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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达  

2011-10-13 17:06:29|  分类: 大师谈治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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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达

 

    杨树达(1885年6月1日~1956年2月14日),字遇夫,号积微,湖南长沙人。他在语法学、修辞学、训诂学各方面都有建树。他在各方面的著作常被列入当代学术经典。我读了《积微翁回忆录》,对他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精神真是佩服得很。他在哪一方面最有成就呢?我可也不敢说。但是,我看到他的《汉书补注补正》在1925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到了同年9月,就“卖去三万四千余册”(27页)。这个销售量在当时可真是了不得的。许多轰动一时的文艺作品当时一次也不过印三两千册,几次再版,能售一两万册,就极难得。何况这种学术性著作呢?可见《汉书补注补正》当时如何为学者和学生们所喜爱。

  杨树达关于汉书和汉代文字的研究,引起关注,这不奇怪。但是被陈寅恪先生称赞,而且一赞再赞,这就太稀罕了。因为陈氏是从不轻易许人的,陈氏在学术上对自己要求严,对友人也要求严。他对学术著作,随口敷衍称赞,是没有的事。但是他极赞杨树达先生这方面的著作。现在见于陈氏《书信集》里的信件有两件提到这方面。1940年8月2日信云,“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此为学界之公论,非弟阿私之言。幸为神州文化自爱,不胜仰企之至。”在《积微翁回忆录》里也有几处记载。1932年4月8日记:“前以汉碑诸跋寄示陈寅恪;今日来书云:‘汉事颛家,公为第一,可称汉圣’云云。极知友朋过奖,万不能当。”“汉圣”者,研究汉代史书之圣者也,也是“第一人”的意思。还有同年5月26日记:“日前陈寅恪谓余云:‘湖南前辈多业《汉书》而君所得独多,过于诸前辈矣。’”

  先前的学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后人很难全面了解。杨树达和陈寅恪对同时代的大学者也常有微词,如对胡适,对黄侃,对陈垣,都是这样。但杨、陈之间,始终是相敬相重的。1943年1月18日日记引陈寅恪为他的《小学金石论丛续稿》作的《序》中的话,他很感动,我们读了也很感动,觉出这是他们之间友谊的基础。序文有云:“百年来湖湘人士多以功名自见于世,而先生设教三十年,寂寞勤苦,著书高数尺,为海内外学术之林所传诵,不假时会毫毛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陈寅恪的祖、父,也都在湖南办过新政,对湖南是亲切的。杨、陈二位却都是一生教书。“不假时会毫毛之助”,就是说不靠一点官方的势力帮助,以文章成大业。所以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生平

1897年,进入长沙实学会学习。

1898年,进入长沙时务学堂学习。

1900年,转入长沙求实书院学习。

1905年,留学日本,先入东京宏文学院大冢分校,后转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进修外国语言学,肄业。

1911年,回到中国,就职于湖南省教育司,兼任湖南省图书馆编译,楚怡工业学校教员。

1913年,任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第一女子师范国文法教师。

1919年,发起健学会。

1920年,参加“驱张运动”,与毛泽东有所接触。后至北京,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辞典编辑,先后兼任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教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教育部主编审员等职。

1925年,任清华学校大学部国文系教授,后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教授,讲授中国文字学概要、国学要籍、修辞学等课程。

1928年到1930年,任教于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

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回到长沙,任湖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1941年,受聘为教育部部聘教授。

1945年,参与组织发起九三学社。

1947年,受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与吴玉章、马叙伦等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任理事会副主席。

1952年,因中国高校院系调整,转入湖南师范学院任教授,后兼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著作

《古书疑义举例续补》 1924年 家刻

《中国语法纲要》 1928年 商务印书馆

《词诠》 1928年 商务印书馆

《高等国文法》 1930年 商务印书馆

《马氏文通刊误》 1931年 商务印书馆

《积微居文录》 1931年 商务印书馆

《中国修辞学》 1933年 世界书局 (1954年科学出版社增订再版改名《汉文言修辞学》)

《周易古义》

《老子古义》

《论语古义》 1934年 商务印书馆

《古声韵讨论集》 1934年 好望书局

《古书句读示例》 1934年 商务印书馆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 1937年 商务印书馆

