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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蒙学教育研究——北京海印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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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读经的历史教训——饶州神童  

2011-07-29 20:26:10|  分类: 海印百问千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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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印推行读经教育十五年,这十五年中,前半截是运动,运动的当时对读经教育方法的探讨,并没有沦落到一言堂的大量读经解决一切教育问题的地步,后半截,私塾兴起,方法越来越去教育化,吾人只能名之曰:“学术害人”

   南宋人庞元英的《文昌杂录》中见到介绍当时培养教育“神童”的事迹,即今以大量读经替代教育的方式:

  元丰七年四月初五日,礼部举行考试,应试者是饶州(今江西鄱阳)保送来的神童朱天锡,只有十一岁,竟能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孟子》背诵如流,不错一字。于是皇上立刻召见,宣布赐予“五经”(进士)出身。别人皓首穷经一辈子还不一定能得到的功名利禄,这个十一岁小孩立马便得到了。于是神童就多了起来,十月四日,朱天锡十二岁的堂兄朱天申,将上述七经加上《孝经》、《扬子》、《老子》连读一百遍。十月二十七日,抚州(今江西临川)十二岁的黄居仁,将九经连读七十五遍,二人也算“神童科”考试及格,得到了和朱天锡一样的奖赏。

  北宋亡于朱天锡“神童及第”后四十二年。这四十多年中,发现神童奖励神童曾成为朝野上下的一种风气。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有一则也谈到这件事情,叶梦得说“饶州自元丰末,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书夜苦之。中间此科久废,政和后稍复,于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然儿非其质,苦之以至死者盖多于中也。”(《避暑录话》卷上)

大意是:
  饶州朱天锡因为能背诵经书,成了神童,当了官。人们十分羡慕,都希望自家子弟也能成为神童。于是不管小孩的资质如何,到五六岁能念书时,都要他背诵五经,一本接着一本地读和背。普遍采用的方法是,请人备一个大竹筐,将小孩放在里面,再将竹筐连人吊到一株大树的高枝上,给小孩一本书坐在里头读,使之看不到别的东西,接触不到别的人,在视和听两方面排除一切干扰。小孩每读熟一本经书,便给那个人一笔钱。这样,教的人为了早些得到钱,不分白天黑夜逼着孩子苦读苦背。这种“神童科”办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其间确实“培养”出来了几个像朱天锡那样能够背诵如流的,“饶州出神童”的消息也越传越广。“然儿非其质,苦之以至于死者,盖多于中也”,被苦读苦背折磨至死的幼儿,比起能够考上“神童”的来多得多。一直到金兵打来,这种“传统方式”才暂告结束。

 
海印考证历代童子科,与家长分享如下:

 

经学、科举、童子科

经,亦即儒家的几部经典《易》、《书》、《诗》、《礼》、《乐》、《春秋》。由于《乐经》早佚,通常所说的“经学”,便实际上只余下五经。

《五经》的具体成书年代,研究者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为多数人肯定的,就是它们均成于先秦时代。这几部儒家经典,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中几遭灭顶。所以在西汉初年,《五经》的传授主要依靠当时还健在的一些年老儒生的口授笔录。正是这种传授方式,导致了所谓“今文经学”派的产生。由于汉初统治者对百家之学采取了兼容并包的策略,所以《五经》虽在焚书运动中几遭灭顶,但在汉初还是逐渐传授开来。到汉武帝时期,《春秋》公羊派(今文经学)大家董仲舒向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接受。在此同时,一些以先秦古籀写成的经书也陆续被发现。由于汉时通行的文字是隶书,故这些籀文经籍被称为“古文”,由此而导致了古文经学派的产生。古文经学的兴起,又进一步促进了经学的传授。经学进入了一个昌盛发达的时代。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经学教育开始成为学校和非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论语》、《孝经》等儒家著作受到的重视,在汉平帝元始三年,就令在乡和聚设立庠和序,并设《孝经》师一人。

