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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蒙学教育研究——北京海印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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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学课本》中的旧学新知 上  

2012-01-31 19:11:00|  分类: 蒙学书籍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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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印按,此文中之何嗣应为何嗣焜。

 

《蒙学课本》中的旧学新知①

夏晓虹

摘 要:南洋公学外院于1897 年开始编印的《蒙学课本》,一向被称为近代中国人自编的第一部小学教材。至1901 ,该校又有《新订蒙学课本》问世。关于这两部在中国教育—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蒙学课本》一直存在着论述上的歧义,因此有必要从存世版本的考辨入手,结合南洋公学的教育实践,厘清前人与今人记述中的各种错误。两本教材通过《编辑大意》以及课文本身所呈现出来的教育理念与新知识观,特别是对于科学常识的普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反省、道德观念的重构、中西资源的配置以及对新学书刊的及时吸纳,也使其有足够的资格成为晚清的国民常识读本。

 

关键词:《蒙学课本》;  《新订蒙学课本》;  南洋公学;  科学;  德育

作者简介: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100871)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 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晚清新式教育的发生、近代教科书的编纂对于中国人思想观念与知识结构的深远影响,无论怎样估量都不过分。而南洋公学外院于1897 年开始编纂的《蒙学课本》,因其一向被称为国人自编的第一部小学教材,在中国教育史上自然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不过,由于原书传世甚少,加以1901 年又出版了《新订蒙学课本》,因而两个版本之间的关系以及初版的本真面目,一直少有学者用心探究。本文期望从考察版本入手,通过辨析《编辑大意》以及课文本身所呈现的编纂者的教育理念与新知识观,揭示先后相继的两部《蒙学课本》在中国教育—文化史上的独特价值。

南洋公学的两部《蒙学课本》

南洋公学是由盛宣怀奏请,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 在上海设立的新式学堂。第二年春季开学,先设师范院,招考到40 名学生;冬季即“仿日本师范学校,有附属小学之例”,添设外院,招收了120名学生。至光绪二十五年,外院生全部升入中院(相当于中学) , 外院遂裁撤”;同年,又设蒙学堂,附属于师范院;光绪二十七年“, 改名为附属高等小学”。② 由此可见,南洋公学开设外院的目的:一是为师范生提供教学实习的场域,最初的《南洋公学纲领》已明确规定,外院生“即以师范生教之”;二是为保证中院的生源,是即《南洋公学纲领》中所言中院生乃“由外院依次挑补递升”。③

①本文为提交新加坡国立大学于2008 12 19 21 日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中的儿童发现”国际研讨会之论文。

②参见张景良《: 交通大学上海学校史略》《, 交通大学月刊》1,19221月。其中师范生人数误记为“三十人”。据何梅生(即南洋公学总理何嗣 )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一日《呈“外院章程”文》,称外院学堂已“于上年十月十五日开馆试教”,因知其开学日期为1897119日。参见《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编《: 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 ,51 页。

③《南洋公学纲领》《, 实学报》5,189710月。

 

为因应外院的教学,南洋公学于设院之顷,即编印了《蒙学课本》。关于这一点,所有的记述均无二言。而一旦涉及该课本的编者、卷次及内文,却是说法歧出。依时代先后,将各家意见摘录如下:

1925 12 , 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1886 1941) 应正在编辑《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的舒新城之约,回答其“教科书过去之历史”一问。自称“这一篇账完全在我记忆里”的伯鸿先生,最先提到的就是《蒙学课本》:

第一部出版的书,要算辛丑年朱树人编南洋公学出版三本《蒙学课本》,他是仿英美读本体例,但是没有图画。①

显然,陆费逵记忆中的《蒙学课本》已非始于1897年的初版,而是1901 年的新订本。这其实已算不得“第一部”,而此本的编者则确定为朱树人。

1928 3 ,舒新城(1893 1960) 出版《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其中第2 册收录了署名“南洋公学”的《蒙学课本初编编辑大意》、《蒙学课本初编字类略式》、《蒙学课本二编编辑大意》,以及《蒙学课本两课》,即卷一与卷二两篇第1 课课文。在此5篇文献之前,有舒新城以“编者”名义写的按语:“中国自编小学教科书之始,时为光绪二十三年。附录原文二课。”②很容易使人误解所选各篇均作于1897 年。而其后大量的论述即以此为据,特别是经由1986 年出版的朱有主编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的照样转录,征引更为方便,其间的误会亦流传更广。

1934 5 ,中华民国教育部编纂、出版《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关于《蒙学课本》有如下记录:

光绪二十三年南洋公学外院成立,课程分国文、算学、舆地、史学、体育六科,由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叔逵等自编《蒙学课本》三编,铅印本,形式不佳……

这里第一次明确指出,1897 年编纂的《蒙学课本》乃是出自陈懋治、杜嗣程、沈庆鸿(字叔逵,1870 1947) 等师范生之手。同时,对于1901 年的新订本也有记载:“南洋公学本朱树人编《蒙学课本》三本,仿英美读本体例而无画者。”③其说明显取自陆费逵。

次年11 ,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出版周刊》156号发表了商务老人蒋维乔(1873 1958) 的《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谈及《蒙学课本》的一节,乃是合并了《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与前述《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而成:

民元前十五年丁酉,南洋公学外院成立,分国文、算学、舆地、史学、体育五科。由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庆鸿等,编纂《蒙学课本》,共三编,是为我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然其体裁,略仿外国课本,如第一编第一课“, 燕、雀、鸡、鹅之属曰禽。牛、羊、犬、豕之属曰兽。禽善飞,兽善走。禽有二翼,故善飞。兽有四足,故善走。”决非初入学儿童,所能了解。印刷则用铅字,又无图画。然在草创之时,殆无足怪。

显然,除“决非初入学儿童,所能了解”以及最后两句恕词系蒋氏自我立言,其他均有所本。陆费逵对于《新订蒙学课本》的叙述,也移用于初版本,却未列出两个版本的差别及朱树人之名;引录的第1 课课文,亦见于舒新城书中。由于该篇被张静庐先生采编进其所辑注之《中国出版史料补编》, ④成为易见文献,学界对其已相当熟悉。

①陆费逵《: 与舒新城论中国教科书史书》(1925121) ,见舒新城编《: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2 ,上海:中华书局,1928 ,262 页。

②舒新城《: 蒙学课本初编编辑大意》(编者按语) ,见舒新城编《: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2,243页。

③戊编《教育杂录》第三《教科书之发刊概况》,见中华民国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开明书店,1934 ,116 页。

④参见张静庐《: 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138145页。

不过,虽有多家回忆、记载,其间仍有若干问题并不明朗。由于初版《蒙学课本》已很罕见,其样貌究竟如何、与1901 年的《新订蒙学课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与区别,都有待进一步落实。而其中部分答案已由汪家熔在其辑注的《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 中提供。该书第二卷收入《南洋公学蒙学课本四件》,卷一与卷二的两篇第1 课尽管仍录自舒新城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却已明确说明:

“《南洋公学蒙学课本》有两个版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 编写本与光绪二十七年(1901) 新订本。两个版本的编辑宗旨和课文的深浅完全不同。”并将此程度较深的两课标注为1897 年版所有。同时收录的另外两篇文字,即《南洋公学新订蒙学课本初编编辑大意》与《南洋公学新订蒙学课本二编编辑大意》,则署记为1901 年作,汪氏另加注特意说明:

这儿文字是据南洋公学师范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 称作“新订本”的、供正常情况的一、二年级小学生用的《蒙学课本》的《编辑大意》实物转录。它所显示的与光绪二十三年(1897) 的《蒙学课本》完全不同。很多教育史转[]著和史料集辗转引录而误作1897 年的《蒙学课本》的《编辑大意》。①

由于汪家熔并未见过初版本《蒙学课本》, ②因此,其虽然纠正了一个流传已久的错误,将两篇《编辑大意》归还给1901 年的新订本,却无法证明初本有无此类文字。

自岳麓书社将《新订蒙学课本》列入“传统蒙学丛书”,2006 年排印出版后,此本已由稀见珍本变成唾手可得。不知是否由于底本有缺页,排印本的二编《编辑大意》未见,却多出了《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与《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 均不曾收录的三编《编辑大意》,亦属难得。初编《编辑大意》后有《字类略式》,即舒新城书中所收者。笔者有幸在阿英藏书中发现此本, ③书名署作《新订蒙学课本》,初、二编版本信息为“光绪二十七年孟夏”、“南洋公学第一次印”,因知其刊行时间在1901 56 月间,实际的承印者为上海商务印书馆。而三编则记为“光绪二十七年孟冬”即1901 1112 月间出版,因编者在《编辑大意》中已自承:“春间草定课本初、二编,强颜问世,出书后,维惴惴以倒绷孩儿为惧。三编之续,搁笔者屡矣;又念成约在先,不敢渝盟,姑复强颜而续之。”即是说《, 新订蒙学课本》既非成于一时,刊行亦分先后。④ 这对我们理解初版《蒙学课本》的编印也有帮助。此三编的课文数目为:初编() 70 课、初编() 80 ,二编130 ,三编128 (一本为130 ) 。⑤

