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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中国文字  

2011-10-14 21:40:19|  分类: 塾师必读——私塾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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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中国文字

余畅 

  文字的起源:

   相传汉字的创始,有所谓的“结绳”、“书契”、“八卦”、“河图”、“洛书”、“甲子”、“图画”、“仓颉造字”等说法。

    《淮南子》:“昔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说文解字叙》:“仓颉之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但这些说法,皆因时代久远无法细考。至于是作书或作图,分别不大,因为古文原为象形字也。

    文字非一时一人所创。古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日月星辰,鸟兽之迹”皆可作为创造文字之启示,何况远古时期,言语声音,不能留存并传到异地,故有创制文字的必要。

  文字起源之年代考:

    清德宗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一位在北京担任国子监祭酒的京官,山东福山人,名叫王懿荣,以收藏古董,精通金石闻名。他患了疟疾,仆人到药店逵仁堂买药,王懿荣的好友刘鹗,发现其中有一味名叫“败龟版”的中药,上面刻了隐隐约约的图文,两人仔细研看后,认定是珍贵的古文字,于是王懿荣便将这药铺的“败龟版”收购一空,进而追溯到这些“龟甲”,是来自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这地方。

    另种说法是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有位叫范维卿的古董商人,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收购了一些甲骨,他带了十多片,到北京给精通古物的王懿荣看,王氏大喜,遂以高价购买。这即最早可见的“龟甲文字”。根据推断,这种文字的创造,当在距今约三千余年前,也即在商代之前。

    商朝人好占卜,他们将占卜的文辞刻在龟甲兽骨上,这些刻在龟甲与兽骨上的文字,称为“卜辞文字”或“殷墟文字”。因为商朝的第十九位帝盘庚,将国都自商(今河南商丘) 迁至殷(今河南安阳小屯) ,所以将从这里挖出的文字,称为“殷墟文字”。

   殷墟甲骨为刀笔文字,但从出土的甲骨文看来,那时已有毛笔和朱墨,有调和朱墨的石臼和砚盘。这些出土的甲骨文,已相当成熟,显现出脱离图画的阶段,走向真正记载语言的文字。其中已有很多字,是将两个形体并合在一起的表意文字了。

   春秋战国时期,书写的工具有:竹简、木片与丝帛,文字可用笔写,因此使用日广。

  

  文字名称之沿革:

    先民造字之初是“依类象形”,即依样画样,称为“文”。“文”既是“纹”,也就是交错而画的意思。《周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郑玄注:“古曰名,今曰字。”《论语.子路篇》:“必也正名乎!”郑玄注:“正名,谓正书字也。”所以在古代,称文字为“书”或“名”。春秋时代以前只称“文”,到了战国时代,才开始称“字”。

  《吕氏春秋》成书时,吕不韦将此书悬于秦国首都陕西咸阳,并出了布告说:“有能增减一字者,予千金”。这是称作“字”的开始。所以“文”是指事物的本象,“独体为文”。“字”是后来滋生增加的,以补“文”之不足。“字”的形与声相并成字而见义,所以说“合体为字”。

    因此,旧时所谓“书”、“名”、“文”、“字”四者之区别为:

  凡称“书”者,乃就文字的“书写”而言。

  凡称“名”者,乃就文字的“声音”而言。

  凡称“文”者,乃就文字的“形体”而言。

  凡称“字”者,乃就文字的“发展”而言。

  西元前221年,秦始皇灭了韩、赵、魏、齐、楚、燕六国,三年后在琅玡刻石记功,刻上“同书文字”四个字,这是“文”与“字”连称的开始。秦汉以来“文字”连称盛行,为了避免与“书籍”之“书”、与“名家”之“名”相混,所以将“书”或“名”之称法除掉了。

  

   “小学”谓文字学,袭用的是古传:

     汉代称“文字学”为小学,意思是孩童八岁入小学时,就开始学的科目,当作“礼、乐、射、驭、书、数”这《六艺》中的一艺,小学科目中的一科。

    “文字”的定义可说是:“凡有形体可供书写,而代表一音、一义之符号,能组成章句,表达情意者,称为文字”。

    宋朝王安石说:“人言为声,述以为字。”所以汉字之“字形”、“字音”与“字义”,是组成中国文字学的三要素。而研究“文字”之“形、音、义”,及其相互之关系与其变迁者,可称为“文字学”。

     六书即“形音义”之学:   

