“闻道”方为通真经,余皆谓学问不全;三是针对数百年来学界流弊,也是实施一元单途的“以字通词,以词通道”的保证,切忌学路“凿空”。戴震② 王鸣盛《西庄始存稿》二十四《古经解钩沉序》。
  ① 《古经解钩沉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1 页。② 同上,192 页。
  ③ 同上。
  ① 《古经解钩沉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2 页。欣赏余萧客《古经解钩沉》,大有别于齐召南、王鸣盛仅“嘉其存古之功”,而是如戴所说:“然吾因之重有感也。”②这重有所感就是一元单途的“字(词)一词(辞)一道”新认识及其评价标准。准此权衡之,戴震高度评价余氏著作云:“今仲林得稽古之学于其乡惠君定字,惠君与余相善,盖尝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学之不仅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也,或庶几焉。”③戴震的《古经解钩沉序》与《题惠定字先生授经图》二文,可谓相互补充,共同阐述了戴震结识惠栋以后的治学主张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理论表述是:从今以后戴震主张“以一元单途的‘以字(词)通词(辞),以词(辞)通道’的方法,求取古代经典原著中的‘十分之见’的古道义理”;这种变化的直接表现是:批判程朱,力反宋儒,从而在学术观点上和当时学术界许多尊奉程朱的人对立起来,为此而使戴震本人处于孤立无援,备受诬蔑的境地;这种变化带来的学术上和思想理论上的最高成就,就是他后期的《原善》三篇、三卷和《孟子字义疏证》等不朽著作的问世。
  受惠栋的影响而转向,并不是简单地抄袭惠栋,基本立场的更换,却保留了戴震学术原有的“分析条理,皆密严瑮”的特点,这就是说,戴学有很强的逻辑性和科学性,克服了惠栋的不足之处,成为乾嘉之学的帅旗。惠、戴的不同,早年钱大听已有过叙述,后来王引之乃至章炳麟都阐述过。惠、戴的不同,一般可概括为惠栋求其近汉近古,戴震求其近实近真。王引之说:“惠定字先生考古虽近,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来书言之,足使株守汉学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①王引之还在他的传世之作《经义述闻》中多次纠正惠氏的缺失②。可以说,求真求实,讲究科学性和逻辑性,正是戴震之学的近现代科学精神。
  章炳麟作为清代朴学的最后一名大师,曾全面评述了惠、戴及他们各自的学派吴派和皖派的异同。指明了两大学派一 广博、一精审的特点:(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宋、明谰言。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③吴派“好博而尊闻”的风尚的形成,有先儒遗风,有后学继承,他们往往是通才,然其弊端是排罗古义,少有个人的灼见,有的已是“唯古是信”、“唯古是则”了。章氏评介吴派学人,说他们“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①。至于钱大昕、汪中等另当别论,他们深受吴派影响,但折衷皖学,成就甚高。章氏说:“王鸣盛、钱大听亦被其风,稍益发舒。教于扬州,则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祖,以次兴起。”②对戴震及其皖派学人,章氏注意到他们的知识结构与吴派不同。章炳麟说:“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其乡里同学,有金榜、程瑶田,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王引之《致焦循手札》。
  ② 见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至载坤元”条、“积小以高大”条等。
  ③ 章炳麟《检论·清儒》。
  ① 章炳麟《检论·清儒》。
  ② 同上。
