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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蒙学教育研究——北京海印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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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 辛安亭  

2012-05-20 10:13:41|  分类: 国学大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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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安亭先生
高尔泰

先生出生在山西吕梁山区一个贫寒的农家。自幼瘦小羸弱,无力务农,到邻村读完初小,家里再无力供给,只好自学。当时的山西省长阎锡山在各地开办了七所贫民高小,学杂费用由政府供给。还自兼太原市晋山中学校长,拨款聘请名师,资助优秀学生。辛安亭读完贫民高小,负笈步行四天,到太原报考晋山。考生千人,发榜五次,最后录取了三十三名,他是第二名。老师邓初民把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胡适的书介绍给他。另一位老师马乾符把教他读古文,从先秦诸子教到晚清学术。毕业那年,他是全省惟一考上北京大学的一个。读的是历史系,想的是办教育。童年时代荒寒山村里自学的经历,刻骨铭心。他立志要把自己学到的一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贫家的孩子。

 

沉默寡言,谦和木讷。不抽烟,不喝酒,不娱乐,不体育。一本接一本读书。读得最多的,还是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他回忆说,那时候,他喜欢杜威的《明日之学校》,波德的《教育哲学大意》,和卢梭的《爱弥儿》。毕业后几经周折,辗转回到山西。在太原师范教书,想从事启蒙教育。阎锡山怀疑他是共产党,把他抓进监狱,逼上梁山。出狱后突破封锁,到延安参加革命。从一九三八年起,他在延安十一年,一直在教育厅(厅长周扬)撰写和领导撰写中小学课本和通俗读物。正在编中国通史的范文澜,很欣赏他写的《中国历史讲话》。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围攻边区,他随军撤离途中,发现许多偏僻农村的儿童,读的仍然是古老的《三字经》。内容虽陈旧落后,但形式易被接受。于是边走边想,做出一本《新三字经》。厚积薄发,凝练准确,更受群众欢迎专家称赞。解放后,书稿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教育家吴伯箫看到,写信向他致敬。

 

心里想着孩子,下笔自然不俗,这是辛安亭的一个优势,来自天性,别人学不到的。一九四九年到兰州,作为军代表接管兰州大学等全省高校,官衔显赫,他没兴趣,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教育。两年后重操旧业:到北京与叶圣陶一起,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又是十一年。依然农民本色,谦和木讷,读书写作不辍。该社编辑张中行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辛安亭时,说,也许是看惯了官场的通行气派吧,推想他必是新分配到某室的小职员,管抄抄写写的,及至听说他是副社长,真是大吃一惊。张说辛安亭的另一个特点,是心口如一,学不会说假话。(《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吴小如先生读到张著,说,这同我印象中的辛老完全吻合。(《文汇读书周报》一九九八年二月十四日)当然,也同我印象中的辛老完全吻合。

 

学不会说假话,也是天性。搞人民公社时,他说,这个办法恐怕不成。反右时,他说,这种事情咋能定额?毛选上白纸黑字: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转变学生的思想,他说,还是说传授知识经验,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好些……终于被调离北京。一回到兰州,他就着手创办教育学院。三年间从既无校舍又无师资,办到初具规模,文革就来了。一生没有整过人,但是人们整他,可是毫不手软。说过的话,都成了罪行。被打翻在地,又踏上许多的脚。年轻时都干不了的重活,这时不得不干。熬过来,真不容易。

 

文革后降级使用,到兰州大学当副校长。实际上是个虚职。兰州的兰大,也和北京的北大、清华一样,是反右文革的先锋,笔杆子和打手的仓库,批判组也有个梁效石一歌之类的名字,我忘了叫什么了。五十年代的校长陈时伟,六十年代的校长江隆基都被整死,不是偶然的。文革后学校一片凋零,但依然保持着革命传统。他到那里,什么事都做不成。当时兰大的另一位副校长,后来做了民政部长的崔乃夫先生谈到辛安亭时,说:他跟一些政治上非常平庸,教育一点儿也不懂,品质很差……的人共事,而那些人掌权,他有什么办法!(《崔乃夫访谈录》,原载《钟情启蒙执著开拓》,兰州大学出版社二○○四年版)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九七八年,在兰州。那时我四十三岁。先生已年逾古稀。极瘦小,极清癯。蓝布衫,黑布鞋,平头。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清澈的目光。那时的人们,别说干部,就是一般成年人,大都目光混浊,像遮着一块幕布,或者包着一层油。一个饱历沧桑的老人能保持那样清澈明净的目光,真像是奇迹。还有就是他那双鞋子。那种圆口的黑布鞋,是我父亲常穿的,见之特别亲切。很多年了,市场上早已绝迹。我猜,是他的家里人自己做的吧?

