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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教科书的演进  

2011-12-18 21:37:29|  分类: 塾师必读——私塾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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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学语文教科书的演进

郑国民
  

  由于选文等因素的影响,按照学年阶段进行编制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比小学语文课本的出现不但稍晚几年,而且出版的种数也较少。自从1920年《白话文范》的出版,文言文一统天下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开始面临白话文的严峻挑战,这使最初是否让白话文进入中学语文教科书的问题变成了白话文应该占多少比例的问题。经过十余年的时间,白话文逐渐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多方努力探索的基础上,初级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文言和白话选文比例得到了一致的认可;白话文在高级中学虽是极其次要的,但毕竟进入了一直由文言文统治的这块禁地。另外,白话文进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使教科书的编制也产生了诸如白话选文的质量和来源,以及文言和白话选文如何混合编排等许多新问题。对于这些新问题的解决,又大力推动了中学语文教科书的发展。

一、清末民初的中学语文教科书


  在清末,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制和出版比小学要晚些。究其原因,除了改革的复杂和艰难等原因之外,只有新编制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大量使用,才能触动原来的课程体系和教材结构,促使中学语文课本的出现。这是其中最直接的重要因素。在光绪三十四年,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林纾编的《中学国文读本》和吴增祺编的《中学国文教科书》。这两套课本是清末最有影响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尽管其他书局也曾出版过这类书,但使用范围极小,很快就绝版了。黎锦熙曾对这时期的教科书作了这样的评价,"清末(二十世纪开始时)兴学,坊间始依钦定课程编印国文教科书;中学以上,所选大率为‘应用的古文’(胡适氏用以称桐城派者),其高者亦不出姚氏《古文辞类纂》等书之旨趣与范围。"(1)
  民国初年(1920年之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一些中学语文课本,但在选文内容和编制体例方面没有多大的改变。其中影响较大的两套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许国英编的《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四册和中华书局出版、谢无量编的《新制国文教本》四册。阮真对这一时期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曾作了如下的概括:"这时代(即废止读经时代。引者注)在民国元年至民国八年五四运动以前。中学国文教师,还是一班老先生。所教的文章,仍然不外乎《古文观止》《东莱博议》,有的兼教《左传》,教科书有商务许国英编的《中学国文读本评注》,中华谢无量编的《国文教本评注》。这两种教科书,除了略选经史子书的文章以外,多是古文。学校教学多用选文,或在教科书中选教。"(2)孙良工也曾根据自身经历说,五四运动以前中学语文教材,"单以中学而论,据我自己所经历的,大都不外以下四种的文章:(一)《古文辞类纂》、(二)《昭明文选》、(三)《经史百家杂钞》、(四)唐宋各家底诗。"(3)
  总之,在清末民初时期,白话文基本上没有进入中学语文课本。但是,极少数学校在1915年之后,也偶尔选一些当时在报刊上发表的比较有影响的白话文,拿到中学语文课堂进行阅读和讲解。例如1920年扬州第八中学校,在"必修科国文学程"中规定"读文,选历代美术文应用文,兼采用现行语体文,及类似语体通俗文十分之一。"(4)把语体文放到必修科,而非选修科里,这说明他们重视语体文教学,同时也表明把语体文当作范文肯定不是当年的事,而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教学基础。


二、中学白话语文教科书的出现和发展


  《白话文范》的出版是中学白话语文教科书产生的标志。从此,中学白话语文教科书迅速发展起来,在短短的十余年间,经过不断的探索,在选文和编排等方面都逐渐走向成熟。这个发展过程,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新学制时期和课程标准时期。