  后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翠也;皆善治礼。而瑶田兼通水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③治国粹的皖派学者,也决不可与汉儒同日而语,以语言文字之学为例,已把传统的小学训诂提高到接近近现代科学的水准,有的则已达到这一水准。章氏指出:“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皆从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诎者皆理,授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近世德清俞抛、瑞安孙诒让,皆承念孙之学。樾为《古书疑义举例》,辨古人称名抵牾者,各从条列,使人无所疑眩,尤微至。世多以段、王、俞、孙为经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学,往往近名家者流,非汉世《凡将》、《急就》之侪也。”④皖学数家的共同特点是,其学术内容本身均逻辑性强,博古通今,又有自己的主见和裁断,因而在各个学术领域内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特别是在诸家共治的语言文字领域内,都能做到由语言文字的考索去发现某些逻辑规律,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章氏一针见血地指出:“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①一是学理逻辑问题,一是识断问题,惠、戴的区别,吴学和皖学的区别,一系于此。章炳麟的分析和评述是带有总结性的。由于他本人尊崇戴学,精通国粹,对皖学的评述是入其肌髓,剔透宏旨的,章氏还对皖派以语言文字为主要考索对象的研究方法作了总结。他说:“近世经师,皆取是为法,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几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学者往往尊崇其师,而江、戴之徒,义有未安,弹射纠发,虽师亦无所避。”②这六条,总结皖学的学术路数、学德和语言表达,概言之可谓思想方法、学风和修辞,章氏认为,皖学的这些品格,不仅属于皖学而成特色,而且带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其肇开宏基并身体力行,从而缎造出一代箴规者,正是戴震。
  尽管惠、戴不同,吴学和皖学相异,然而,戴震不仅属于皖派,而是属于整个乾嘉学派,并且是超出该学派的卓识大家。吴派同样很尊重崇敬戴震,前面提到吴县诸生沈冠云服膺戴震,余萧客、朱文游呈请戴震序《古经解钩沉》。此外,吴学的著名学者江藩高度评价戴震哲学,他在《汉学师承记·洪榜》中称洪榜为《孟子字义疏证》辩护是“卫道之儒”,并全文记录了朱筠贬斥《疏证》和洪榜阐发并赞扬《疏证》的对峙言论,从而昭示《疏证》之“道”和称洪榜为“卫道之儒”的依据。又《师承记》中的汪元亮,“与同郡余古农(按:余萧客)师、薛香闻师,结诗社在于城东,睥睨余子,不可一世。??平生论学,则推东原及程君易畴(按:程瑶田),论诗文则推古农师。”凡此种种,都说明吴派学者亦尊戴,吴、皖并非绝然分帜。惠、戴异同,本可以求同存异的,但那时的学者奋发向上的求实精神将“异同”转化为取长补短,惠栋死后,戴震事实上也是吴学的旗帜。章炳麟说:“惠栋③ 同上。
  ④ 同上。
  ① 章炳麟《检论·清儒》。
  ② 章炳麟《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说林下》。
  殁,吴材衰,学者皆拥树戴氏为大师。”①戴震“一元单途‘以辞通道’,以求‘十分之见’”的治学方法,哺育着越来越多的学人。但由这一方法的进一步升华而产生的《孟子字义疏证》,则当时接受的人很少。用类似于这一方法来研究古文献的,则成果甚多,粗线条他说,光阮元《皇清经解》和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所收入的作者共一百五十七家,书三百八十九种,二千二百二十七卷,未收入和续出者还有很多。戴震本人的更为可贵之处,就在于强调“通道”,从而由经学进入了新理学。结识惠栋,转向批判宋儒,但何以能如此,何以能由批判程朱而进入新理学,还应有其深层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即要有较系统的理论信息的输入作媒触。
