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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善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  

2012-11-15 11:15:59|  分类: 初学必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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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善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
作者:游子安博士(香港中文大学)
出版: 北京:中华书局,20054月第一版。

近年来研究明清慈善与教化的著作不断付之梨枣,此与明清善书(善会、善堂)研究的进展密切相关。[1]所谓善书,即劝善书,盖其源于《太上感应篇》“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意。劝善书之名当肇始于南宋以降,然其历史当早于此。[2]明清以来,劝善书流行之广,对社会影响之大,大可从《太上感应篇》及其注本不断被刊印的事实中窥见一斑。劝善书融合儒释道三家,演绎三纲五常等伦理规则,宣扬因果报应,注重现实利益之损益,以道教神灵为赏善罚恶之主宰,并且简易可行,“愚夫愚妇,易知易行”,故有社会教化、“辅佐王化”之功能。[3]劝善书主要是以个人修养为目的,亦即劝人扬善止恶、多做善事,但其中亦含有某种慈善与公益性思想,诸如施粥、施棺、育弃婴等等,亦有按善书思想而成立的公益性慈善组织,诸如善堂、善会、育婴堂等等。因而,善书与慈善事业之间有着十分重要的关联,换言之,善书中的思想与社会变迁之间有着某种互动。
香港中文大学游子安博士在此方面的研究较引人注目,[4]其新着《善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就是一本研究善书、善人、善行、善堂等专着。虽然该书一开始并没有说明该书副标题中“慈善”与“教化”的内涵与外延,但很显然,该标题就昭示了该书是围绕这两个主题来进行的。该书正题“善与人同”,意即“偕同别人一齐行善”,也就是说,不仅自己要为善去恶,还要大家一起为善去恶。此语始见于《孟子·公孙丑上》,[5]体现出儒家对个体的道德修养及社会的普遍教化的深刻关切。明清慈善事业基本上是对这一关切的承续,虽然不排除受到明清具体社会思想之影响。而就慈善与教化的实现途径而言,前者主要通过以士绅、官宦为主导的慈善组织,如地方上各种的同善会等等;后者则主要通过劝善书的推行来实现的,如功过格等等。当然慈善活动本身也具有社会教化的功能。
但此书并没有按照以上的思路来写,而是从第二章起就注重论述善书的类别及流通,接下来的第三者,自然就写到这些善书的推行者和实践者即善人及其善行。其原因在于,所谓明清的慈善事业与教化活动之核心乃善书(当然也有由官方推动而建立的慈善机构及慈善活动),也就是说,善书是慈善活动的思想源泉。慈善组织往往是由某个士大夫或乡绅倡行创立,而其创立之初又往往是由创立者自己受善书的影响,如“阴骘进士”颜茂猷所创立的善会等等。当然,慈善活动还会进一步成为善书的思想来源,如颜茂猷总结自己的慈善思想而写就的《迪吉录》,成为明清以来影响最大的“官箴”。(该书页104122
接下来的第四章则主要论述善书中所包含的民间信仰及其在社会教化中的作用。第五章则是对华南地区的道堂和善堂所进行的区域性的案例研究。作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参考地方志等数据,比较系统的介绍了华南地区善堂情况及其组织和主要活动。最后一章为结论部分,言简而意赅。
从上面对全书内容所做的简单梳理中可看出,作者基本上围绕“善书-善人-善事-善堂”来展开的,当然作者的专长——善书——也是该书研究的重点。第一模拟较重要的善书,就是被称为中国人“圣经”的“三圣经”,即《感应篇》、《阴骘文》和《觉世经》。这三部善书出现较早,影响最大,刻印的也较多,流通也最广泛,被注解的版本也最多。如《感应篇》在清代就有多种注本(该书页2428),而其注本也被多次重印,如《感应篇直讲》从乾隆起至今就被重印过22次以上。
第二模拟较重要、流行较广的善书就是著名的功过格。其最显明的特征就是将道德价值进行量化,从而方便实践者在日常生活中核对与计算。功过格最开始是道士用来逐目登记行为善恶以自勉自省的簿格。后来逐渐流行于民间,功过格也就泛指“用分数来表现行为善恶程度使行善戒恶得到具体指导的一类善书。”(该书页42)功过格综合了儒家的福善祸淫、道家的承负说、佛家果报以及民间信仰中赏罚诸神等思想。道教中很早就有一套积善立功、衡量功过的具体可操作的办法,并将之与宗教上的成仙结合起来。后来的功过格在世俗伦理道德上的条目被进一步增多和加强,由此产生诸如《当官功过格》、《童蒙功过格》、《妇女功过格》等更具体的功过格,而由原先的成仙的宗教目的增加了更多的世俗目的,如中式、保富等等。功过格的具体思想仍与“三圣经”一样,劝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实际上是对《感应篇》、《阴骘文》等善书内容和思想的具体化和条目化,可用作日常行省寡过的行动指南。功过格是中国特有的使用“分数来表现行为的善恶程度”的行为指导书,因而是研究中国道教和民间伦理思想的重要资料,当然对我们今天的道德修养也会有莫大的启示。(该书页57
第三类的善书是“图说劝善书”,出现这类善书主要是因为“山童野竖,目不识丁,与妇人女子或未之悉也”,即儿童妇女及不识字的百姓不能读书,所以配上图画以方便参考。当然,中国图画书的历史可追溯到更早。比较早得图说劝善书主要是给“三圣经”配图,如清初的《感应篇图说》、《阴骘文像注》、《关帝觉世经图注》等。有清一代,图说劝善书比比皆是,如《二十四孝图说》、《养生图解》、《养蒙图说》、《孝女图说》、《百孝图说》等等。近代的《护生画集》也可以说是一种图说劝善书。
承担善书刻印流通工作的则是那些形形色色的书坊和书商,当然也有专门刻印善书的书坊,即善书局或惜字社及由善人所组织的流通处等等。该书即以文在兹善书坊、翼化堂善书局、上海佛学书局及明善书局为例简要介绍了善书的刻印及流通情况。
明清的慈善事业不仅体现在以上所说的各种善书的刻印与广泛流行上,而且还体现在各种善会、善堂等慈善组织的建立上。善书是这些善会的指导原则,而那些善人则是善书思想的执行者,善事就是慈善组织的慈善活动。
何谓善人、善事?“热心公益、力行善事者,现称为慈善家或善长仁翁,清代地方志、文集和善书,将从事善堂、善会事业的人称为‘善人’或‘善士’。”(该书页90)善事即是善人所办的“慈善行为和救济事业,包括赠医施药、育婴、助葬、修路建桥及印送善书等行为。善人的主要组成为官宦乡绅、士人、佛教居士、商人等不同社会阶层。需要注意的是,明末以后的地方志的人物志中始见“善人”这个分类。该书以典型的善人余治为例说明“何为善人”,以造桥与设救生船为例说明“何为善事”。(该书页93104