相对于白话逐渐进入小学语文教科书的过程来说,中学白话语文教科书的出现比较突然。1920年,由洪北平编的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四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所选的文章大多数是当时报纸杂志发表的白话文,也选了一些古代的白话小说、诗歌和语录等。这是专选语体文作为中学语文课本的最早的一套教科书。当时商务印书馆对此书所作的广告说,"近来中等学校,很提倡白话文,但是没有适用的教本,取材也很困难,这部书是南开大学教员洪北平、何仲英两位先生选辑的,有古名贤程颢、程颐、朱熹及现代教育家蔡元培、胡适、钱玄同、梁启超、沈玄庐、陈独秀诸先生的著作,不但形式上可得白话文的模范,就是实质上也都是有关新道德新知识新思想的文字,并且和中等学校的程度很合,另编《参考书》,凡是考据解释和语文的组织法,都详细说明,还有新文谈若干修载在后面,好算一种破天荒的教科书了!"(5)1921年,针对此书的广告又说,"提倡白话文以来,中等学校苦无适当的教材,这部书精选古今名人的白话文,分订四本,并且有参考书同时出版,内容很切现代思潮,国民修养。就是语法篇法,都很妥适,可作模范,要算唯一的白话文教本了。"(6)暂且不论这套书是否适合用于中学语文教科书等问题,其出现本身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向一直由文言文垄断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提出了挑战,迫使编制中学语文教科书的人们不得不面对眼前的现实:要么打开大门,让出一块地盘,请白话文入内;要么依然将其拒之门外,与白话课本进行斗争,坚决抵制它进入自己的领地;要么与其并行不悖。处于弱者位置的《白话文范》,却来势迅猛,似乎已经作好了与文言课本作决斗的准备。因此,这套书对当时文言独霸天下的中学语文教科书的冲击是巨大的。另外,与《白话文范》同一年出版朱毓魁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国语文类选》(民国十年七月版的中华书局新教育教科书高小用《国文读本》的封三上的广告说:"这书是选集现在最流行国语文,分文学,思潮,妇女,哲理,伦理,社会,教育,法政,经济,科学十类,做的人有胡适蔡元培……人等都是新文学大家。")与前者遥相呼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虽然不太符合教科书的体例,但为当时想教和学白话文的教师和学生们提供了较详备的参考资料。
  中学语文教科书的出版真正呈现繁荣景象是从1922年的新学制实行开始。新学制实行后的五年时间里,共出版了八种初中语文教科书,经过考察和分析可把它们分为三类。第一类,选文完全是语体文,如民国十一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孙良工、沈仲九编的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六册;民国十三年中华书局出版,沈星一编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三册。第二类,选文完全是文言文,如民国十二年中华书局出版,沈星一编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古文读本》三册;民国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庄适编的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六册。第三类,选文是文言和语体文混合,如民国十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顾颉刚、叶绍钧、周予同等人编的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六册。第一、二册语体文约占十分之七,第三、四册语体文言各半,第五、六册文言文占十分之七。这套课本是最早的把文言和语体选文混合编排的,其比例也比较适当。另外,秦同培编的世界书局在民国十二年一月出版的《文言对照国文读本》三册,也应属于此类。正如其编辑此书的宗旨所言,"本书供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之用。选古今合宜适当之文,一一附以语体文,以谋讲解自修之便利。"值得注意的是,稍后一些时候由两所学校自行编辑的课本也是文言和语体合编。国立北京师大附属中学选辑《国文读本》三册,民国十四年编印。每册选文五、六十篇,语体文言合选。另外,北京孔德学校《初中国文选读》十一册,民国十五年本校编印,每册为一类,从第五册以后,每册选文基本上是语体,如第五册是新诗,第七册是今人白话小说。中学校自编语文课本的出现,说明白话文教学已经在一些中学广泛实行,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正因他们对当时书局出版的课本不满意,所以他们才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设想自行编印。
