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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蒙学教育研究——北京海印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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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略识字——马宗霍  

2011-10-13 16:48:47|  分类: 海印百问千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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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印按,本篇文章值得推荐给所有的读经爱好者和家长。  其中的四事无一不是救治读经之失的良药。

 

 

马宗霍:湖湘国学大师

《湖湘文化名人衡阳百人》

作者:马积高 (原载《衡阳文史资料》第5辑)

马宗霍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本家。衡阳姓马的旧时分为城、乡两房,他是属于城里那一房的。不过他的家原在北乡的集兵滩,到他当了教授,才在衡阳市洪家塘买了一所小房子,他留衡的家属及至解放前一直住在那里。我则属于乡里的一房,因此,从宗族关系说,我们已是很疏远的了。在衡阳,姓马的人很少,故城、乡两房的人往来仍较密。

大概是1935年,先生从南京回衡,为祖母祝百岁大寿,我的父亲曾带我前往洪家塘祝寿。按本家的辈分,我们都是属于所谓“承”字辈的,故父亲叫我称先生为“满哥”。尽管那时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初小学生,而先生已经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和教授了。正是因为在知识和年龄上都那样的悬殊,这次会见虽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印象,知道本家中有这么一位有学问的人,实际上却未感到他同其他知识分子有什么区别。后来父亲多次提及他,我才知道,他原来也出身贫寒,又在年少时失去了父亲,只因童年时就显露才华,并刻苦学习,得到著名书法家曾熙的赏识(曾还把妹妹许配给了他),才得以在南路师范毕业,后来又得到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奖掖,成为章氏晚年的著名弟子,20多岁就当上了教授。这才使我对他产生了特别的敬意。

但我对先生真正有所认识还是在1944年秋,我考入前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肄业以后。他当时是该系的教授兼系主任,我们的许多课都是他教的。先生又很讲究古礼,对我这个同宗的少年特别关切。除平时常询问我的学业情况外,每遇节日或家里有什么喜庆,都要亲自写个短简,叫他的女儿志琳或志珍送来,招我到他家吃饭。因而我接受他的教诲要比别的同学更多。现在虽然隔了三四十年,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这里我只讲感受特别深的几件事。

一、“读书略识字”

先生教我的第一个课程是《文字学》,他讲的第一课是“读书略识字”。

“韩文公说:读书略识字。你们读了一些书,识不识字呢?我看一字不识。”这是他的开场白。接着就说开来了,原来初民是没有文字的,“结绳纪事”,后来才创造了简单的象形字和指事字,“一”字就是最初创造的文字之一。《说文解字序》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曰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故分别言之,“一”应该说是“文”,而不能叫“字”。“一”并不只是简单的数字,《说文解字》说:“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其说本于《老子》、《周易》,故不通《老》《易》则不知“一”。他说:“你们知道吗?我看不知,所以你们是‘一’字不识。”接着,他还讲了一些常用字,有些是我们不知其本义的,有些是我们不知其形体构造而容易写错笔画的。通过这些例子,他启发我们一定要学好文字学,懂得文字的构造和本义。

先生讲的这—课,连同他讲的全部《文字学》课,大抵一以许慎《说文解字》为宗,虽间采后人之说,但形体一以许书为准。这是先生从章太炎先生那里承继下来的治学的家法,为现代一些治甲骨文的学者所不满。这一点,那时我们这些好“趋新”的年轻人也有所闻,因而也有去看甲骨文的。但《说文》终究是基础,离开《说文》而谈甲骨文,往往不是近于盲,就是邻于妄。因此,那时我们同学几乎没有一个不遵循先生的教导去读《说文解字》的,有些还读过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的《说文释例》、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古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兴趣(后两者在以后都由骆绍宾先生开了专课),这可以说是那时国师同文系在学风上的一个特点。对于这种学风的得失,我不拟妄加评论。从个人的经历来看,我深感受益不浅。

 

二、戒“陋”

先生虽然强调要“识字”,但绝不像某些小学家那样,以识字为依归。相反,他累次对我说,研究小学只是研治经、子、史和文学的始阶,而且不博览经、子、史和重要的集部也不能精研小学。因此,他常说那些只读八家、桐城文或只搞小学的人是“陋”,经常教育我们不要“陋”。我觉得,这正是先生治学的一个特点。

一些不甚了解先生的人往往说先生只是以小学名家。这并非无据之谈,他的著作如《文字学发凡》、《音韵学概论》、《说文引经考》、《说文引群考》都是属于小学方面的。但他也写了属于经学的《中国经学史》,属于文学的《文学概论》、《读全唐文札记》,还有《淮南子校注》、《读南北史札记》以及关于书法艺术的《书林藻鉴》、《书林纪事》等。关于《淮南子》的一种,新近才出版,我没有读,关于《南北史》的一种尚未刊,我仅知其书。就我所读过的而言,《中国经学史》一种,其价值似尚在小学诸书之上。因为像这样的书,倘非博通经史,弥纶群言是不能作的。

 