    正是经学地位的提高,使通经致仕(所谓“明经拾青紫”)成为当时士人的主要理想,这一点也使经学教育逐渐渗透到小学教育中。原因就是欲通经,首先得明文字及训诂,所以“小学”实乃通经的第一环节。识字本身是为通经打基础的,故小学教育具有识字、写字和传授经学知识诸职能。

    汉代的这一传统,在魏晋六朝得到了继承。虽然后代的经学家们视魏晋为经学中衰时代,视六朝为经学分立时代,但通经是当时教育的主体。一个人通经的数量往往是选拔官吏的重要依据。六朝诸代,亦立有《五经》博士。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当时的经学教育的兴盛。

如晋代王育少时孤贫,为人牧羊,“每过小学”,总是伤心落泪,后同郡许子章使与自己儿子同学,“遂博通经史”。南齐顾欢,偷听乡中学舍教学,八岁诵《孝经》、《诗》、《论语》。再如北魏的刘兰、北齐的李铉等例子,都可说明这一点。又如“顾野王,七岁读《五经》,略知大旨”。“(杜)之伟七岁受《尚书》,稍习《诗》、《礼》。十五遍观文史”“(裴)松之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王)《五经》”。徐孝克,“少为《周易》生”。孙惠蔚,“年十三,粗通《诗》、《书》及《孝经》、《论语》”。徐之才,“五岁诵《孝经》,八岁略通义旨”。从这些人的年龄来推断,在魏晋六朝时期,儒经应是小学教育的必须。

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也曾说:

(近世)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自荒乱以来)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

汉代经学兴起以来,中国文化的主体逐渐以经学为主干,教育的重点放在经学上,形成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固有模式。经学的教育显然有两种作用,一则为己之学,修养自己;一则经帮济世,利济他人,通过经学完全可以达到人生学问的目标。

 

明经、进士两科,通常认为是隋炀帝大业年间设立的。这两科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古代的选士制度开始进入科举时代。直到1905年被废止,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存在了一千四百年。

科举考试有一定的科目,学校和非学校教育,也就有了相应的教育内容。如唐代进士科试诗赋,所以诗赋教学在唐代就颇受重视。当时各类“大学”教育如此,儿童教育同样如此。比较典型的例子,如唐代科举即设“童子科”,规定儿童“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子宫;通七,予出身”。在宋代,国子监中设小学,其选拔儿童的方式,亦与科举相差无几。而从一些学者对当时儿童教育的批评,也能够看出科举的影响。如陆九韶云:“世之教子者,惟教之以取科举之业。”陆子寿云:“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洒扫应对之类,皆有所习,故长大则易语。”

元明清时代,服务于科举仍是小学教育的主要目标。元代许衡“七岁入学,授章句。问其师曰:‘读书何为?’师曰:‘取科第耳’”。明代王阳明《训蒙大义示教读刘伯颂等》、吕坤的《社学要略》中均对科举目标有所批评。清代费丙章题杭城义塾联云:“莫谓孤寒,多是读书真种子;欲求富贵,须从伏案下工夫。”表明有些小学甚至直接把将来参加科举作为办学的指导思想。我们当今的小学升学竞赛考试,更是过之不及。

隋唐以后的小学教育,因为在目标设计、课程编排和具体教学法上,都没有脱离服务科举的轨道,在整体上没有大的发展。科举制度尤其明显是造就了“童子科”弊端。

 

唐代在科举考试制度中正式设置了童子科。以后历代皇朝虽时断时续,但还是基本上保持了童子科,形成了一整套选拔神童的制度和方法,确定了一些基本内容。这种对才能超常幼儿的选拔措施,不仅在我国教育史上,甚至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汉代察举制中的童子科