  从民国十一年到十六年出版的初中语文教科书主要就是以上这八种。在这八种里,完全是文言文选文二种,完全语体文二种,文言语体合编四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是作为参考或课外阅读的,如秦同培编的《中学国语文读本》四册,世界书局民国十二年七月出版。其《编辑大意》说,"国语文的推行,稍有知识的,都已觉得急不容缓。现在不但小学中感必要,就是中学学生,像在初级中学的,也感得非用国语不可。然而现在文学界编辑这一类书,已经出版的,却是很少很少。本书为供这一类的需要,特取小学后数年,及初级中学可以通用的教材,辑为是编,定名曰《国语文读本》。"这套书虽名为中学用书,但并非按中学的学年而编。
  这段时间,语体文也进入了高中语文教科书。继民国十四年穆济波编的新中学教科书《高级古文读本》三册之后,次年他编的《高级国语读本》三册,在民国十五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三册的选文全部是现代人的文章。另外,民国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吴遁生、郑次川编的新学制高中国语读本《古白话文选》二册和《近人白话文选》二册。尽管这时期文言语体合编的高中语文课本还没有出现,但表明白话文或作为补充读物或作为学生自修用已经进入高中语文教学。这打破了文言一统天下的局面,是后来白话文正式进入高中语文课本的先声。
  当选文完全是文言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打开大门,让白话文进入之后,语体文言合编的教科书就面临着语体和文言选文应该各占多大比例的问题,因当时教育主管部门没有对这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各家书局作出了各自的探索。
  从1927年到1932年新课程标准正式实施之前,大致形成了如下格局。对于初中语文课本来说,完全是语体文编的课本几乎没有,纯粹用文言文编的也是极少数,而文言语体合编的则居大多数。经过对从民国十八年到二十一年所出版的初中语文教科书的统计(活叶文选不包括在内),这四年间共出版十五种初中课本,其中十一种是文言语体合编,一种是纯粹的文言文,另外三种没有明确的说明,现无法查实。
  下面对十一种合编的课本进行分类,分析其文言和语体选文所占的比例情况。第一类,初中一年级白话文占四分之三,二年级占二分之一,三年级占四分之一。按着这种比例编制的教科书,居多数,在这十一种之中有五种,并且这五种课本文言白话选文数量比例基本一致。它们是傅东华、陈望道编的基本教科书初级中学用《国文》六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出版;朱文叔编的新中华初中教科书《国语与国文》,中华书局民国十八年版;北平师大附中国文研究部编初级中学《国文读本》六册,附中国文丛刊社民国二十一年印行;赵景深编的初级中学《混合国语教科书》六册,上海北新书局民国十九年出版;周颐甫编的基本教科书初级中学用《国文教本》六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一年出版。第二类,初中一年级白话文占百分之九十,二年级白话文占百分之八十五,三年级占百分之八十。按照这种比例编的课本是由王灵皋编的《国文评选》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民国二十年八月出版。这套书不但文言文所占比例极少,而且其所选文言文都是近代人所作。另外,孙良工编的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六册,上海神州国光社民国二十一年出版,各册选文也主要是白话文,文言文数量极为有限。第三类,初中一年级白话文占十分之七,二年级十分之六,三年级十分之五。此类只有一种,即王伯祥编的初级中学《开明国文读本》六册,上海开明书店民国二十一年出版。第四类,不注重文言和白话的比例,在编制上就内容或文体相近的文章若干篇编为一组,每组文言和白话互见,因此使各册文言和语体文的比例不一。此类有三种,它们是张弓编的《初中国文教本》六册,上海大东书局民国十九年出版;(全书共分十五组,选文一百九十篇,每册分组数、选文数不一,如第一册,分"常态的生活"和"变局的应对"两组,选文三十七篇;第二册分四组,选文四十三篇。)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国文分科会议编的新学制中学国文教科书《初中国文》六册,南京书店民国二十年八月出版;陈椿年编的新亚教本《初中国文》六册,上海新亚书店民国二十一年八月出版。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期出版了一些活叶文选,教者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根据内容、文体等自由地选择,进行教学,方便灵活,不受限制。有些活叶文选白话文所占的比例也较多。例如开明书店曾在民国二十年选编七百余篇的活叶文选,语体文占了一半。