三、强调读和写的基本功

先生提倡博览,提倡读书要观其会通,但反对漫无目的的泛览,且非常强调要训练读和写的基本功。

旧时研究国学的学者大都视熟读《四书》、《五经》为家常便饭,先生也这样要求我们,所以那时这些书都开了专课。另外,他还要求我们要读《四史》和《老》《庄》《苟》《韩》等重要史书,《史》《汉》《庄》《荀》也开了专课。我们班开的《周易》《史记》《庄子》都是先生教的。先生治经,强调要读注疏,还要求看没有断句的本子,自己亲自圈点。他常说,读书最忌粗心浮气,借口不求甚解,对一知半解或根本不懂的东西轻易放过。古人读书“得间”(意即善于发现问题,求得解决),都从认真、仔细得来。自己点书,就是培养认真读书的习惯的最好方法。我曾问先生,陶渊明讲“不求甚解”,我认为不是指读书不认真,而是反对当时玄学家对玄理的剖析力求刻深,对前人书中讲的有关治国、持身的大义反而忽视,这个理解是否对?先生欣然赞许,认为“颇得渊明的微意”。在先生以及骆绍宾先生等的启示下,我们系当时有不少同学都动手点书。我自己原计划把《五经》《尔雅》的注疏和其他各经及《四史》的白文与注全部点过,但那时我很穷,连一册《十三经注疏》和《四史》也买不起,到读三年级时才弄到一点钱,买了一部《注疏》,只点完三部经书的《注疏》就毕业了。以后忙于工作,再也没有机会来做这件事。但读书要认真的精神,我却是至今不敢忘的。

对写作的基本功,先生尤为重视。故当时国师国文系的学生从一年级到三年级都要作文,三年级还要练习写诗、词。先生对我们的写作要求是很严的。一个字的点画之误,也要严加指摘。他常对我说:文字是要给人看的,一字不慎,就要“谬种流传”,决不可马虎。他还说:太炎先生是国学大师,写张便条,也不草率,写过之后,要反复审查,倘有不当,即改正重抄。我没有见过先生自己写文章,但曾见过他批书,就是先打草稿再写上去。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我至今没有学到,但每当正式作文时,还是常常记起先生的教导,注意对文字加以检点。

四、严中有宽

凡是受过先生的教的都感到先生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有的人甚至不敢亲近。我也同样感到他的严,所以回答他的问题总不敢随便。其时先生对学生和后进要求虽严,心地却是宽厚的。对此,我有深切的体会。

一九四六年秋,国师从溆浦搬到南岳。在中学时曾教过我的国文、历史的颜敏生先生和他的一个儿子(是我的同学)当时都在南岳五四中学工作。他们得知我的家境很困难,连最基本的书籍和粗布衣服都买不起,就大力推荐我到该校去教历史课。这件事,志琳和志珍(当时她们都在国师附中教书)是知道的,她们都为我高兴。估计先生一定会反对,所以她们又都替我“保密”,一些知道此事的同学也不约而同地替我“保密”。但是,到了学期中间,这件事却败露了。原来五四中学有位教国文的邝老先生同先生颇熟,他有一天去看先生,闲谈之间说及,他学校请了一位兼课的年轻教师,姓马,也是衡阳人,问先生是否认识?先生一听,当然知道就是我。当下含糊作答,心里可大不高兴。于是当天就把志琳、志珍叫回来,首先责怪她们为何知情不报,然后就把我数落丁一番。大意是说我不走正路,不安心刻苦读书,还只开始进三年级,就忙于到外面赚钱。先生平日对子女颇严,志琳她们虽已是中学教师了,对父亲一向是奉命惟谨的。但她们知道我的处境确很困难,而先生却不尽知,故婉转地将我的情况作了说明。据说,当时先生默然了,但颜色仍很严厉。她们都替我捏了一把汗,第二天赶忙把情况告诉我,叮嘱我小心。我当时想,这回大概要狠狠地挨一次训了。然而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未见先生写便条来叫我,上课时见了我,也如往日一般。我才慢慢地放下心来,知道先生以经原谅我了。现在想来,我过后是应当向先生去作个检讨的,但那时年轻,负气,不肯认错,故始终未尝一言。不过,先生通过志琳她们转达给我的训戒,我是时刻不忘的。尽管在学术事业上我未能达到先生及其他关心、爱护我的师长所期望的成就,但是,四十年来,我从未放弃本职的工作和对学问的追求而去赚取额外的收入,那怕是在生活极拮据的时候。这一点,也许是能告慰于先生的吧?yishujia.findart.com.cn

先生是1976年春天逝世的。先一年曾从北京回湖南,虽已年近八旬,身体还好。我去看他,他很兴奋。但那时文化革命还未结束,我们师生的处境都不佳,除了问候生活情况外,只能谈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学问之事,未敢提及,故别离时彼此都不觉黯然神伤。现在,那时的一切都已过去,可惜先生已不及见了。

 

《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马宗霍词条

马宗霍(Ma Zonghuo)

马宗霍(1897.10.11~1976.9.24) 原名承堃,室号霋岳楼,晚号霋岳老人,湖南衡阳县集兵滩(今集兵镇)人。湖南南路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后,任教多所著名大学。新中国建立后,任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湖南省政协第一届委员,湖南省人大第一、二届代表。1960年7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次年受聘任中华书局编辑,主持二十四史明史点校工作。

马宗霍曾受业于王闿运、章太炎、曾熙、李瑞清。著有《国学摭谭》、《音韵学通论》、《文字学发凡》、《说文解字引群经考》、《说文解字引群书考》、《说文解字引通人说考》、《说文解字引方言考》。所著《文学概论》是我国现代最早的一部文学理论教科书,对中国文学理论作了系统的整理和阐发,在香港等地一再重版。所著《中国经学史》,资料翔实,评论公允,海内外均曾重版。遗著除《淮南子高注参证》等已出版,尚有《墨子臆铨》、《庄子郭注参证》、《荀子杨注参证》、《群经论略》、《汉四史校谈记》、《船山遗书校记四种》等数十种。

精书法,尤擅行书。郭沫若盛赞其书法精美,在他编审《说文四考》之时,特令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影印出版其手稿,有线装本、平装本两种,以为书法楷模。于书法理论亦深有研究,所著《霋岳楼笔谈》、《书林藻鉴》、《书林记事》,资料宏富,见解精到,为研究、鉴评书法之经典专著。(甘建华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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