《春秋大义述》

《积微居金文说》 1952年 科学出版社

《积微居小学述林》 1954年 科学出版社

《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 1954年 科学出版社

《积微居金文余说》

《耐林庼甲骨文说·卜辞求义》 1954年 群联书店

《论语疏证》

《汉书窥管》

《中国文字学概要》

《长沙方言考》

《汉书补注补正》

《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 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杨树达文集》 1983年~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杨树达的屈辱

  杨树达是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在专业上的成就在同时代的学者中被公认是最好的,陈寅恪、钱玄同、黄侃等均对他的成就表示过赞誉。新中国成立,65岁的杨树达走进了新的时代。此前,他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组的院士,在新的环境里,他的学术地位同样得到尊重,他是第一届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

  杨树达是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走进新时代的。1949年9月,听到政协开会的消息,他曾写下这样的话:“辛亥以后,国事扰攘,将四十年,国民望治甚殷,终归失望。人民军纪律严明,行动稳健切实。衰暮之年,或可及见升平,是余之幸也。”(《积微翁回忆录·积微翁诗文钞》第2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1月版,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作为学者的杨树达,在满怀信心迎接太平盛世。以他在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他在生活上受到了很好的待遇,而且他和毛泽东有特殊的关系。当年毛泽东在长沙时曾听过杨树达的课。“1920年驱张一役,余与毛公同事,故有违教一语也。”(345页)50年代初期,毛泽东每次回湖南,都要见杨树达,后来杨树达每有不顺心之事,也常给毛泽东写信。以杨树达这样的背景,他在学术上本来应该是心情舒畅,自由自在的,然而事实上,50年代初期,杨树达在学术上却极不顺心,他的遭遇是同时代著名学者不适应的另一种典型。杨树达的专业与政治毫无关系,他又和毛有交情。50年代的任何政治运动对像他这样年老的著名学者,已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但他同样陷于一种困境中,他的不适应和他同两个人的关系有关,而这两个人大体是新时代学术的典型代表,在新的学术环境中,杨树达已感觉不到他在过去的自由平静,而是处处要受人制约,这两个人,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杨荣国。

  先说郭沫若。

  郭沫若在专业上和杨树达有相同之处,但在过去公认杨的学术地位要高于郭。40年代初,杨树达对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就说过:“觉可商榷处颇多。”(167页)而郭对杨却是极尊敬的。1940年12月25日,郭沫若致杨树达的信中说:,“就整个言之,我兄于文字方法体会既深,涉历复博,故所论列均证据确凿,左右逢源,不蔓不枝,恰如其分,至佩至佩。”(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4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此后郭杨之间时有信函往返、从论学的内容和行文的谦恭,能看出郭沫若对杨树达的学问是很钦佩的。但令人沉思的是随着两个学者地位的转移,郭沫若对杨树达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以杨树达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他的学术成果的问世,已经很少有什么阻碍。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杨树达的学术成果问世,却需要由科学院来审查。先是李亚农审查他的《金文说》,评价不高,还有唐兰,颇有微词。不管怎么说,李亚农、唐兰总还是学者。使杨树达不能容忍的是当时的科学院竟让根本不懂学术的人来审查他的著作。对此,杨树达在回忆录中说:“科学院对于审查稿件轻视之,信任诸少年不学者妄为评涉,余吁请再审《小学述林》时,曾予以讽戒。院中不省,前感于《金文炼说》妄评事,愤不能忍,故上书主席言之。今日得毛公复云,已将余缄交院,请其注意。明知此事将开罪于人,然若院人稍有天良,必当力图改进,公审查之责于天下人,则余虽为人疾视,为学术计,仍所甚愿也。”(400页)杨树达当时还只是就事论事,没往别处想,没有想到是什么原因使学术环境很快成为这样的。