  就这个时期的高中语文教科书来说,文言选文还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位置。通过对这一阶段所出版的八种高中语文课本的统计,除了两种因资料有限无法判断外,其余六种的情况如下。两种课本是完全选编文言文,它们分别是沈颐编的高级中学用《新中华国文》六册,中华书局民国十九年出版;柳贻征、王焕镳编的《高中国文》二册,南京钟山书局民国二十一年八月出版。四种课本的选文是以文言文为主,选编了极少量近人的文章(接近语体文)和白话文。在这四种课本中,各年级文言和语体有明确比例的是罗根泽、高远公编的《高中国文》六册,由北平文化学社民国二十一年出版,一年级语体文占四分之一,二年级占五分之一,三年级语体占六分之一。其他三种,因编制体例和选文长短的不同,各年级的比例都不一样。它们是江恒源编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国文读本》四册,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七年版;朱剑芒编的《高中国文》三册,世界书局民国十八年版;孙良工编的高级中学《国文教科书》,神州国光社民国二十年版。在这三种教科书中,语体文是次要的,所占比例极少。
  从上面的统计可知,这一阶段语体文在初级中学的语文教科书中已经占稳了位置,选文完全是白话或文言的课本都是极少数。因此,人们已经不再停留在要不要语体文的讨论上了,而是把焦点集中到了文言和语体占多大比例是合适的问题上。为此,人们进行了各种探索和实验,尤其是一些中学校的探索和实验更为可贵。除了上述北平师大附中和扬州中学之外,下面再介绍上海中学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从此可以看到当时中学教学实验的活跃程度。民国二十年五月出版、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教务处编的《中学国文教材》在《引言》中说,"中等国文教学为目前亟待解决之问题,本校曾于十七年度编订国文学程纲要作为教学之参考。实施以来,同人愈觉问题之复杂,遂于十八年度下学期由国文学科会议议决先从教材入手厘订本校国文学程纲要所规定之标准,选择初高中各年级之教材。在过去一年中经同人实地教学加以证验,觉所选材料尚能适合学生之程度与需要。其中有不适当者,复从而删改之。为时一年有半,始克告成。惟是闭门造车,未必尽当。爰将所选篇目编印成册,以就正于教育界诸同志。"选文标准是:初中部,第一学年,近代及古人浅近文言;第二学年,古今名人著作较为平易者;第三学年,古今名人学术论著及文艺作品。文体的分量:第一学年,语体文占十分之七,文言文占十分之三;第二学年,语体文占十分之五,文言文占十分之五;第三学年,语体文占十分之三,文言文占十分之七。高中部选文中语体文分量逐渐减少,没有具体的比例。
  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教育部正式颁布《中学课程标准》,对国文的教学目的和课程安排等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因此,从此以后出版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一般情况下都符合教育部的规定,如果不然,就无法通过教育部的审批,不能出版使用。所以这时期出版的课本,文言和语体的比例基本一致。这一点也可以说明这时期的中学语文教材,尤其是初中语文教科书已渐趋成熟。
  自民国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各书局出版的初中语文教科书比较流行的有如下十三种。
1、初级中学《国语教科书》六册,戴叔清编,民国二十二年一月上海文艺书局出版;
2、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国文》六册,傅东华编,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3、新课程标准适用《初中国文读本》六册,朱文叔编,民国二十二年七月中华书局发行;
4、《初中国文选本》六册,罗根泽等编,民国二十二年八月北平立达书局出版;
5、《初中国文教科书》六册,马厚文编,民国二十二年八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6、《实验初中国文读本》六册,沈荣伶编,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上海大华书局出版;
7、《初中当代国文》六册,江苏省教育厅选编,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上海中学生书局出版;
8、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六册,孙怒潮编,民国二十三年七月中华书局发行;
9、初级中学教科书《国文》六册,叶楚伧编,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南京正中书局出版;
10、《初中国文》六册,李阑坡编,民国二十三年八月天津百城书局出版;
11、《活叶文选》六册,民国二十三年六月北平东亚书局出版;
12、初级中学《国文读本》六册,民国二十三年八月北平师大附中国文丛刊社出版;
13、初中国文科教学自修用《国文百八课》六册,夏沔尊等编,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开明书店出版。