  ① 章炳麟《检论·清儒》。

 

二、颜元李塨学派与戴震

 

  清代学者戴望(1837?—1873)曾经说过:“乾隆中戴吉士震作《孟子绪言》,始本先生(按:谓习斋先生,指颜元)此说言性而畅发其旨。”①这里说的《孟子绪言》就是指《孟子字义疏证》。梁启超就戴望的这一著名评论曾说:“子高(戴望字)说戴东原作《孟子绪言》,其论性本自习斋,最为有识。”②戴望是清咸丰、同治年间的一位今文经学者,他的身世和颜元颇相象,从其著《颜氏学记》看,又很有些知遇之感。虽时代异隔,仍南北知音,仍是心心相印的。
  戴望评述戴震著《疏证》受颜元学说的启发,有无实在的依据,已不得而知,抑或是从身世相象、思想上有联系作出的逻辑推证。梁启超从今文经学角度盛赞戴望的这一评述,显然是认为戴震在思想上与颜元有联系,而戴望首次发现了这一 联系。关于戴震受启发于颜、李有无实证,胡适曾着意寻找其中介,他说:“我们至今不曾寻出戴学与颜李有渊源关系的证据。我个人推测起来,戴学与颜学的媒介似乎是程廷祚。程廷祚(1691—1767)二十岁后即得见颜李的书;二十四岁即上书给李塨,并著《闲道录》,时在康熙甲午(1714),自此以后,他就终身成了颜李的信徒,与常州的恽鹤生同为南方颜李学的宣传者。程廷祚是徽州人。寄籍在江宁。戴震二十多岁时,他的父亲带他到江宁去请教一位同族而寄寓江宁的时文大家戴瀚。此事约在乾隆七八年(1742—1743)。后来乾隆二十年(1755)戴震入京之后,他曾屡次到扬州(1757. 1758. 1760),都有和程廷祚相见的机会。他中式举人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他屡次在江宁乡试,也都可以见着程廷祚。况且程廷祚的族侄孙程晋芳(也是徽州人,寄籍淮安)是戴震的朋友;戴氏也许可以从他那边得见程廷祚或颜李的著作。”“我们研究戴震的思想变迁的痕迹,似乎又可以假定他受颜李的影响大概在他三十二岁(1755)入京以后。”①应该说,胡适这种寻求实证的推测尽管仍是逻辑推证,但不能不说是有道理的。程廷祚是颜李学派的南方传人,从小攻读经书,后来从武进的恽鹤生(字皋闻,常州学派的先驱)那里听到颜李之学,遂写信给李塨,愿拜李为师,康熙五十九年(1720),李塨南游至江宁,他屡次登门问学,读颜元《存学编》,题其后云:“古之害道者出于儒之外,今之害道者出于儒之中。习斋先生起于燕,赵,当四海倡和、翕然同风之日,乃能折衷至当而有以斥其非,盖五百年间一人而已。”②于是确守其学,力屏异说,“以博文约礼为进德居业之功,以修己治人为格物致知之要,礼乐兵农天文舆地食货河渠之事,莫不穷委探源③”程廷祚的学问,以颜李之学为为主,参以黄宗羲、顾炎武,故读书极博而皆归于实用。著书有《易通》六卷、《大易择言》三十卷,《晚书订疑》若干卷,《尚书通义》三十卷,等等。对这样一位知名学者,戴震① 《颜氏学记.习斋一》,中华书局1958 年版4 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影印本137 页。
  ①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远流出版公司1986 年7 月版18 至19 页。又戴震进京当在1754 年,见本书85至86 页的考证。
  ② 《颜氏学记》中华书局1958 年版225 页。
  ③ 同上。
  与之结识是可能的。至于程廷祚的族孙程晋芳,出身豪富,却“独愔愔好儒,罄其货,购书五万卷,招致方闻缀学之士,与共探讨”④。他与戴震友善,深受戴震影响,著《周易知旨》,《礼记集释》等,是扬州学派中的佼佼者,戴震多次旅扬传学,程晋芳介绍他结识程廷祚,也不是不可能的。后来,四库馆开馆后,程晋芳又曾与戴震同供职于四库馆。