  杨树达的学术地位,公平地说,在新环境里并未被漠视,当时有关的专业学术权威机构,均给杨树达留有位置,郭沫若也曾请杨树达回北京做研究工作,杨树达以年龄为由婉辞了。但读郭沫若1950年以后给杨树达的信,明显不同于以前。1953年8月郭沫若在一封信中说:“今世著书立说,当对读者负责。出版发行尤当对读者负责。此乃国家事业,故不能轻率从事。往复磋商,应是好事,望勿为此怅惘。”(《书信集》上501页)当时杨树达每有论著寄郭,几乎都不顺利,总要被删去许多。对此,杨树达曾说:“得郭沫若复书,告已读余《甲文说》,嘱余汰去若干首再寄去,当嘱编译局出版云。”(366页)虽然这样,杨树达对郭沫若的文字学水平仍有极高评价,认为“非一般浅学后生所能及也”(367页)。而且杨树达曾将郭沫若和王国维相提并论,可见其学者的风度。但他对郭沫若的学术品质也有批评。他在回忆录中说:“此又可证郭沫若之粗心轻信也,盖心有成见,必欲推翻余说,遇有可为之助者,乃急不暇择也。余往言:做学问必须诚意正心,信也。”(387页)。可以说,从50年代以来,杨树达即对郭沫若有看法,先是感觉他太热心政治,“郭鼎堂忙于政务,匆匆不能审思耳”(319页)。在回忆录中,还有对郭沫若更严厉的批评:“前以《金文馀说》寄请郭沫若审定,渠只读书序退还,云事忙未能全读,乞谅云云。既不延请学较裕之人置院中审查稿件,己又藉口事忙不审,虚负院长之名矣。”(396页)另外,杨树达对郭沫若的学术品质也很不以为然。因为郭沫若曾就一学术问题在给杨树达的信中说过:“董某妄人耳,其说未可尽信也。”(《书信集》上503页)这是郭沫若批评董作宾的。而杨树达却说:“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373页)从杨树达的回忆录中,大体可以看出一代学者的无所适从,而当时,杨树达还未能采取像他的好友陈寅恪那样的处世态度。他在回忆录中说:“且谓寅老不满意于科院,谓解放数年,绝不重视史学,至此老成凋谢之际,乃临时抱佛脚,已有接气不上之象云云。”(382页)

  再说杨荣国。

  杨荣国这样的学者,今日已成为学者的一个教训。因为他以学术为政治服务来治学术,已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但像他这样的学者在新环境里,却处处如鱼得水,在杨树达、陈寅恪、顾颉刚这些学者不适应的时候,杨荣国这样的学者正是喜气洋洋的时候。他当时是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

  1951年,杨树达在回忆录中有一段记载:“本校文学院长杨荣国发布文字于《新建设》杂志,引金文、甲文错误百出。”然后一一指出其错来。为此,杨树达不仅写文质疑,而且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曾将杨树达的信给李达看过。但令人感慨的是,后来有人转告杨树达:“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自悔孟浪。”(345页)但杨树达并未甘休,又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言湖大文学院院长杨荣国学识低劣,万不可任之为师范学院院长。”(359页)其实像杨树达这样的学者,在50年代初,他们的学术地位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其他学术欠佳的人很快和他们等量齐观。当时湖南大学评了10名教授,最高为6级,对于杨树达,大家公认为第一,而且认为应再加一级。但对杨树达来说,他当时的感觉是:“谭丕谟并《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看不通,亦评六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平心论之,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谟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352页)然而尽管杨树达有此责言,事情并没有什么改变,越到后来,他认为不可能的事早已习以为常了。

 

四寻杨树达教授墓 

   《长沙名人墓》一书正在编辑中,拍摄任务落在我的肩上。最近一年来,我的工作,就是寻墓。

  其中,仅为寻找著名的汉语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先生的墓,从2006年6月6日开始至6月29日找到先生墓葬,我和女儿在岳麓山中,来来回回穿行了四趟。    

  第一次上山访墓前,我曾向岳麓山管理处熟悉文史的管理人员打听杨树达先生墓葬位置。没想到他们也曾找了几年没找到,倒反过来拜托我找到后告知他们。

  女儿是湖南师大历史系在读学生,她找到一位对长沙文史了解很深的已退休教授。这位老教授透露一条信息说:最近两年还有人为杨树达先生扫过墓,该墓依稀在七十三军墓南面。

  2006年6月6日周二,中午12时半开始,我和女儿沿师大食堂后开始上山,顺山路到达七十三军墓南纪忠亭旁的一排旧平房宿舍,这里是师大老教授提示的方位之一。我们从老宿舍的山南找到山北,两个多小时的行走中,只见数丛公墓。因下午3时,女儿要赶去上课,此行不得不从七十三军墓附近林地退下。

  6月11日周日,和女儿再从师大上山,转到湖大五教斋,从五教斋上山往北,不料却转到了上次上山的路口。我们只得另从另一条小路上至山腰,于荒烟蔓草间见公墓数丛,多为上世纪四十年代左右的墓葬。山中穿行两小时多毫无进展,正欲往南转道,突见数米远的树丛间隐露墓石华表,我对女儿大喊:“快!可能找到了。”