其实,到目前为止,笔者同样未曾目睹过《蒙学课本》的最早版本;不过,比其他论者略胜一筹的是,到底还是翻阅过此书的第二与第三次印本。其书名均题作“蒙学课本”,前者署“光绪己亥南洋公学二次排印”,各卷卷末都有“上海华洋书局代印”的字样;后者署“光绪辛丑南洋公学三次排印”,卷末则易为“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除个别文字的修订外,两本基本相同,通篇亦均不见编者说明。尤为重要的是,凡此种《蒙学课本》均分二卷,与自《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以来的所有记载中“三编”的说法迥异。⑥ 而舒新城抄录的两课,恰正分置于卷一与卷二第1 课的位置。现在至少可以肯定,《蒙学课本》为两卷本,无《编辑大意》,起码刊行过三次,甚至在《新订蒙学课本》面世的同一年(1901)仍在重印,其卷一有130 ,卷二分32 课。

关于编者,前人虽多将1897 年的《蒙学课本》认作陈懋治、杜嗣程、沈庆鸿等所编,而将1901 年的《新订蒙学课本》归属于朱树人,但也有含糊其词、混为一谈者。⑦

①宋原放主编《: 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2,汪家熔辑注,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527 528 页。

②汪家熔在2008 3 月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民族魂———教科书变迁》中仍然说:“南洋公学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庆鸿等编纂的《蒙学课本》已极难找到。现在能见到的是另一版本,即朱树人编的,很多人误认为是陈懋治等编的重印本。”

③感谢安徽师范大学的吴微代为拍照。

④由南洋公学师范院于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排印的《统合新教授法》,书后附有《南洋公学师范院编译图籍广告》,其“已印已发售之书”中有《(大本)蒙学课本》与《新订蒙学课本》初、二编“, 已成未印之书”中有《蒙学课本》三编。可知其时《新订蒙学课本》三编尚未出版。

⑤岳麓书社排印本为128 ,阿英藏书为130 课。

⑥汪家熔虽澄清了《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载录的两篇《编辑大意》非出初版本,却也因未见原本而误信前人,其《民族魂———教科书变迁》中仍然沿用了“《蒙学读[]本》是由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庆鸿等编纂的,共三编”的成说。

⑦例如盛懿、孙萍、欧七斤编著的《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18 ) :“师范生朱树人、陈懋治、沈庆鸿、杜嗣程等自编了教科书《蒙学课本》,该书仿照英美教科书体例,取通俗常见物名,用浅显易懂的文字编撰起来,共三编三册。”以下所述内容显系出自1901 年的《新订蒙学课本》。

实则,朱氏作为新订本的编纂者本是确定无疑。一个有力的证据是,此书初编《编辑大意》所言“属辞之法,当别作文规教科书以明之”;两年后,上海文明书局即出版了由朱树人编写的《蒙学文法教科书》。至于《蒙学课本》的编者,笔者因见到《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收入的《南洋公学师范班学生名单》,倒不禁对成说产生了怀疑。按照此表,朱树人、陈懋治、沈庆鸿均为光绪廿三年三月入学,且前二人都做过“学长”即级长或班长,杜嗣程的进学时间却迟至光绪廿四年十月, ①已在1898 1112 月间。倘若《蒙学课本》确为1897 年所编,杜嗣程显然应排除在编者之外。而杜之列名其中,很可能是沾了日后参与编纂《蒙学读本全书》的光。该书七册“, 由俞复、丁宝书、吴敬恒等执笔,丁宝书绘图,杜嗣程缮写,书画文有三绝之称”, 1902 年经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后,风行一时。此外,真正被遗漏的编者或许是朱树人,根据其在师范院创办之初即被任命为学长、且享受每月40 两薪银的特殊待遇诸情节, ③推测朱氏也参与了《蒙学课本》的编纂,应该是在情理中。

另一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初版《蒙学课本》的印行时间。因为目前所有的论述都是依据舒新城的说法,定为“光绪二十三年”,而舒氏所见是否为初本则不得而知。于此,1923 年张景良发表的回忆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张氏光绪二十四年一月进入南洋公学师范院学习,1920 年代仍在交通部南洋大学附属小学任教,是这段历史的知情人。1922,张已撰有《交通大学上海学校史略》一文,其中提到:“是时吾国尚未有教科书,师范生乃仿东西各国之法,次第译编,以为教授,刊印出书,风行全国,颇极一时之盛。”④一年后,张氏又作《旧南洋的旧话》,对于师范生的教学情况有更细致的叙述:

师范生的地位,对于总办,是为学生;对于外院生,是为先生。师范生每天教书两小时外,亦也学习语文,算学,物理,化学。余时各人出了意思,仿照外国书的法子,编纂教本。从前风行全国的《蒙学课本》,《文义进阶》,以及小学用的历史,地理,算术,图画,唱歌,等书,都是了。⑤

既然外院生1897 11 9 日方始入学,负责教授的师范生也有各自的功课需要学习,编写教材只能放在“余时”,并且,初为教师,合理的做法也应当是随教随编,加以排版印刷也必须留出时间。所以,第一部《蒙学课本》的问世很可能是在1898 年。

 

编辑思路之异同

阅读两个文本,最先的印象应该是差别非常明显。《蒙学课本》确有如蒋维乔所批评的“决非初入学儿童,所能了解”的过深之病《, 新订蒙学课本》则已对此做了很大改进。探究其间的原因,实与南洋公学独特的办学方针与招生举措有关。

其实,晚清的“蒙学”与现代的“小学”概念并不重合,其所涵盖的年龄段很宽,知识水准也不均衡。一般说来,凡是某一种学问的入门书,都可归入“蒙学”一类。具体到南洋公学,汪家熔即根据光绪二十四年盛宣怀所上《南洋公学先设师范院折》以及何嗣 《呈“外院章程”文》中言,“别选年十岁内外至十七八岁止聪颖幼童一百二十名,设一外院学堂”,以及因学生“年齿之长幼不齐,学业之浅深各异,当经酌分大中小三班”,而断言,“可见他们的小学生入学时均念过书”,因此《蒙学课本》对他们“并不嫌深”。⑥

①     参见《南洋公学师范班学生名单》,见《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 ,78 80 页。

②陆费逵《: 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 申报月刊》11,19327月。

③参见凌安谷主编《: 西安交通大学大事记(18962000),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4页。

④张景良《: 交通大学上海学校史略》《, 交通大学月刊》1,19221月。

⑤石(张景良): 旧南洋的旧话》《, 南洋周刊》2 16 号《南洋大学学生生活》,1923 6 ,34 35 页。

⑥汪家熔《: 南洋公学蒙学课本举例两种》(1897 ),见《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2 ,528 页。此意先见于其所作《“眼见为实”还不够———关于撰写出版史的提醒》《, 出版发行研究》2001 年第12 期。

关于外院学生入学时的文字水平,在当年的招生广告“招考之格”一项已有规定:

现在略依年岁,分作四班:第一、二班试以论说,取文理明畅者;第三班取讲解明晰、默写清楚者;第四班取背诵不讹、略能讲解、口齿清朗者。

也即是说,考生最低程度也须能背诵四书五经、稍有理解。这种对于中文程度的重视,在特别强调 “其专习西学、未习中学者弗录”的说明中尤为明显。①而此举原有其现实针对性。1896 ,何嗣参观设于天津的北洋大学堂时“, 发现该校学生精通中文者没有几个”,甚至许多人“不会写简单的汉语作文”。而“在他看来,不会写本国语言的学生就不具备学习现代学科的必要资格,因此他认为录取学生的首要条件应当是具有阅读和书写本国语的能力”。②于是,当其次年出任南洋公学总理后,何氏便立即将其设想落实在师范院与外院的招考上。

而《新订蒙学课本》前二编于1901 年初夏印行时,南洋公学附属高等小学堂已在此前的3 20 日开学。按照继任总理张元济的说法,因何嗣的突然病逝,小学堂“规约未具,无所率循;一切需用课本编译亦未完备”。此时的重印《蒙学课本》,相信是其所谓“临渴掘井”的无奈之举。而学生的年纪与国文程度又普遍低于先前的外院生,课本之不适用,“窒碍尤多”,正是张氏最大的苦恼。其“将课本从速编译,以便施教”的企望, ③应即落实在朱树人恰于此际开始编写的《新订蒙学课本》上。这也是1901 年新旧两种《蒙学课本》一时并行的原因。

为适应正规小学堂的需求,与初本的起点甚高不同《, 新订蒙学课本》已自觉放低身段。初编《编辑大意》最先言及的便是:

陵节躐等,古有明戒。瓶瓮之不知而语以钟鼎,犬马之不识而语以麟凤,非法也。是编专取习见习闻之事物,演以通俗文字,要使童子由已知而达于未知而已。

这一循序而进的思路贯穿于整套课本的各个环节。故而在每编书名页后,都有一段提示:“初编为七、八岁童子而作,二编、三编以次递进。三书首尾衔接,习二、三编者必从初编入手。如年齿稍长,已能贯穿文义,可将初编并日习之,习毕接读二、三编,幸勿陵越。”以旧本的卷一第1 课为例:“燕雀鸡鹅之属曰禽,牛羊犬豕之属曰兽。禽善飞,兽善走。禽有二翼,故善飞; 兽有四足,故善走。”在新订本初编上卷中,此课文内容已经过多次分解,从第3 课的“鸟兽、牛羊、鸡犬”,19 课的“花开、叶落,鸟飞、兽走,日入、月出”,再到34课的“鸟能飞,鱼能游,兽能走”,最后合成第67 课的“鸟有二翼,故善飞;兽有四足,故善走”。④此一由浅入深的编纂原则甚至也被朱树人编织到课文中,初编下卷第16 课之“《蒙学课本》分上、下两卷,第一卷易解,第二卷稍难解”, ⑤正体现了编者对此理念的高度自觉。

① 《南洋师范学堂招考外院生规条》《, 新闻报》1897 829 日。

② 福开森《: 南洋公学早期历史》,见《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 ,9 页。

③ 参见张元济《: 为办附属小学呈文盛宣怀》(1901 ) ,见《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 ,70 页。

④ 《新订蒙学课本》,长沙:岳麓书社,2006 ,10 14 18 26 页。以下凡引自此本只注页码。又,引文标点偶有改动,亦不出注。

⑤ 《新订蒙学课本》初编() 16 ,31 页。

编辑思路的调整,使得《新订蒙学课本》与旧本迥然不同。不过,在重新编写的过程中,朱树人对旧本仍有借鉴。前述初编第一课之例只是片断的采用,更多的全篇移用则见于第三编。实际在此卷的《编辑大意》中,朱氏已明言:“是编节取旧刊《蒙学课本》,汰旧益新,增删各半。”可见除浅深之别外,两个文本仍有前后承接的脉络。而这种延续性,在重视西学知识的传授上尤为突出。

以初本卷二而言,总共32 ,可分为三部分:1 8 课属于天文学,如《四季及二分二至说》、《地球问答》、《地动问答》、《说日》、《月说》等; 9 21课为生理学,如《全体略论》、《论消化食物》、《论血之运行》、《脑气筋论》、《论目》、《论耳》、《论鼻》、《论口》、《论手》等;22 32 课稍杂,以饮食卫生为主,如《制蔗糖法》、《制萝卜糖法》、《论清气》、《论呼吸》、《论食》、《论饮》等。所有这些内容都是当时刚从西方传入的新知识。

《蒙学课本》西化程度之高,在饮食类课文中可算是登峰造极。按说在西方文化的接受中,最难适应的肯定是肠胃,因此西餐至今仍不能在中国普及。有趣的是《, 蒙学课本》中有限的餐饮制作,几乎全为西法西食独占。不仅有《小粉及哥路登说》、《作乳油乳饼法》一类辅料的西式做法简介,即使相对普通的食物,选择的也是面包与葡萄酒,而非国人日常食用的米饭、馒头或白酒。课文详细介绍了其制作方法,如卷二第26 课《酿葡萄酒法》:

葡萄酒者,欧洲各国常饮之酒也。法于葡萄熟时,招工收摘,用人极多,以期速成蒇事,免稽延时日,致屯积腐烂之弊。摘后即纳大桶中,打去其核,葡萄自能发酵,糖质变为酒醇。此时桶内若沸,因有炭养气发出也(此气甚毒) ??葡萄发酵已透,即取其汁倾于别桶中,旋用榨床榨其渣滓,所得之汁于倾亦桶[亦倾于桶] 。汁在桶内,尚须发酵数天,故不可太满。余下之渣,可提取酒醇,或用以粪田。葡萄酒之红色,乃自葡萄之皮核经酒醇融化而得;若去其皮核后令发酵,即得白色酒矣。葡萄在桶中发酵已毕,待其澄清,即收入别桶。桶有圆孔,至春则取鱼胶盐或捣成雪形之蛋白,由孔纳入,更用小棍搅之,以鱼胶匀适为度。少顷,胶挟杂质下沉,而酒色始清明矣。法国葡萄酒最为著名,今所谓香饼酒者,即法之白色葡萄酒,以所出之地为名者也。(地名香巴月,即香饼之转音也)

课文编写者的用意显然不在教导学生自行酿制葡萄酒,这从其不只叙述了红、白两种葡萄酒的酿造方法,而且对一般葡萄酒知识也有所说明上可清楚见出。而其所以认为学生应有了解,乃是因编者判定葡萄酒在西方文化中属于日用必需,故在常识之列。

如此厚待西学,看似与招生广告中重视考生的中学背景相违逆,实则不然。按照其时师范院学生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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