  程廷祚与李塨相过从,李塨之学是发展了颜元之学的。颜元一生极少出门,交游极少,李塨则常往来京师,广交当时天下名士,与万斯同、阎若璩、胡渭、方恪敏等都有往还。有一次万在绍兴会馆开讲,题目是“郊社之礼”,开讲前,万说且慢,请李塨先生先讲真正的圣学。颜元严于律己,也严于待人,李塨主张交友须令可亲,以广罗人材;颜元主张少读书,李塨认为礼乐诗书非用考据功夫不可,不能废弃书本功夫,故李塨著书很多。颜李之学经李塨书由程廷祚、程晋芳流入戴震之手,也不是不可能的。戴震的有些话与李塨很相象。例如戴震那段著名的论“理”的话与李塨论“理”如出一辙。戴震说:“理者,察之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①而李塨说:“《中庸》文理,与《孟子》条理,同言道秩然有条,犹玉有脉理,地有分理也。《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理见干事,性具于心,命出于天,亦条理之义也。”②“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是理别为一物矣。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诗》曰:有物有则。离事物何所为理乎?”③“以阴阳之气之流行也,谓之道。以其有条理,谓之理。”④诸种“理”的类别的说法及论“理”的思维逻辑,戴震和李塨是很相象的。这难道纯属偶然吗?完全说成偶然性是难以令人置信的。极有可能的是戴震读过李塨的书。又如戴震谴责“以理杀人”,李塨也曾说过:“道学家教人存诚明理,而其流每不明不诚,盖高坐高谈,捕风捉影,诸实事概弃掷为粗迹,惟穷理是务,离事言理,又无质据,且执理自足,遂好武断。”①从另一方面看,即使没有程廷祚的媒介,难道戴震就全然不知颜李吗?
  早在恽鹤生和李塨交游之际,恽、李书信往还极频繁,恽北上从学李塨南还后去信说:“南旋以存学示人,虽倔强者亦首肯,知斯道之易行。”李塨自喜曰:“颜先生之道南矣。”戴震是遍游京都、淮左名都和江宁的人,一代学人和思想家,不闻其晚近学术大家和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由此看,又何需绵庄?再说,即使戴震从未读过颜李的书,也从未听说过颜李,戴震与颜元相近的贫苦身世也会决定他崇尚实学的,戴望能因身世相近而与颜元心声相和,戴震早年的贫苦也决定他会自发萌生求实事功的实学思想。章炳麟曾说:“休宁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②如前所说,戴震从小就过着清苦日子,随父经商,务求实益,长期居于休宁山村,目睹黎民之苦,从小就萌生济苍生的大志,学成以后,著书并无稻梁,仅仅取人④ 《清史列传》卷七二。又《清史稿·文苑列传,程晋芳传》中华书局版44 册13383 页。① 《孟子字义疏证·理》,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65 页。② 李塨《传注问》,见《颜李丛书》本。
  ③ 同上。
  ④ 李塨《周易传注》,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① 李塨《恽氏族谱序》。参见《恕谷后集》丛书集成初编本。
  ② 章炳麟《检论·清儒》,见《章氏丛书》,右文刊印社排印本。
  面铺中面屑充饥。戴震学术,不论是考释经传注疏,记述成规典制,校勘古籍,钩沉古音义,还是筹算推步勾股之术,无一不求实证,均是以古代文献经典为研究对象的实学。求实的生活习性,求实的思维,求实的信念,都会使他在其深层的理性逻辑上促其走到与颜李相悬契的唯物主义认识思路上来,后期《孟子字义疏证》,畅发儒学道本,无非是前期素有的求实精神的逻辑发展,以及后期对学术、对社会更为深刻的实际观察以后的理性反思。章炳麟说:“叔世有大儒二人,一曰颜元,再曰戴震。”①章氏还将颜、戴合称为“颜戴之学”,章氏还探讨颜、戴的渊源说:“颜氏明三物出于司徒之官,举必循礼,与荀卿相似,戴君道性善,为孟轲之徒,持术虽异,悉推本于晚周大师,近校宋儒为得真。”②如此看来,媒介的有无,读过颜、李的书与否,似都无关“颜元、李塨一戴震”的务实思想方法的发展宏旨。侯外庐也曾说过,戴震的“哲学思想和颜元的哲学思想,在唯物主义的观点上有互通之处”③。
  李塨虽补充修正和发展师说,在一些主要问题上颜、李是完全一致的。
