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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蒙学教育研究——北京海印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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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诒让与章太炎的深厚友谊  

2012-11-20 19:51:44|  分类: 大师谈治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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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立人

  孙诒让(1848~1908)与章太炎(1869~1936)是两位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化巨人,一个是朴学大师,一个是国学大师,两人在学术上同属于古文经学派。他们两人的生卒年代虽相距甚远,但由于两人在文化观、道德观上有相同之处,在政治观上虽因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有所差异,然而两人在同一个时段里,都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俱进,通过文字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孙、章两人未曾谋面,他们的交往和友情的建立缘起于信札来往和书籍的赠送。据《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一书记载:1896年,章太炎和他的友好宋衡(即宋恕,字平子)等人,在杭州成立了一个学术研究团体——经世实学社。翌年出版《经世报》。在经世实学社成立时,章太炎等以《社约》寄示孙诒让,邀请他作为该社的赞助人。“盖社约中,人研读稽览之用者,作为本社赞助人。”孙诒让收到《社约》后,随即以其所著《札迻》、《墨子闲话》、《古籀拾遗》、《周书斠补》四种各二部以及家刻本《永嘉丛书》十三种亦各二部,邮寄社中,以表示他对章太炎等人所举创的进步事业的支持,于是两人就正式开始交往。孙、章的结交是由宋衡牵线的,据章太炎说:“炳麟始交宋恕平子,平子者,与瑞安孙先生为姻,因是通于先生。”

  孙、章的交往和友谊,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在学术上,互相切磋,取长补短,寻求真理。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孙诒让已誉满经学文坛时,青年章太炎,常移书向孙诒让请教,拜他为师。而孙诒让在通函研讨中,总是互相切磋,平等相待,绝不以长者而居。1897年,刚结束在杭州诂经精舍读书生活的章太炎,以他那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撰文批驳今文经学巨子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他写了“数十事,未就,请於先生(指孙诒让——笔者)。”孙诒让复信道:“是当哗世三数年。荀卿有言:‘狂生者,不胥时而落。’安用辩难其以自熏劳也。”表示了对康氏的今文经学十分轻蔑的态度,和章太炎的看法相一致。又一次,炳麟著《訄书》未就,以其草稿问於先生,方自拟仲长统,先生曰:“淮南鸿烈之嗣也,何有於仲长氏?”后来《訄书》编成出版,章太炎当即寄赠。孙诒让收书后,仔细阅读,“还朱笔笺记”,对书的新见解,着意揣摩。1906年7月,章太炎因《苏报》案被监禁期满,出狱后东渡日本。抵日本不久,他即致书孙诒让,并寄上他的新作《新方言》一卷,企求指正。孙诒让在给章氏的复信中,对他的《新方言》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大著略读数条,精神绝伦,容再细读寻绎,或有剩义,当续录奉质”,并向他通报了自己利用甲骨文研究古文字所取得的收获。在学术研讨中,他们都持严肃态度,绝不因碍于情面,而违心附和。在如何对待甲骨文的价值这个问题上,孙诒让和章太炎存在着分歧。章太炎认为189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只是一些龟甲兽骨,无多大价值,甚至“极力攻掊,以为好奇者乡壁虚造。”而孙诒让不与苟同。他在给章氏的信中表示“颇愤外人著文明史者,谓中国象形文已灭绝”的说法,指从“金文龟骨文(丹徒刘氏模册)获十余名,皆塙实可信”,认为它是殷人刀笔书,是珍贵的象形文字。在此之前,他曾著《契文举例》,继而又利用地下出土的甲骨材料和纸上遗文互相释证,综贯音、形、义,揭示甲骨文、金文、小篆讹变之异,撰成《名原》,成为我国古文字学的名著。孙诒让利用甲骨研究古文字的成果,引起了章太炎的重视,使他看到了甲骨文的价值,驰书向孙氏索取《名原》。书称:“渴望赐阅,若昏夜之待明星。”当孙诒让撰写的《周礼正义》、《墨子闲话》先后刊出后,章太炎称赞《周礼正义》一书,是集前人研究《周礼》之大成的精赡之作,誉之“高文典册,蔚为国光”,“古今言《周礼》者莫能先也”。对其《墨子闲话》一书,章太炎认为它的问世,推动了墨学的复兴,结束了“儒术孤行”的局面,对后来的古代思想研究产生颇大的影响。因此,章太炎说孙诒让:“海内耆硕,自德清、定海二师(德清,指俞樾;定海,指黄以周——笔者)下世,灵光岿然,独有先生。虽年逾中身,未为大耋,浙人所仰望者,亦无第二人。”