汉朝建国以后,以秦朝亡国为鉴,欲招贤纳良,共同治国。为选纳贤良,汉代实行察举制,汉代的察举制中选举科除了有贤良方正、孝廉和秀才、明经科外,为了选拔才能优异的幼儿还专门设置了童子科。汉代的童子科,是选年龄在十二到十六之间,能“博通经典”的入科。这科最早可追溯到汉初,当时萧何在他起草的吏律中曾提议,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能得为史”,成绩优异的竟可任尚书、御史等官职。(《文献通考·选举考·童科》) 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倡议将察举孝廉的年龄限制确定为40以上,其实左雄也赞成梯队式的干部培养办法,左雄积极改革察举制,坚持考试,严格选举。他奏请皇帝:召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当时有“汝南谢康、河南赵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经”,就是经他本人奏拜为童子郎的。汉朝的选举法中规定:“孝廉试经者拜为郎,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当时在太学中有不少风云一时的“神童”、“奇童”、“圣童”。“任延年十二,为诸生,显名太学中,号为任圣童。张堪年十六,受业长安,志美行厉,诸儒号曰圣童。杜安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黄香年十二,博学经典,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司马郎十二岁试经后得为童子郎,因身材高大受到隐瞒年龄的怀疑,他理直气壮地说:“郎之内外,累世长大,郎虽稚弱无仰高之求,损年以求早成,非志所为也。”监试之人十分惊异。幼儿背诵一部儒家经典,并非特别难的事,可是因为一旦通过,就是入仕捷径,因此考场上以大小伙子冒充童子军的,大有人在,即司马朗所讲的“损年以求早成”。

 

唐代科举制中的童子科

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开始设置进士科,为中国科举制度之始。到唐代科举制发展、完备了起来。唐朝取士途径有三条:由学校出身的叫做“生徒”,由州县考送的叫“乡贡”;由天子亲自诏的叫做“制举”。生徒等要礼部参加省试,参加礼部省试的科目,常设的有秀才等六科,非常设科目有童子科等。唐代的童子科和科举制度中的其它科一样,有严格的规定。考试内容、方法,应试者的年龄和入选者的使用等都有条文限制。唐刚开始设置童子科时,条件比前代更严,年龄多限制在10岁以下,而且必须由最高一级地方行政长官推荐。武则天时,裴耀卿8岁,试《毛诗》、《尚书》、《论语》及第。还有一个王丘,11岁通过童子举及第,别人诵经,惟独他自己要求作文,于是声名大扬。 “凡童子科,十岁以下。”到后来又规定“实年十一、十二以下”。考试内容,要求能一经以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并且要“自能书写者”。“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

代宗广德二年五月,礼部侍郎杨绾发现童子科有使幼儿凭其小聪明而获官的可能,“恐成侥倖之路”。他奏请罢废了童子科。到代宗大历三年又重新开设童子科。下诏要每年都要考选年龄在十岁以下,通一经兼《论语》、《孝经》者申送礼部,同明经、举人等一同考试。到文宗开成二年,皇帝下诏各道,禁止滥荐童子,“冀绝倖门”,但“虽是有命,而以童为荐者,比比有之”。可见当时推荐神童以应特科,已成为社会风气,虽天子有令也难禁绝。到宣宗大中十年,对荐送童子又做了详尽的规定,为了保证童子科的质量,申饬诸道“荐送童子,并须实年十一、十二以下,仍须精熟一经,问皆全通,兼自能书写者”。如果选送那些年龄已过,并且才学平平之辈入京参加省试,那么“本道长吏亦议惩法”。从以上可以看出,唐代的童子科经历了设置到诏禁再到复置的这样一个发展、完备的过程。开始时,发现童子科的弊病后,采取取缔的办法,但“虽是有命,而以童子为荐者,比比有之”。后来发现光是罢停不是办法,还是要用具体详尽的规定来堵童子科中纰漏才是正道。

童子获得做官资格后要等多长时间才能授官呢,我们仍以裴耀卿、王丘为例:裴耀卿8岁及第,“弱冠拜秘书正字”,就是20多岁才授职。王丘则是“弱冠,又应制举”后,才授职奉礼郎的。但相比30岁获得做官资格的人,到40岁才能登堂上任的平均水平,举童子的上岗时间应该说大为提前了,于是“望子成官”的家长都想钻营这条捷径,所以杨绾上奏请求废除这一“侥幸之路”。往后停复无定,可见其争议之多,大概和今天的“奥数”是否应该举办不相上下。