  “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说文解字序》:“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事,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中国的文字可归纳分析为“六书”。清朝的文字学家,乾隆期间举人段玉裁说:“六书者,文字、声音、义理之总会也。有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而字形尽于此矣。有转注、假借,而字义尽于此矣。”所以“六书”是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即“形、音、义”之学。  

  清朝另一位文字学家,道光年间举人王筠曾说:“字之有形、声、义也,犹人之有神、影、形也。不能离形而为影与神,更不能以他人之影与神,附此人之形也。”王筠的譬喻,是对汉字“形、音、义”三者,了解透彻,并能贯通融会的说法也。

  

  

   汉字的流变:   

  商代(西元前1751年到西元前1111年)的铜器,已进入铜锡合金时期,称为“青铜器”。所以,刻在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或“钟鼎文”。  

  “古文”是指仓颉以后,史籀以前的文字之通称。古文的字形“首尾锐而中丰”。到了春秋时代周宣王时,太史籀(音宙)作了《史籀十五篇》(今已失传) ,这即是“大篆”的文字。   

  战国时期(西元前403年到西元前221年) ,六国之文字杂乱,各国各地,自制文字,所以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就有了“书同文、车同轨”的作法。秦国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七章,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六章,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七章,皆为“小篆”的文字。(这三篇共有3,300个字) 。小篆的字形则“丰锐停匀”。后来,秦国的狱吏程邈,增减大篆,去其繁复作了“隶书”,秦时只在公家文书用隶字。  

  “小篆”之字体与“大篆”相差不多,但“隶书”则将大篆字之体多事删减,形体上变了很多,如“鱼、燕、秦、春、奉、泰”等很多的字皆如此,所以说:“篆书变古而古犹存,隶书变古而古文从此绝矣。”   

  汉朝初年,有仿《仓颉篇》的小篆字体来作字书者。到了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篇》。汉成帝时,李长作了《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小学不修,文字不正,错谬甚多。所以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统一天下后(西元25年),伏波将军马援曾上书“请正文字”。要求广征通晓古文字者,来更正当时文字的错误。  

  “草书”者乃草创之书。《说文解字叙》:“汉兴有草书”,这是所谓“赴急之书”,并不用来教孩童,仅施于简檄(一种用以征召的文书),绝少流传。或谓“草书”自隶书变来,有“章草”“今草”之分。“章草”之字,体势不连绵,“今草”之字,体势一笔而成。  

  “行书”又叫“行押书”,其起源及作者均不明。《六体书论》:“真书(正书)如立,行书如行,草书如走。”所以行书介于草书与正书(楷书)之间。清朝道光年间进士刘熙载说:“行书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真而纵于真,草行近草而敛于草”。

     目前我们写的正体汉字,原叫“正书”,即“楷书”或“真书”。《宋.宣和书谱》:“在汉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书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之正书也。人既便之,世遂行焉。于是西汉之末,隶书石刻间杂为正书,降及三国钟繇者,乃有《贺克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晋王羲之作《乐毅篇》《黄庭经》一出于世,遂为今昔不赀之宝”。   

  “正”字从“止”从“一”。“一”者《许慎,说文解字》说:“一,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止”者“足”也,引申有达到,止于至善之意。因此“正”字有建中立极,不偏不倚,止于最好的地步。

所以“正书”即楷书,也称“真体”。即“正体字”。我们将中国一脉相传的字,称为“正体字”,这个名称有其历史渊源。自汉朝发展到唐朝定型而大备,一千余年来,基本上没有大的变更。一直延用到国民党退守台湾。

 

许慎与《说文解字》:   

   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西元100年),汝南召陵人(今河南郾城),许慎(字叔重)作《说文解字》,以“形”“义”为主,收录了9353个字,分为540个部首。使文字有了归类。但许慎却等到东汉安帝建光元年(西元121年) ,才献给皇帝。不到几十年便流行于天下,是文字学最早的一本书。  

   明朝顾炎武对东汉古文经学家,文字学家,被时人称为:“五经无双许叔重”的许慎之功劳十分推崇。他说:“自隶书以来,其能发明六书之恉,使三代(夏商周)之文,尚存于今日,而得识古人之制作之本者,许叔重《说文》之功为大。”。(顾炎武原名绛,字忠清,江苏昆山人。西元1644年明朝亡后,始改名为炎武。着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为清代古韵学的开山祖。)   