作者在接下来的六节中分别绍述了颜茂猷、许曾、石成金、黄正元、王一亭、印光法师等善人及其善事。他们不仅自己恪守功过格,力行善书上的道德条目,而且还着书立说,刻书流通。有的还创立善会、育婴堂等以实际行动劝人为善,将个人的修养行为外推为公益性社会活动,从而达到社会教化与救济的效果。
那么,促使这些善人积极组织、参与社会慈善活动的动力或原因是什么呢?作者认为一部分出于现实原因,一部分出于宗教上的原因。前者可再细分为“社会的称誉与朝廷的奖励”(该书页183184)、“家族的延续”(该书页184)、及“地域社会福祉”(该书页185186)等;后者则包括“功德成神”(该书页187191)、“善气长存”(该书页191193)等等。前者可以说是(自觉或不自觉)出于某种功利性动机,后者则是非功利性。就前者而言,善人通过善事所得到的社会赞誉及朝廷奖励,不仅可以扩大家族及个人声誉和影响,还可以扩大自己的关系网,从而为自己的仕途及其它事业带来实在的利处。诸如晚近为了保护“有产者”利益而组成的慈善组织,不仅履行社会救济功能,其功能更加复杂与多多样化,其动机也并非纯一为了做善事。就后者而言,主要为了身后的目的,所谓“生为善人,殁为神明”,不仅被人顶礼膜拜,还成为真君或“主坛之神”。这种宗教上的非功利动机或许是善人们孜孜不倦做善事的一个重要原因。[6]
包筠雅指出,善书是“集原始信仰、伦理价值观和社会关注于一身的文献。”[7]那么善书所体现出的民间信仰有哪些内容呢?其中所表达的对伦理的诉求、对社会的关注又有哪些内容呢?与包筠雅相同,作者也认为阅读善书是了解民间信仰的最主要途径。这些善书中所表现出的观念、信仰与习俗,如阴骘、福善祸淫、不愧于屋漏、敬、拜斗等起源甚早。这些观念又被文人士大夫、宗教家进一步演绎,从而得到进一步推广,成为老百姓最基本的信仰。
善书《暗室灯》所表达的“不欺暗室”,即是一种在精英和平民中流行的修身省过的习俗。善书中广泛存在的“立命行善以转运”的思想体现了某种宿命论及因果报应论,但同时也表明个体可以通过自己的积极主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些观念与善书中所包含的这一信仰有关,即人们的善恶都由神明监察,即《感应篇》中所谓的“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又有三尸神,在人神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月晦之日,竃神亦然。”首先有这种“司命说”的流行才会有“转运”的思想。
民间信仰中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地域十殿。善书《玉历钞传》就勾勒出一套完整的冥府世界。这部书所描绘的地域景象又通过不同途径,如壁画、道场画、戏剧、说唱灯逐渐成为民间信仰。这类善书,即冥判类善书所具有的“阴律”(或称“冥律”)功能,比国法更具有阻吓效果。地府或阴司的法律,其流行意义是补王法之所未及。(该书页210
讨论明清慈善事业不可避免要讨论明清人对财富的看法,这些看法在功过格和诸如《保富法》、《保富确言》等善书中均有所体现。功过格中有关财富内容,有的被称为“修身格”(货财),如《功过格辑要》、《立命功过格》等。有的功过格增“费钱行功格”。有些功过格将财富观纳入“节忍格”。类别不同,但均体现出功过格对财富的关切。一般来说,功过格一方面积极评价和肯定财富作为养生之具、行善之资的正面价值。但另一方面更着重指出,应通过散财来积富、保富。这种思想与下面三个原因有关。一是财富被视为公物,也就是说,“财利物,世间公共,原非一己所得而有。”(《汇纂功过格》)明末天主教徒韩霖也说:“世间之财只有此数,我拥其有余,必有受其不足者。”[8]二是普遍认为“富不过三代”,意即富贵不易长久保持,所谓“富贵如浮云”。三是认为散财有利己利人之效。当然主张散财并不是提倡贫俭,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去“保富”,即保富之道不是一味的敛财和吝啬,而是要行善,积善行德才有助于保持家产财富的发展。这种观念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要求对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进行财富调节、缓和社会阶层矛盾的诉求与愿望。若从穷人的角度来看,善书也表明了穷人可以通过行善实现富贵、转祸为福。具体地说,诸如清末《保富确言》等善书提出多达六十条的“保富”法则。另外,明清的财富观也明显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可从晚近的《保富法》中看得出来。《保富法》中“前人济人利物而后人贵显,屡证不爽”表明,从以往强调行善得科名、得康寿转而标榜为善得富。这类善书中求富得富的故事表明善书中的财富观念已有所转变。(该书页236)
文字崇拜实际上与文昌信仰密切相关,并由之产生出民间惜字的风俗。善书中页含有大量关于惜字得福报的故事,诸如《惜字果报录》、《桂宫梯》、《广惜字录》、《敬字显报录》等等。当然惜字风俗也有其社会意义,即通过创立惜字会及其它组织进行施药、恤嫠、办义学等慈善活动。
有关善书之研究大部分限于文献资料,而对于实地调研大部分付之阙如,该书则有补缺之功。在第五章中,作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华南地区的道堂和善堂,主要包括广州的“九大善堂”,香港地区的“从善堂”、“抱道堂”、“福庆堂”和“觉性堂”等,梅州的赞化宫以及澳门地区的镜湖医院慈善会、同善堂和云泉仙馆等等。这一部分主要以绍述历史为主。
善书,至少清初的善书,“为精英和平民关系的出现提供了会聚之所:对超自然报应的信仰成为教导和传播某种价值观和习惯的工具,而这些价值观和习惯能够加强支持精英控制的社会秩序。”[9]因此,善书实际上反映了明清以来精英阶层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也是一种地方社会秩序维系的工具。或许并不只是正统儒家构建了明清社会伦理道德和信仰的全部,善书中所蕴涵的丰富思想反映了更为普遍和大众化的伦理道德、信仰和价值观。其对财富、奴仆等看法的转变也反映了由社会阶层变化所引起的伦理道德的转变。
通过对善书、善人、善事、善堂的历史考察,也足以“观照明清以来的社会变迁。”虽然该书并未就善书历史与社会变迁作详细考述,但亦为我们勾勒一幅比较详尽的明清善书史(或言明清大众的社会思想史)。如果参以作者的另一本着作《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10]相信读者可以比较祥备地了解中国善书的历史脉络了。对于了解明清以来慈善思想和慈善事业的进展,甚至于明清社会思想史都会有所裨益。