  我费力拨开树丛,脸上手上还是被划开几条道道。到达墓前,却发现这墓是清光绪年某进士墓葬。墓已被盗,盗口处有被挖翻出来青砖,墓前华表保存完好。此墓非我们计划中要访的墓,但拍摄数张,以作资料备用。

  在这墓边,我又向周围四处寻找,十几米远的树丛中又露墓碑顶,我用一根树枝左右开路,攀上墓墙,找到一座大墓,心想这大座墓可能是我们要找的。我心想,3个多时的寻找终有收获乃倚树喘息。不久,女儿走近墓前,我和她一起把墓碑前碗口粗的杂树枝叶费尽心力地掀开,墓碑上有行书大字云:“吾妻谢芳如墓陈明仁立”,标明日期为1951年4月立,此墓规模在岳麓山中算是较大的。墓东北处又有“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重修一九八九年十月”的石碑。后来,我听岳麓山景区管理处同志说,陈明仁后人,去年曾想为谢芳如女士扫墓,但努力寻找,一直未找到此墓所在。现在,我可以为他们指路了。

   有了这两次的经验,我觉得,寻访杨树达先生墓葬的路线,我们可能有些盲目。于是,从资料入手。从一本书我查到,杨树达墓位于岳麓山东北七十三军墓右边。资料就一句话,但女儿在师大老师中四处打听,依然无法落实墓葬所在。

  6月20日周二,我们直接从七十三军墓上山往右,往东南山腰寻找,但七十三军墓方圆一公里内找不到杨树达先生墓。两个多小时,在山间就这么转来转去,又转到师大食堂小岔口边,路边休息时,见数人提塑料壶往岳麓山打泉水,我向一位中年妇女打听墓葬所在,她说,你们找老校长的墓往那边走吧。她指着前面一条小路说:“顺这条路往前一百多米有个岔路口,路口上有个墓,绕过这个墓往右上山几米远就能看到。”她一再叮嘱千万不要往左走。我们一听这么容易就能找到了,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了。这位女士边走边带着疑惑的眼光看我们:“你们还记得老校长,真不简单。”我们按她所指路线,前行不到十分钟,果真就找到老校长的墓,可这墓是前湖大校长任凯南之墓。那位女士把师大与湖大搞混淆了。不过,任凯南墓葬像片亦也可录入《长沙名人墓》中。

  6月29日周四,早上8时30分,从湖南师大48家老宿舍上山,故意不循山道而行,找了两个多小时,仍然没有找到大墓。再往前即是陈明仁夫人墓的方向了,只能转而向南,这片地域我们已找了三次,不说翻遍,也有个底了。从半山中转到一条较宽的山道,前几次在山上寻找时,从未遇见路人,此行忽见前面来了一位老者,老者年约七十多岁,精神矍铄地在山间疾走。我赶紧上前向他打听杨树达老教授的墓,他以疑惑的目光看我,问:“你们找他的墓干什么?”抬脚欲走,我赶紧从摄影包中拿出编辑《长沙名人墓》的文稿说:“老教授,您知道杨树达是著名学者,编这本书我们为了找他的墓已跑了四次了。”并指着女儿说:“她就是师大的学生,也跟我一起找了四次。”老教授看了看文稿,脸上阴转晴,一时竟打开话匣子,原来老教授是上世纪70年代师大历史系副主任。他说杨树达墓,在湖南师大师生中知道的人确实很少,而且离我们现在找的地方还有数百米山路。一路上,我们越扯兴致越高,他本来说只送我们到山道岔路口,后来听说我们已找了三次的经历,怕我们再走弯路,遂决定陪送到底。

   十几分钟后,经过一个大水坑,前行无路,在山林中左拐右转,他都差点找错路。但最后,他带我们从一条小道,攀援到一处山坡上,在一片老树林中,我们终于寻找到了久违的杨树达墓。

  杨树达先生的墓葬保护较好,墓上无杂草覆盖,有清明扫墓的扫墓球在风中摇曳。墓坐西朝东,墓冢为六块花岗岩石扇形圆顶合拱构筑,墓前有石香炉,整个墓地占地约三十多平方米。周围无明显标志,因隐在老林中,无人带路时,实难找到。

    拍摄完杨树达教授墓,临走,我们又在杨树达先生墓前三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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