   清乾隆时,翰林院编修孙星衍说:“微许叔重,则世人习见秦时徒隶之书,不覩唐虞三代,周公孔子之字,窃谓其功不在禹下。惟其书虽经表上,当时未见颁行,故魏晋之间,惟有《急就篇》为学童所学。”   

   汉代有所谓的“今文学家”与“古文学家”之争。那是因为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古籍难见。汉宣帝时,找了耆老(伏胜)来背诵《尚书》,但失误颇多。后来鲁恭王刘余,在封国内拆除孔子旧宅的墙壁时,发现一批用古文写的经书,其中有《尚书》《礼记》《论语》《春秋》《孝经》等。这些在孔宅发现的《古文尚书》,是用先秦小篆写的,比伏生(即伏胜)背诵后,用汉代通行之隶书写的《今文尚书》,多了十九篇等。   

   今文学家虽喜言文字,但多为荒谬之论。古文学家则根据《说文解字》自“六书”入手,进而建立一种文字学之系统,用来解说经籍,保存了中华正确的文化传统。到了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均有文字学之书撰述。

  

   明清之字典巨著:   

   明朝神宗万历四十三年(西元1615年),安徽宣城人梅膺祚编了《字汇》,改用楷书,共分十四册,分别以“首”“尾”及“十二地支”命名,收录了33,197个字,都是经史中常用之字。他将许慎《说文解字》540个部首,简化为214部首,按笔划顺序排列,便于检阅。用“反切”及“直音”注音。   

   《字汇》并列有教人写字的笔顺,辨认字形相似的字等等。对近代语言史之研究价值颇高。目前我们使用的《辞海》,即沿用《字汇》的部首检字方法。  

   到了明末崇祯年,国子监江西宜春人张自烈,编了《正字通》,分十二卷,共收33,549字,部首亦分为214个。其部首秩序与每部所纳之字,亦按笔划多少排列。《正字通》并收了许多方言及俗语的意义。  

   1644年满州人入关。清朝初年,清圣祖康熙皇帝有鉴于宋元时期,流行于账簿、当票、药方、小说、唱本等文字记载中所用的“破体字”“俗体字”(即简体字)充斥,文字之乱象丛生。   

   康熙四十九年(西元1710年) ,令翰林大学士张玉书、陈廷敬等,共三十人参与主编《康熙字典》。他们参考明朝梅膺祚的《字汇》,与明朝张自烈的《正字通》两本字典为蓝本,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历时七年始编纂成。严格要求,正确书写,“正体汉字”之方法。  

   《康熙字典》共分十二集,每集以“地支”命名。共收集汉字47,000余字,部首亦分为214个。并有反切注音,注明出处及参考等等,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语文工具,并一直被广泛地使用。

     所以,仅就《字汇》《正字通》《康熙字典》三部字典所收录的字数与部首看来,汉字明显的增加。但其字之增加,皆依循“六书”的规范。但部首却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9,353个字,所归纳成的540部首,而减少到214部首。这即证明汉字是极科学化的,有其演变之规则。不因字数增多,而“部首”亦随之增加。   

   “部首字”则是认识千千万万汉字之基础,汉字亦根据这有限之“214”个部首字,以“形、音、义”之规范,加以排列组合。凡笔划多之汉字,可以依照部首,将文字拆开讲解,再合并回复其字之原形,这是以简驭难的最佳识字方法。  

   清代文字学家王筠在其《文字蒙求》自序中提到:“人之不识字也,病于不能分,茍能分一字为数字,则点划必不可以增减,且易记而难忘矣。茍于童蒙时,先令知某为象形,某为指事,而会意字即合此二者以成之,形声字即合此三者以成之,岂非执简御繁之法乎。”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见解,说出了学习正体汉字的简易办法。

  

   清代的文字与声韵研究:   

   清代研究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文字学家有;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义证》。王筠的《说文释例》。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书。  

   另外,清朝学者对古文字,声韵学与训诂学之研究,皆有具体辉煌之成就。自清末发现甲骨文,一直到民国以后,有名的甲骨文专家有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等等。声韵学专家则有章太炎,黄季刚,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等等。

  

   中国历代字体的演变:   

   从甲骨文→钟鼎文(金文)→大篆(籀文) →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都是字形简化的结果。亦为用笔简化的结果。  