[1] 与近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相近的慈善与教化活动早在明清以前业已展开(参见王卫平:《唐宋时期慈善事业概说》,《史学月刊》,2000[3]),但对此的研究却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真正进入学术视野。迄今已有不少成果,亦不乏抗鼎之作,诸如夫马进的《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97年;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等。另有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等等。

[2] 参见包筠雅:《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导言,页1

[3] 参见唐大潮等注译:《劝善书今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导言”,页15

[4] 如其另一本着作:《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以及文章《明末清初功过格的盛行及善书所反映的江南社会》(《中国史研究》,1997[4])。并主编有《道风百年——香港道教与道观》(香港:蓬瀛仙馆道教文化数据库及利文出版社,2002年)等等。

[5] 原文是,“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参见李学勤主编:《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97

[6] 善书中所含有的宗教观念,如因果报应等等,虽然也是慈善活动一个重要的思想源泉,但很显然,对于慈善活动的推行者即官宦、士绅来说,推行慈善事业乃是为了社会教化,即通过慈善活动改变社会风气等等。善书中所涉及到宗教上的如鬼神方面的思想,对于他们来说或只是一种教化民众的工具而已,并未深究,正如真德秀在序《感应篇》时所言:“至其言有涉于幻怪者,要皆为警愚觉迷而设,余未固暇深论。贤者察其用心而取其有补焉可也。”参见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第二十七卷《感应篇序(代外舅作)》(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本)。

[7] 包筠雅:《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前言页2

[8] 韩霖:《铎书·各安生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民国八年新会陈氏铅印本。

[9] 包筠雅:《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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