(注:以上是根据现存的教科书和王恩华编的《国难后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另有一些教科书现在无法判断它们的使用情况,所以这里只选王恩华认为当时比较重要的那些教科书。)
  在这十三种课本中,没有一种是完全由文言文或白话文编制的。这表明,经过上一阶段的探索之后,人们已经形成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即坚持初中完全使用文言文和白话文课本都是行不通的,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至此,人们对这个问题已经取得了共识。对于各年级的文言和白话选文的比例问题,因新课程标准已经明确规定,这些课本基本上都遵循规定,即一年级语体文占十分之七,二年级占十分之六,三年级占十分之五。这样的比例在上一时期出版的课本中就已出现,所以,不能否认上一阶段人们按着各种比例进行的尝试,为形成这个统一的认识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这时期,各书局出版的高中语文教科书主要有以下十种。
1、新学制中学国文教科书《高中国文》六册,江苏省立扬州中学编,民国二十二年七月南京书局出版;
2、《高中国文选本》六册,罗根泽等编,民国二十二年八月北平立达书局出版;
3、新课程标准《杜韩两氏高中国文》六册,杜天縻等编,民国二十二年八月世界书局出版;
4、《高中当代国文》六册,江苏省教育厅编,民国二十三年一月上海中学生书局出版;
5、《高中国文读本》三册,刘劲秋编,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中华书局发行;
6、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国文》六册,傅东华编,民国二十三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7、复兴高级中学《国文课本》六册,何炳松编,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8、新课程标准适用《高级中学国文》六册,叶楚伧编,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南京正中书局出版;
9、新课程标准《实验高中国文》六册,沈维钧编,民国二十四年六月上海大华书局出版;
10、《高中混合国文》六册,赵景深编,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这三年出版的十种高中语文课本,基本上是以文言文为主,编入了少量的白话文。各年级的文言和语体的比例大多没有系统的安排,各个书局所选入的白话文数量也不一样。只有一种例外,杜天縻、韩楚原编新课程标准《杜韩两氏高中国文》六册,世界书局民国二十二年八月出版,各册的文言语体比例比较明确,高中一年级语体文占百分之二十五,二年级占百分之十五,三年级占百分之五。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这三年出版的高中语文课本都遵照新课程标准的规定,第一学年是以文体为纲,第二学年是文学源流,第三学年是学术思想。尽管各书局的课本在选文上和编制体例方面各不相同,但上述规定使这时期的课本增添了整齐一致的色彩,这在高中语文课本编写史上还是第一次。同时这也为后来一个大纲、多种课本打下了基础。
  总之,到新课程标准正式颁布,白话文在初中语文教科书里已经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其标志是规定了明确的比例。我们可以按照上面的线索简单地勾画出这个过程:

初中语文教科书的转变过程

           1920年之前  1920年至1922年   1923年至1932年   1932年之后
                  A文言文      A文言文
           文言文              B文白合编     文白合编
                  B白话文      C 白话文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断定,到此时中学语文教科书基本上完成了这个历史转变过程,开始进入成熟阶段。突出的特征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在初中阶段,纯粹的语体文和文言文课本几乎不被接受,语体和文言混合的教科书基本已被公认。第二,各年级语体和文言的比例通过十余年的探索,已经形成了共识。第三,大多数课本在编制体例方面都具有课文、注释、课后练习等。

三、中学白话语文教科书的编制


  伴随着白话文进入中学语文教科书的过程,教科书从选文到编排也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和解决又推动了中学语文教科书的发展。下面就一些比较突出的,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作些探讨。