  研究颜、李的一些主要论题,更可看出戴震对颜、李的继承,主要有:倡导新知识论,注重躬行践履,反对静坐读书。颜元的实学强调以尧舜周孔事、物、行为、教育等为贯彻目标,从而采取了复古形式,但同千百年来的训诂笺注、清谈词章和静坐顿悟是对立的。李塨同样讲究知识的实用。他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④ 又说:“承南宋道学后,守章句,以时文应比,高者谈性天,纂语录,卑者疲精敝神于八股;不唯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刑名钱谷,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遂曰有学。”①彻底批判宋明理学,成为十七世纪思想界中突起的异军,颜李对理学的批判,比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更彻底,更痛快,时人谓之“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②。除了在知识论上痛批宋儒外,更在性理论上彻底批判宋儒,戴望谓戴震受了颜李的性理论的影响而著《疏证》即指此点。
  颜元认为性是人生必备,人性的产生抉自宇宙生生之气。戴震后来主性、气之说,视人性为元气之分,与颜说颇相象。颜元说:“生之谓性,若以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人之生也直等生字解去亦何害。”③又说:“宇宙真气即宇宙生气,人心真理即人心生理。全其真理,自全其生理,微独自全其生理,方且积其全真理者,而全宇宙之真气,以抉宇宙生生之气。”④正因为人生具人性,人性为人形所赋,抉自宇宙生生之气,故不可能在人的气质之性之外另设一个义理之性,这完全是唯物的认识。戴震后来批判宋儒另设义理之性,与颜元之说也很相象。颜元说:“天之生万物与人也,一理赋之性,一气凝① 章炳麟《太炎文录初编·说林上》。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② 同①。
  ③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430 页。
  ④ 《恕谷先生年谱》卷二,见清冯辰编《年谱》引用,清道光丙申年刊本。① 《恕谷后集》卷九《书明刘户郎墓表后》。见丛书集成初编本2489 号。② 王源《居业堂文集·与婿梁仙来书》。见丛书集成初编本2478 号。
  ③ 颜元《四书正误》卷六。
  ④ 颜元《习斋记余》卷一《烈香集序》。
  之形,故吾养吾性之理,尝备万物之理以调剂之,吾养吾形之气,亦尝借万物之气以宣泄之。”⑤从而坚决反对宋儒的性、理二元说,反对在人性之外再设一个“天命之性”的理来钳制气质之性,他说:“程子云:‘论性论气二之则不是。’又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朱子曰:‘才有天命,便有气质,不能相离。’而又曰:‘既是此理,如何恶,所谓恶者,气也。’可惜二先生之高明,隐为佛氏六贼之说浸乱,一口两舌而不自觉。若谓气恶,则理亦恶;若谓理善,则气亦善。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乌得谓理纯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譬之目矣,眶、皰、睛,气质也,其中光明能见物者,性也,将谓光明之理专视正色,眶皰、睛乃视邪色乎?余谓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皰、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气质之性,只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视,即目之性善,其视之也,则情之善,其视之详略远近则才之强弱,皆不可以恶言。”①此后,李塨又进一步阐明了“理在事中”(已见前)、“气外无理”,坚持和发展了颜元。他说:“即以理代道学,而气外无理??未有阴阳之外,仁义之先,而别有一物为道者;有之,是老庄之说,非周孔之道也。”②颜李的理论,后来在戴震那里引起强烈的回响,针对程朱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二分说,戴震作了一系列的分析批判(见本书第八章),上述颜李的说法,几乎无不渗透在戴震后期哲学著作中,从思想史的发展看,从颜李到戴震,前后一贯,许多提法如出一辙。戴震和颜元、李塨思想有着内在逻辑上的天然联系。