   由“篆书”变“隶书”,变圆曲之笔为方直之笔,以便书写。 由“隶书”变“楷书”,字形亦简略。外貌虽不象形,而象形之本质仍存。故“楷书”(即“正体字”) ,创始于汉末,完成于魏晋,一直沿用至今。近一千八百年来,汉字没再改简的原因:乃“楷书”已达最简的地步了。如果再简略下去,不免入于符号化,不能维持汉字的象形本质,并完全脱离汉字依据“六书”的规范。使汉字原本俱有“因形见义”“望文生义”的功能,皆消失殆尽。 这种符号化的文字,既不能像旧时的汉字能表义,亦不像拼音文字般表音,“形、音、义”三方面皆无是处,成了最没用的文字。

  

   汉字之特性:   

   正体汉字是单形体,单音节的方块字,是左脑右脑可并用的“复脑文字”。它有声调,同音字多,有单词与复词,既可用来表征外界的万千事物,更俱有“形音义”的特殊功能,易于辨认分析,易读性高。  

   汉字其基本结构有三种秩序:“上下结构”如:“朵、忠、霜、替”等。“左右结构”如:“北、林、刘、骑”等。“内外结构”如:“康、匍、闻、围”等。

     汉字由于有了“部首字”的分类与归纳,那么“独体之文”与“合体之字”,有了条理可循。何况汉字虽多,形声字居十之七八,转注以声转为本,假借亦以声借多。既识“部首”之义,其相属之字义,亦必相近。既识本字之音,则本字之音与配合之音,亦相去不远。故“字义”“字音”皆有其根源,可以以简(即用“部首字”) ,来驭繁 (即驾驭“众多之汉字”)也。   

   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不随语言之变化而变化,稳定性高,可以超越时空,古词(字)皆可今用。中国地大人多,方言虽异,但使用之文字却相同。易于沟通,促进团结。

     正体汉字,字型匀称优美,书写时自上往下,自右往左,自左往右,均可通行。用诸书信文章、诗词、歌赋、对联、书法、谜语、文字游戏等等,皆能历久弥新。而正体汉字中所蕴藏之丰富资料,更可上溯中华文化渊源、史地背景及发展。

  

   如今电脑专家发现:汉字适用于电脑有三大优点:   

   (一) 汉字是单音节,其语音信号,可以迅速的进行频谱分析处理。

   (二) 汉字是单形体的方块字,比拼音文字更易于储藏。

   (三) 汉字的偏旁部首,其相互结构,符合现代电脑的逻辑原理。比拼音文字更适于电脑的发展。  

   事实证明,电脑输入“正体汉字”的速度,绝不比拼音文字慢,由此可见,这经过千百年锤链的“正体汉字”,既经得起时代的考验,亦能随着时代的潮流前进,光辉永在,价值永存。

  

 

简化字的起因及演变:   

   自清世祖顺治帝于1644年入关,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满清皇朝有十二帝,立国共268年。清皇室历经圣祖(康熙)、世宗(雍正)、高宗(乾隆) 三帝,134年间,可谓盛世之外,到了清仁宗(嘉庆)、清宣宗(道光)时,就步入国势衰弱之途。(“康乾盛世、嘉道中衰”)

     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 ,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清廷举棋不定,主战者钦差大臣林则徐被革职,英军两次北犯,先至大沽口,后再兵临南京。光绪二十二年(1842年),清朝被迫订下中国第一条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至此,中国门户洞开,纸老虎之面目被拆穿。  

   由于清朝腐败无能,列强之势力由海口进入中国内地,仗着船坚炮利,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而中国境内祸乱不止,社会秩序破坏,百姓流离失所。故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兴起。  

   于是有模仿西法,洋务建树,增强国防,发展交通矿业,建立新式学堂,留学教育,翻译西书等等之措施。当时许多读书人,像严复(留英)、蔡元培(留德)、章太炎(留日)、熊十力、钱玄同(留日)、周树人(留日)、胡适(留美)、刘半农(留英法)、赵 元任(留美)、顾颉刚、冯友兰(留美)、林语堂(留美)等人,皆清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出生的大学者。   

   但他们之中,或有过于偏激如钱玄同者。他提倡“废除古文”、“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主张“自左向由横写”等等。钱玄同曾说:“欲袪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以废孔学为唯一办法”。“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的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解决。”   

   周树人(鲁迅)则谓:“汉字是劳动人民的结核,倘不除去,只有自己死。”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就说过:“汉字真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茅坑”。  