  文言文和白话文混合编排问题。 在最早出版的一些课本中,文言和语体选文合编,没有形成单元等体例,两种选文无规则地混合在一起。有的是每册以文言选文为主线,语体文穿插其间。例如,民国十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顾颉刚等人编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和民国十八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朱剑芒编《初中国文》,每册的文言文仍用时代上溯的传统排列方法,把语体文插在其中。即使后来的一些教科书在编排上采用了单元(或组)的形式,文言和语体选文也不是渭泾分明,在每单元中还是文言和语体混合在一起,从而难以形成语体文单元或文言文单元。例如,民国二十年南京书店出版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编的新学制中学国文教科书《初中国文》六册,"选文编制用分组法;就性质相近之文章若干篇编为一组;每组选文,文言白话互见,创作翻译并收"(7)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课本中的同一篇选文是文言和语体前后编排在一起。例如,民国十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顾颉刚等人编的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在第一册间有十篇言文对译的选文,占全册五十篇选文的五分之一。第二册也间有白话译文四篇,加上每篇后与之对应的文言文,也占全部选文四十四篇的五分之一左右。又如民国十二年一月世界书局出版、秦同培编的初级中学适用《文言对照国文读本》三册,其《编辑大意》说,"本书供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之用。选古今合宜适当之文,一一附以语体文,以谋讲解自修之便利。故定名为言文对照初级中学国文读本。"
  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形成这种编排方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当时,纯粹文言或白话的教科书都存在,那么如果在合编的教科书中象现在这样再把文言文和语体文分离开,形成前后分明的两个部分,那和选择纯粹文言或白话课本没有区别。另外,初中阶段是过渡阶段,即从小学的语体文教学过渡到高中阶段的基本上是文言文的教学。语体文数量逐年减少是一特征,编排方式上先安排一课语体文,后面紧跟着是与之对应的文言文,其目的就是让学生感受语体和文言的差异,从而实现过渡。理所当然,这种编排方式也产生了消极影响,使学生写出的作文文白混杂,且文言不通、白话不顺。
  白话文的选文问题。 1919年之后,白话文在报纸杂志上才逐渐多起来,这直接推动了中学语文教学的改革。"白话文既然逐渐流行,学校里的国文教授,当然因之改变。近来各校国文教师,除不知研究不肯负责的老学究之外,大都有改革国文教授的觉悟。不过改革的时候,却有许多困难:第一种困难,就是教材。"这里所说的教材方面的困难就是白话文的选文问题。
  当激进的改革派认为白话文是否应该在中学教材中存在已经是不成问题的时候,面临的首要困难就是抛弃相沿日久、人人自启蒙就接触而熟悉的文言文,从哪里选择、选择什么样的白话课文等问题。当时的报纸杂志是刊登白话文章的最重要的阵地,人们首先自然会想到这一点。"国文研究的材料,以和人生最有关系的各种问题为纲,以新出版各种杂志中,关于各问题的文章为目。这种问题和文章,要适合学生的心理,现代的思潮,实际的生活,社会的需要,世界的大势,而且要有兴味。"(8)按着既符合学生的学习心理、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又要包含现代社会生活所需要内容的原则,完全从新出版的杂志报纸选择白话范文,恐怕很困难。因为即使不考虑文章的语言文字是否适合作为范文,要想从数量还非常有限、刚刚兴起还处在探索阶段的白话文中进行选择,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实情况的确非常严峻,"现在新作的国语文尽管多,但在创造试验时期,难免有拉杂刻露等流弊,而且适合于学生程度的很少。""从严格上说来,似乎已有的国语文,难以取材,唯有静待将来创造。"(9)这似乎不啻是对中学白话文教学的一个毁灭性的灾难。本来是白话文的倡导者在报刊上竭尽全力提倡白话文教学,从中却找不到适合教学的文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篇适合中学语文教学的文章都没有。但是,至少说明了只依靠当时刊载白话文的报刊是绝对不够的,还必须寻找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人们进行了多方探索,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用白话小说来解燃眉之急。胡适提出中学生至少要看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小说。(10)何仲英也专门以《国语文底教材与小说》为题(11),探讨把白话小说作为中学语文教材的问题。他在具体分析和比较了白话散文、韵文、戏剧之后,认为它们都不适合选为教材。