  ⑤ 颜元《四书正误》卷四《与何茂才千里书》。
  ① 颜元《存性编》卷一《驳气质性恶》。见丛书集成初编0672。
  ② 李塨《中庸传注问》。见《颜李丛书》,1923 年北京四存学会铅印本。三、后期论学和向新理学的转变结识惠栋、惠栋崇古轻宋的导引所引起的反思;读过颜李的逻辑推证,抑或作为一名大学问家和思想家对自己时代的晚近学术和思想的思考,从而输入了颜李大反宋儒的理论信息,成了酝酿新思路的媒触;早年对顾炎武、阎若琼、胡渭、黄宗羲弟黄宗炎等的精心研究,诸哲崇古轻宋的思想倾向,在《河图》、《洛书》等具体问题上诸家对宋儒的不同程度的批判、否定、轻蔑的态度,都曾一次次坚定了戴震重视实证的研究方法的学术信念;江永老师承继朱熹学术,乃至程朱至清初六百多年的知识论传统,知识主义和反知识主义之间的绵延不尽的斗争形成的重视知识价值的主线对戴震早期实学的支配、贯串和滋养,如此等等,都形成了后期戴震重新论学,后期大反宋儒的新理学的确立的内在逻辑和动因。
  今本《戴震集》中有《与某书》,未注明写作日期,从内容上看,应是后期作品。此外,再加乾隆三十一年(1766)《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古经解钩沉序》,形成一组后期论学的文章。特别是《与某书》,在后期论学中的地位,完全相当于前期论学的三封书信《与是仲明书》、《与姚鼎书》、《与方希原书》。后期论学是前期论学的飞跃,前期不批宋儒,对程朱有所吸收,评其得失中判,后期批判程朱,修正了前期的一些思想,最重要的修正有三条。一是强调闻道,二是全面否定程朱,三是强调新理学的实际作用。还应指出的是,后期戴震仍在从事考据学,如只看到它的新理学,那就是片面的,没有看到全部,更没有兼察前后期之间的关系。或者,只愿看他的考据学,不愿看他的新理学,如朱笥河。也有既看到他的考据学,也看到他的新理学,但认为考据学是学问而无思想,从而由轻视考据而产生某种轻视其新理学的思想,因而不能作出正确评价,胡适等人的看法大致可作如是观。我们的看法是,既要重视其考据学在文化史上的实际贡献,又要重视其新理学的成就,面对前者,作为考据的语言文字、自然科学等功夫,又是可以深入剖析其门类科学思想和科学哲学思想,及其进一步抽象的认识方法和认识论的。对其新理学思想的阐明,其基础部份也是离不开语言解释学和自然观的。如此看来,后期戴震仍应当是兼有前期的学问家和学术思想家的,并作为哲学家、思想家著称于世,这是全面认识和评述后期戴震的一个基点。
  强调闻道,这一点在前期论学中也很注重。前期提出的“以词通道”就是强调“闻道”的,在我们作为前期论学著作的《答郑用牧书》中已很强调“闻道”的地位。《与某书》一开头要求对方的也是这种精神,戴震认为,研治古经的本领是多方面的,均要求精深高超,而“闻道”则应是研究者的一种见识和志趣,戴震说:“夫文无古今之异,闻道之君子,其见于言也,皆足以羽翼经传,此存乎识趣者也。”①戴震认为,治经者当综观其行文体格,全面观察,不能光懂得名物度数等的“制义”,让“制义”从经书中游离出来,重要的是要“制义”为治经服务,让“制义”贯于精心研治一经的全过程。他说:“词不纯朴高古亦不贵,此存乎行文之气体格律者也。因题成文,如造化之生物,官骸毕具,根叶并茂,少阙则非完物,此存乎冶铸之法者也。① 《与某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7 页。
  精心于制义一事,又不若精心于一经,其功力同也,未有能此而不能彼者。”②这里强调名物度数和研经的结合,实际上是强调名物度数当用于通经通道。至于将治经通道的成果展示出来,很需要“纯朴高古”之词,要有冶铸群经、通观文献的本领,最后才能著成伟词。戴震说他自己是有这种本领的。他说:“做文章极难,如阎百诗能考核,而不善做文章。顾宁人、汪纯翁文章较好。吾如大炉然,金银铜锡入吾炉一铸,而皆精良也。”①作为文献考释的大家,他的语言表达并不喜欢韩愈,却欣赏顾炎武的貌似干涩的文章。他说:“韩退之氏之言:志于古,必遗乎今。彼所谓古,特文词不类于近今者耳。进而语人以汉儒经师之业,其沈蕴积久,岂古文词比哉!”②由考据学术的需要,戴震力主顾炎武的文章表达,他说:“阎百诗能考核而不能做文章,顾亭林文章较胜。”③特别是考释文章,戴震文字风格宗顾炎武,做成了一篇篇短小精悍,毫不词费的考据学的科学论文。