  二是在政治上,参加维新救国活动,彼此呼应,相互配合。

  1894年的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战后出现的民族危机,激发了孙诒让、章太炎的爱国热情和救国思想,他们跨越学术上的鸿沟,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1897年,章太炎应邀到梁启超主持的上海《时务报》担任编辑工作,积极进行维新变法的宣传。僻居瑞安的孙诒让,“睹此危局,腼然人面,不愿坐视夷灭。”于是仿新康有为等开“强学会”,本“兴儒救国”之义,拟创立“兴儒会”,企图用“尊孔振儒”的名义来达到“保华攘夷”的目的。1898年初,他致书维新人士汪康年,称赞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时所拟之《学约》,“综贯道艺,精备绝伦,不胜钦佩”,并表示如果梁启超能赓续康有为再度发动“公车上书”的壮举,他“倘未到京人不妨列名,则无论如何抗直,弟均愿附骥,虽获严诘,所不计也。”同时,积极支持章太炎“在东南学术界倡导反清革命运动”,他为明末清初反满派的著名学者顾亭林诗集作校记,并附诗二首寄赠章太炎。其中有云:“临风掩卷忽长叹,亡国于今三百年。”这是他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上,缅怀故国,发泄对清廷的不满和抗议。后来他和章氏的书信往来中,常不用清朝年号,而用“辛丑后”多少年。辛丑,指清顺治十八年,即公元1661年,明末“永历被执之岁也。”孙诒让故意不用清朝年号,以示不承认清廷的统治。这同章太炎称光绪为“客帝”,冥符遥契,互相呼应。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捕杀了谭嗣同等“维新六君子”,并下令拘拿维新人士。章太炎因为名列强学会,参加变法宣传,也遭到通缉,后因孙诒让等人暗通消息,章太炎才得以逃亡海外,幸免于难。“初章炳麟昌言排满革命,浙江巡抚某将逮炳麟,黄绍箕、孙诒让、宋衡及先生(指陈黻宸,字介石,瑞安人——笔者)知之,促炳麟亡之日本。”与此同时,孙诒让还为营救谭嗣同作过努力,当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等系狱时,他曾驰函张之洞,晓以大义,请设法营救,以伸士气。后来六君子被害,他在和友人谈话中,对清廷的倒行逆施,表示愤慨和叹息。他说:“近来六人(指六君子遇害)中伏法者予识其二。一杨锐,一林旭也。杨则恂恂如处子,而才极好,林,福建人,为文忠公曾孙,而沈文肃公(沈葆桢)孙婿,其发解时,仅十六岁,今不至廿二三耳。一旦遭此惨祸,国事其尚可问耶!”

  1906年,章太炎第三次东渡日本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担任《民报》主笔,追随孙中山,积极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这时孙诒让也进一步看清了清朝统治的腐败,对清廷已感到失望。所以对清廷的每次征召,他皆拒绝,而致力于在家乡发展近代教育,兴办新学,倡导教育救国,并加入章太炎、蔡元培在上海创立的中国教育会,同他们加强了联系。在瑞安普通学堂,孙诒让还选用章太炎主编的《民报》文字作为学校国语教材。在致力于办学的同时,他还为伸张正义,营救革命党人而奔走。1905年乐清发生“新山歌案”,他营救过革命人士陈梦熊,1907年皖浙起义失败,秋瑾被捕,他又一次请张之洞设法援救。

  章太炎为人很重道义。当孙诒让于1908年6月20日病逝时,章太炎正在日本从事革命斗争。同月温州留学日本学生会为悼念孙诒让逝世举行追悼会,章太炎写了一篇《伤辞》。在《伤辞》中,章太炎追述了他和孙诒让的友谊,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亡友的深切怀念之情。同年冬,又为孙诒让作传,对他的一生作了全面的评价。为表示对孙氏的敬重,在他所写的伤辞、传记中,至称先生而不名。直到他的晚年,仍念念不忘孙诒让。1933年秋,章太炎应邀到浙江工专(原浙江大学工学院的前身)讲演,开言即说:“我中国近十余年来,自温州孙仲容先生卒后,可谓无第二读书人。”后来孙氏哲嗣孟晋先生撰编《孙征君籀庼公年谱》(稿本)告成,章太炎欣然为年谱作叙。叙云:“瑞安孙仲容先生淹通今古,著纂宏博,其书已成者二十六种,未成者七种,别有题跋书牍之属,不在著纂者,不可胜纪”,全面概括了孙氏的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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