尽管当时现有的白话小说存在着很多缺憾,也只有它才比较适合。"然而写情记事,实在有的比现在国语底散文描写得好;内容所涉问题,实在有的比现在空洞的国语议论文见解得深;而且所用的白话,有的非常纯粹简净,可以为模范。所以有的人认为白话小说,为统一国语底利器,也认为国语文唯一的教材。"最后他得出白话小说虽不能是国语文的唯一教材,但占国语文教材的大部分是应当的结论。他认为胡适所要求的小说数量太多,因而选择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十部,再加上选看一些短篇小说就足够了。白话小说作为选文固然不容忽视和怀疑,但是从语文教学的角度来说,选文的范围不可能集中到某一窄小的体裁范围,所以有人认为古白话文都应该是选择的对象。在提倡白话文时,人们早已把古白话挖掘出来了。在向来都喜欢把历史当作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源泉的思维定势下,这是当时人们很自然的选择。(没有历史的根据,不足以取信于人。例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我们溯追上去,自现在以至于古代,各个时代都有各个时代很好的白话文,都可以供我们的选择。有许多作品,如宋人的白话小词,元人的白话小令,明清人的白话小说,都是绝好的文学读物。"(12)
  经过多种探索之后,最终形成了这样的看法。"我们要选文,第一把选材的范围推广,凡古人的国语作品,都在选取之列;第二,不妨从全文中选取数段,凡小说中带有纪叙性质的文字,可以摘选;第三,就应该有的题材,请长于国语文的人去做;第四,外国文中有适当的文章,不妨翻译,但翻译至少须信达。"(13)经过五、六年的时间,人们认识到需要从这四个方面去解决选文问题,即使到了1925年,想完全依赖当时报刊上的文章,也还是不可能的。"就现有的国语文,造成各种文体、各种内容大致略备的文范,实在怕不够呢。我曾想照这样的计划试选一下,但没法选得完成。"(14)
这是中学白话语文教科书在初期发展阶段中遇到的最大问题。(1919年-1925年)文言语文教科书中的文章是经过几千年的历史选择被逐渐推举出来的,而要想在刚刚兴起的白话文中选择大量优秀的篇章,当然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但是,当时教育的发展又急需有这样的大量选文,这就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出现粗制滥造、乃至混乱不堪的现象。后来,阮真在总结这一阶段的情况时说,"有的来教白话新诗小说,有的从旧式白话小说中选取教材,有的从报章杂志上看见时人发表的论文,只要是白话的,便不问好歹,一起抄来(何仲英编的《白话文范》可为代表)。这原本是不得已的过渡方法,--因为好的白话文很少,--我们应该原谅的。"(15)
  白话文的编排问题。 1920年之前的中学语文课本,基本上按两种方式编排,一种是以时间为序,由清文上溯到秦汉文,或反过来,从古至今,如林纾编的《中学国文读本》八册,就是从清代的文章到秦汉时期的文章;另一种是以体裁类别编排,如《古文辞类纂》分为十三类。另外,极少数课本是用两者结合起来的方法。因选文大多集中在一个时间段里,白话课本不可能按时间为序来编排。因此,中学白话文教科书最初的编排方式有下面三种:一是不考虑文体或内容等因素,把单篇的选文排列出来,例如《白话文范》;二是按文章的内容把选文分成类,如192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国语文类选》,当时对此书所作的广告说,"这书是选集现在最流行国语文,分文学、思潮、妇女、哲理、伦理、社会、教育、法政、经济、科学十类。";(16)三是按文体分类,如民国十一年民智书局出版的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大体以记叙文、论说文等分类,又如商务印书馆在民国十三年出版的新学制高中国语读本《古白话文选》和《近人白话文选》,是以小说、诗歌、书信等分类。后来,按照内容和文体两种结合的编排方式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如民国十九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张弓编的《初中国文教本》,"按选文的内容系统,分组排列(每组中搭配论说,记叙,文艺文各种体裁)"。(17)这种两者结合的编排方法是当时最突出、最具特色的,所以值得深入探讨一下。
  五四时期,报刊上所发表的文章大都是诊治社会的各方面弊病的,在白话文的编排上也避免不了打上时代的烙印。当时有人提出以报刊上讨论的问题为类别,按着每个问题去寻找材料。"国语文的排列,我主张采取第二种的方法,就是以问题为主纲,以各种文体不同的文章为内容。譬如说‘人生问题’,可将陈独秀的《人生真义》,李大钊的《今》,胡适的《不朽》等聚在一起教授;又如说‘文学革命’问题,可将蔡元培的《国文之将来》,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钱玄同的《尝试集序》等聚在一起教授;又如说‘妇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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