  后期的闻道与前期的闻道在内容上有何不同呢?前期强调述古圣贤之道,后期强调古圣贤之道与民情民欲的结合,“学成而民赖以生”④,强调“道”本身的理义的含义,实际上是更自觉地贯彻顾炎武“理学即经学”的见解,从而使闻道和闻理义、闻理紧密结合起来。以闻道为标准来衡量《与某书》中的对方,犹感不足,衡量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作出了较高的评价,总而言之是以闻道为标准检验他人,亦以自励的。
  考据学本身能够做到以字(词)通词(辞),也能容纳以词(辞)通道,但由于受其体制的影响,通理义是少量的,全部以考据通理义是有困难的,这样,闻道的方式在后期由考据向冶铸群经,综贯古今,因题成文而转化,甚至突破考据而进入新理学的全面阐述,或者仍是以语言解释为手段而全面阐释之,就将是十分必要的。戴震后期部分地由考据而进入以语言解释为手段求闻理义,实在是闻道的内容和要求有所变化以后的逻辑必然。当时,以戴震为旗帜的乾隆学派中的大部分学行,也在受了戴震的影响以后强调“闻道”,但大都停留在对古圣贤之道述而不作的层次上,唯有戴震是大炉冶铸,铸成精良,《孟子字义疏证》是其精品,它已不是重复古道,述而不作,而是建立新时代的哲学体系。此外,要论前后期“闻道”的不同,后期排斥宋儒之道是其重要特征。
  戴震在对“道”即理,即理义的广泛理解的基础上,阐述了治经闻道通理义的方法,大致说来有:罢黜宋儒,以字通词,以词通道,冶铸成理,化学理为应用,不仅用于个人修养和心智的开发,更重要的是用来“措天下于治安”。戴震说: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故训有帅承,亦有时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学以牖吾心知,犹饮食以养吾血气,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可知学不足以益吾之智勇,非自得之② 《戴震集》同上,187 页。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6 页至487 页。
  ② 同上,192 页。
  ③ 同上,488 页。
  ④ 《与某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8 页。
  学也;犹饮食不足以增长吾血气,食而不化者也。君子或出或处,可以不见用,用必措天下于治安。①这无疑是对“闻道”内容的丰富,也是由闻道而摄取理义的过程。至于对宋儒的批判,无疑成了闻道摄取理义过程中的一个逻辑的必然的思维契机。
  后期论学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批判宋儒,这一根本性的变化,使前期论学的主要之点在后期贯彻时都打上了这一新的烙印。例如在本应照办的“以词通道”上,宋儒“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在“十分之见”上,批判程朱才能得此“十分之见”,如此等等。《与某书》中概括的批判宋儒的方法,实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宋儒以己私见,自称“闻道”,实际上未能通语言文字——连古书也没有读懂。二是昧于世事,以私理教人,与释氏、老子无异,从而使天下深受其咎。这两条,又都是与戴震后期对“闻道”作的广泛理解有关系的。戴震说“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①戴震在《与某书》这一后期论学的纲要著述中,深刻揭示了宋儒的上述问题均是由其理论上的错误引起的。当时许多人都认为程朱之学是个“躬行实践”的儒学,这当然是受到了大大小小的理学之士的蛊惑,当时的所谓“躬行实践”的说法,实际上是理学家们的虚伪作法,尤其是理学未流,更是表里不一,虚伪透顶,戴震认为,认真理会之,都是由程朱理学本身的理论错误引起的。他说:“孟子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自以为于心无愧,而天下受其咎,其谁之咎?不知者,且以躬行实践之儒归焉,不疑夫躬行实践,劝善惩恶,释氏之教亦尔也。”①在戴震看来,知行问题首先要理论上正确,否则、连释教也有“躬行实践”之说的。事实正是如此。