五代时期的童子科

五代时期为时不过五十年,在动乱的条件下,科举考试衰微,童子科也弊端丛生。后唐明宗天成三年,曾勅令各道,斥责了解送童子不负责任的现象:或年龄渐高,或精神非俊,或道字颇多讹舛,或念书不合格文。针对这种现象,明宗明令:“自此后,应诸道州府如公然滥文解,略不考选艺能,其逐处判官及试官,并加责罚。”

对于当时童子科所存在的弊病,后晋的礼部侍郎张允也看到了,他在给高祖的奏折中说:“童子每当就试,止在念书,背经则虽似精详,对卷则不能读诵。及名成贡院,身返故乡,但刻日以取官,更无心而习业,滥蠲徭役,虚台官名。”对童子科的认识比较深刻的是后周的翰林学士、尚书礼部侍郎知贡举窦议。他认为,人们都把推举参加童子科省试的幼儿称为神童,“既幼稚之年,禀神异之性,语言辨慧,精才英奇”。这样的特殊幼儿不一定是每一年,每一州县都有。所以,应该“出于自然,有则可举”。没有,则也不要为凑童子科数,而强举。他认为,童子科的主要弊病在于:使世人为了中童子科使子孙为官,而不顾幼儿的年龄特点“抑嬉戏之心,教念诵之语,断其日月,委以师资”。到省试时,有的虽念诵分明,但年龄稍过,有的虽年龄适中,但念诵未精,这样,裁定中否,家长不服,引出许多纠纷来。为此他提议使童子“任改别科赴举”。

五代时的辽设立了“经童科”。规定:凡士族或庶族地主的子弟,年龄在十三岁以下者,能诵二大经,三小经,又诵《论语》、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试十五题,通十三题以上;会试每场十五题,三场共通四十一题以上,为中选。(《辽史·世宗本纪》)辽的经童科,是在世宗继位二年以后设立的,基本上是按唐代童子科制而行。

 

宋代的童子科

宋代,神童更是得到空前的重视,为了选拔和奖励神童,专门设“念书童子科”。整个宋代的童子科也似唐代,几复几罢,在复罢过程中,童子科也逐步完善起来。宋代童子科有其特点:其一是对奇异童子皇帝往往亲试之;其二是到宋代后期,将童子科分为上、中、下三等,有不同的考试内容和不同的待遇。文学家杨忆、宰相晏殊都是“念书童子科”出身。仅宋真宗在位期间,选为“念书童子”的神童就有15人。蔡伯希被选中时年仅三岁,是宋代一百多名神童中年纪最小的,宋真宗特别喜欢他,曾有诗云“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圣时”,并封他“秘书省正字”的官职,让他在东宫伴太子即后来的宋仁宗读书。南宗、高宗、孝宗时选“念书童子”达到高峰,有些地方训练儿童读书风气很盛,宋高宗时录取的27名神童中,除8名籍贯不明外,竟有14人是从饶州来的,其中兄弟就有4对。

宋代关于皇帝亲自考试童子的事例很多。据《宋史·太宗本纪》所云:杨忆,能言时母教以小经,七岁能属文。太宗闻其名,特令江南转运使张去华去考试词艺,后送京城,天子亲自试之,试诗赋五篇,下笔立成。太宗深加赞赏,后授秘书省正字,特赐袍笏。另据《晏殊传》所记,晏殊七岁时能属文。景德年初,以神童被推荐。宋真宗召晏殊与进士千余人一起进行廷试,而晏殊不胆怯,下笔立成。后二日,复试诗赋、论时,当晏殊看其赋题后,对真宗说:“臣尝私习此赋,请试他题。”真宗爱其不欺,多次称赞。赐进士出身,授秘书省正字,使其在秘客读书。据《宋史·神宗本纪》云:神宗元丰七年,神宗于睿思殿亲试饶州童子朱天申,赐五经出身。宋高宗在建炎二年,亲试童子朱虎臣,赐金带以宠之。因为宋代皇帝对神童选拔比较重视,所以所选神童大都名实相符,童子科举中者,许多都成为国家重臣。象杨忆、宋授、晏殊、李淑都成为宋代著名的贤宰相。