   民国元年(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首先废除“读经”,接着再以迷信的理由“废除祭孔”。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像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人,更是大力倡导“反传统”,要冒进要西化。提倡白话文,评击儒家思想,推动“疑古”风气,造成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想文化运动。  

   建国以来,大力推行简化字。1956年8月,舒庆春(老舍)在《关于语言规范化》说:“……文字改革的方法是不求规范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文字改革是一个过渡的办法。我们将来一定是用拼音文字。方块字难处很多:难认、难念、难懂、难记、难写。过渡期间,消灭汉字不行,那么办就天下大乱了。”“文字改革不规范化,因为汉字历来就不规范化,谁也说不清楚汉字是怎么回事。……”   

   在这种对汉字的结构与“六书”毫不了解,并执意非把“正体字”铲除而后快的情况下,“正体汉字”背负了许多罪名,说它是“造成文盲众多,造成科学落后,造成贫穷,造成学生对国文学习没兴趣……”等的障碍,希望先借着简化字,将“正体字”去掉,然后将中国文字拼音化。  

   简化字(有两个阶段)与汉语拼音:   

   1922年,钱玄同发表《减省现行汉字笔画表》,《简省汉字笔划提议》。 (五四运动时期) 1935年6月,钱玄同编成《简体字谱》,收了二千三百多字。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从中选了三百二十四个,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结果全国大哗,1936年2月 便被收回。   

   1950年简化字运动,中共教育部开始搜集常用简化字。 1956年1月,中共国务院通过《汉字简化方案》,共收了515个字。简化 偏旁54个。

   1958年2月11日,中共第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汉字拼音方案》

   1964年,文改会编印了《简化字总表》,将简化字增到2,236个。

   1986年10月10日,国务院批准《简化字总表》。

   1988年1月26日,教育部发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

   1988年3月25日,中共语文工作会发布:《现代汉语通用字表》。

   1996:《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2002年3月31日,中共教育部试行:《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   

   五十余年来,简化字左改右改了数次,以至使用时,错字、别字、自造简字,层出不穷。而拼音文字的发展,也遇到无数的困难。因为光是汉字的同音异义字,就是拼音字一个逾越不过的鸿沟。  

   事实上,先学“正体字”再学简化字是正确的途径。因为使用简化字,是一种辅助的手段,为的是方便书写而已。而正式的书刊、文件、报章、杂志、课本,应该用正体字出版。这样一来,人们对汉字的理解,皆依据正体。有了正体为标准,自然觉得简体作手书是种方便,错字、别字自然减少。  

   1920年,钱玄同在给胡适的信中说:“看见自己发表在《新青年》时的旧作“惭汗无地”。1927年时,更说自己数年前的谬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 。”《钱玄同文集》   

   1938年1月,在法国巴黎求学的钱玄同之次子钱三强,收到父亲的信,其中有一段:《葛能全.钱三强传》:“吾家三世业儒。故料量田产及经营米盐之事非所熟悉。我才尤短。更拙于治生之道。此致近年生活日趋贫困。你有志求学,作显亲扬名荣宗耀祖之想,自是吾家之孝子顺孙。数年以后,领得学位文凭,博得一官半职,继承祖业,光大门楣,便足以上对祖先,下亦慰我老怀,娱我晚景矣…。”   

   “我虽闭门养病,但自幼读孔孟之书,自三十岁以后(民五以后),对于经义,略有所窥知,故二十年来教诲后进,专以保存国粹昌明圣教为期,此以前常常向你们弟兄述说者。今虽衰老,不能多所用心,但每日必温习经书一二十页,有时卧病在床,则闭目默诵,此于修养身心最为有益,愿终身行之也。”   

   晚年的钱玄同所显示的,与他早年提倡“反传统”提倡“疑古”等等,这些偏激的言论、行为与看法,真是截然不同。  

   曾任北大教授,中文系主任,中国的古文字专家,1952年曾任大陆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唐兰先生,文革后到香港中文大学,当时他叹了一口气道:“有句话过去不敢说,现在要讲,汉字是不该简化的。”   

   自元明以来,一直有简体字,当时称为“破体字”或“俗体字”。中共推行简化字,简化字要能符合“汉字演化的规范”,要能“约定俗成”,才算成熟,方能推广。  

   如果只是为了简省笔划而乱简,又为了简省文字,竟然以一个同音字,代替其它“同音异义字”的作法,不仅是破坏汉字与中华文化,扰乱文字系统,增加古今的隔阂,开启了学习中文的错误方式,导致国文程度更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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