颜李学派的王源就指责过这类假道学:“朝乞食墦间,暮杀越人于货,而摭拾程朱唾余,狺狺焉言阳明于四达之衢。”梁启超也曾举出清初三位大理学家孙承泽、李光地、方苞的劣迹②。戴震认为,以功利对待理论,往往就会是非不分,而历史上的教训是必须首先分清是非。他说:孟子辟杨、墨,退之辟释、老。当其时,孔、墨并称,尊杨墨、尊释老者,或日,是圣人也,是正道也,吾所尊而守者,躬行实践,劝善惩恶,救人心,赞治化,天下尊之,帝王尊之之人也。然则君子何以辟之哉?愚人睹其功,不知其害,君子深知其害故也。由于后期批判宋儒,在闻道问题上,后期进一步强调了故训、理义的一元单途、同时获得的过程。这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和《古经解钩沉序》中说得也很清楚,《与某书》中在指出宋人“恃胸臆为断”以后,要求读者“平心体会经文”,不要“与后儒竞立说”,真正认识到“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总之,批判宋儒,引起了学术思想上的许多环节的根本变化。
  ① 《与某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7 页。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7 页。
  ① 《与某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7 至188 页。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104 页。
  ③ 同①,188 页。
  在强调闻道过程中故训理义二合为一地寻求义理,力主批判宋儒的基础上,戴震强调了他的新理学哲学的人民性和实践性,这正是他的新哲学的全部精华所在,但他的新理学是托干古道的,他把新理学和宋明理学完全对立起来,控诉其“以理杀人”的罪行,这种尖锐激烈的程度,有如颜李学派“开二千年不能汗之口”,又如继黄宗羲《原君》之后的唐甄“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的议论。他说: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所不同的是,戴震的此等石破天惊的精辟之言,警世之论,还更带上理论性和学术性。他认为,古圣贤、新理学的理义在于事之中,而宋儒别设一理以制事。他说:圣贤之道德,即其行事。释、老乃别有其心所独得之道德。圣贤之理义,即事情之至是无憾。后儒乃别有一物焉,与生俱生而制大事。
  正是由于程朱“别制一理以制事”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深层原因,才引起了古学和理学在实行其理的实际过程中的态度的不同。古贤之学,或新理学,能体察民情,体恤民意,宋明理学则是架在百姓头上的刀子,他说:古人之学在行事,在通民之欲,体民之情,故学成而民赖以生。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
  两种理趣,两种态度,实行起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戴震说:“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②宋明理学是欺民、”愚民、害民之学,这就是他的结论。
  戴震后期论学,修正和补充前期论学的观点,后期作为一名学问家、学术思想家,更应作前后期相衔的考察;而在“闻道”即寻求理义,特别是在批判程、朱,及他的新理学的实践性和人民性的阐述上,标志着戴震新理学哲学体系的建立,后期作为一名哲学家、思想家,当作如是观。
  ① 《与某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8 页。
  ② 同上。
  ① 《与某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8 页。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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