宋孝宗淳熙八年,开始将童子试分为三等:凡全诵《六经》、《孝经》、《语》、《孟》及能文,如《六经》义三道。《语》、《孟》各一道、或赋一道、诗一首为上等;诵书外能通一经者,为中等;只能诵《六经》、《语》、《孟》者为下等。

 

金、元、明时期的童子科

金代的童子科和五代时辽的童子科很相似,设经童科,考试方法和内容也大同小异:“凡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诵二大经,三小经,又诵《论语》、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试十五题通十三以上,会试每场十五题,三场共通四十一以上,为中选。”贵在幼而诵经多者,若年龄相同,则以诵大经多者为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代有人曾提议:童子科中选者,先不使其登仕途、为官,而叫其修习进士举业,若考试中进士第,自同进士任用,如不中,本科出身。这就根绝了中童子科而登仕途,但力不胜任的现象。

元代承前制,设童子科,无常员,历年多有举荐。成宗大德三年,始举童子杨山童。大德五年,大都等路举童子张泰山等。武宗至大德元年,举武福安。仁宗延祐三年,江浙行省举俞傅孙、冯怙哥。延佑六年,河南路举张答罕。延佑七年,河间县举杜山童,大兴县举陈聃。英宗至治元年,举陈元麟。至治三年,河南省举张英。泰定帝泰定四年,福州举神童叶留耕。文宗天历二年,举神童杜风灵。至顺二年举答不歹子买来的为神童。

明代对所举幼童,实行“课业廪给之制”,即“凡各处举到幼童,奉旨送院读书,习字者,月给食米,内阁稽考课业。俟有成效,奉请擢用。其愿科举出身者,听”。(《续文献通考?选举考·童科》)先使所举童子养读,然后考核,合格者录用,或让其参加科举考试。明在科举考试制中专设童子科,间或有以神童荐者,天子都召至亲试,或留中月给食米,送院读书,或遣归就举。以神童荐者,“卓然为当世名臣者,盖不乏人”。

 

童子科的弊端

历代童子科的神童,最终却大多无所作为。宋代的一百多名神童,除杨忆、晏殊外,史传中都找不到踪迹,那位名噪一时的蔡伯希长大后也碌碌无为,只是借着昔日之名,向皇帝讨赏。宋高真曾为此疑惑,为什么赏赐过的神童没有一个“登科显名”呢?臣僚们的回答是,这些童子仅仅能诵读,但不懂义理、作文……

宋代词人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人的学问皆可以勉强,“惟记性各有分量,必禀之天。”他把人的记忆力的先天因素比作一个人下围棋,认为一个人下棋水平,尽其全力终有个限度,达到这个限度,虽只是一子,到老也不可能增加。他以吴元献、杨文公为例,元献十四岁,文公十一岁,真宗亲自试以九经,他们不漏一字,“此岂人力可至哉。”他认为先天素质是造就神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顾先天素质的好坏,一味想把禀赋一般的幼儿都培养成神童,那是十分愚蠢的。叶梦得说“饶州自元丰末,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书夜苦之。中间此科久废,政和后稍复,于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然儿非其质,苦之以至死者盖多于中也。”(《避暑录话》卷上)这种极端的读经方式,“以至死者盖多于中也”,神童的先天因素固可考虑,但是量才而教,才能成才。

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中,描写儿童被关到楼阁上背经书,背不会不准下楼的记载,反应出童子科在清代的影响,亦如叶梦得记载的作法一样。清代晚期,童子科被清政府废止。

童子科的教育,如同今日儿童读经运动所说的,大量背诵四书五经、经史子集的提法一样,一味强调孩子的记忆力,忽略发展儿童的理解力,是纯粹的记诵之学,并不符合儿童的学习规律,也不符合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育思想。故“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是童子科以及今日读经教育的必然结果。不重视小学功夫的次第,一味的灌输,就是古今一直为人诟病的填鸭,这笔帐不能算到经典上,应该算到利益和盲从的愚昧者头上。

海印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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