 

他早已与世无争,日日闭门读书。家里几个大房间,除了门窗全是书,从地板到天花板没空隙。沙发背靠落地窗,只为了读书方便。看着文弱瘦小、埋在深深的沙发里专心读书的他,很难想像,他曾为革命出生入死。所著六十多本书都是教育学著作和普及读物,很难想像,他涉猎的范围会如此渊博。经史子集,他如数家珍。《文心雕龙》很难懂,他只要几句话,就阐释得一清二楚。我的专业是美学,说到中国美学史,他知道得比我多得多。从彩陶甲骨铜器铭文,到王国维《人间词话》之得,袁子才《随园诗话》之失,再到蔡元培对美育的贡献,也如数家珍。读先生的作品,才发现深入以后的浅出,硬是和一般的浅不同。深入易,浅出难。能浅出,才是真深入。这不仅是一种本领,也是一种襟怀。下笔情深不自持者,如我辈,相形之下,只有自惭形秽。

 

我在兰大几年,他是我名副其实的老师。我不是他惟一的学生,许多文科教师,都常负笈登门。有学生知道而他不知道的问题,他就竭诚求教,问到完全明白为止。有些东西,不是有关专家,完全不用知道,比如汉魏间蛊道巫术的异同,纳西族七星披肩的由来等等,他都兴趣盎然。我问他知道了干嘛,他说只是想知道。这使我想起孔子的学而。不是上进的愿望,而是这种自为目的的求知欲,使他杂学旁收,成为通人,而又淡泊于人事,不求名利。校园里的派系斗争流言蜚语,一概都进不了他家的门:他不爱听。这也是天性,而不是嵇康式的世故。

 

他要是世故,我就进不了兰大。文革后期我在五七干校劳动,哲学系系主任韩学本想调我到兰大教书。因为我有极右分子劳动教养的案底,阻力很大。辛老本不管事,但这件事他却管了。参加校务会议,发言支持老韩。还亲自到省委的归口办公室去催办这事。那天学校没车,他竟步行而去。老弱瘦小平时很少出门的他,在大街小巷来回走了一个多小时。老韩说,不可想像。

 

到校后,老韩陪我去看望他。他说他刚读了我的《中国山水画探源》(那时刚发表),觉得功夫下得不够。思路暂且不谈,你可以那样想。脉络清楚,构架稳固,也很好。但是脉络和构架,应该是历史的,而不是思路的。史归史,论归论。以论带史,变成了以论代史,这就不好了。你有这个嫌疑。我请他举个例子,他说那就太多了。比如你说佛教的盛行,推动了魏晋以来的隐逸之风,论证不够,显得武断。事实上佛教东来之初,不过是祭祀方术的一种。这在《高僧传》中有大量的记载。说着掀掉膝上盖着的毯子,站起来到书架跟前,拿下一部线装的《高僧传》,翻给我看。我看了说,安世高、昙柯迦罗、康僧会,这些都是汉末人物。他说我是随便翻的,又翻到佛图澄,说,这是晋代和尚,你看怎么样!又说,当然浮图之祠,不同于谶纬之祠。但他们是在庙堂,而不是在山林,你说对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皇都气象,不是山林气象,你说对吧?

 

我唯唯。他又说,当然后来有些和尚,把皈依当作了栖遁,买山而隐。青松当麈尾,纵横天地初,俨然名士清流。这也是时尚所致,你不能说是他们推动了时尚。玄学氛围中般若学的兴起,与当时经书译本的粗率、暧昧、不确切,以至可任意比附和发挥有关。名僧之变为清流,就是这么来的。我说当时译经,好像很认真。他说再认真也精确不到哪里去。鸠摩罗什兼通汉戎,但梵语音译,阐释纷繁,都能动多义,更难把握。依我看,清谈中的佛学,已经和佛教无关。儒家和道家也是。比如老庄主无,道家崇有。老庄贵无生,道家求长生。说老庄就是道家,也是鸦鸦乌。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可以姑妄听之。但是真要研究,就马虎不得。 

 

我唯唯。他又说,明清之际不求形似的美学,可以追溯到魏晋的言意有无之辨。但是这中间,横着许多不同的阶段,最近的是宋明理学。你得先理出个头绪来,才说得清楚,这是一。二是魏晋以来,文学以诗词为主导,书法以帖学为主导,二者都崇尚对称和优美。明末碑学、朴学、金石学的兴起,和文学中的曲子词小说家言的昌盛同时。尚奇,尚拙,风气之变,也其来有自。还有个地缘问题,不能不管。无所谓南顿北渐,山西也是个重镇。不单扬州八怪,顾炎武、朱彝尊、傅山都是先锋。明代遗民当清代先锋,这里面就有许多文章可做。你概不涉及,就说不清楚。

 

我唯唯。刚想问还有什么,老韩碰了我一下。于是住嘴,跟着老韩站起来。老韩说,打扰得太久了,辛老休息吧。我也说,辛老休息吧。他说还没说完呢。从此我常去他家,有时谈到吃饭时间,偶尔也跟着吃一顿。饭桌上几乎没有荤腥,稀饭小菜馒头而已。不是要节约,而是晋西北吕梁山区古老的习惯。他最爱吃的,老家里的传统食物,黄儿”“合子饭”“钱钱饭,已经没人会做了。馋起来,他就跑到山西老乡、历史系老教授赵俪生先生家中,谈谈它们,过把干瘾。

 

他有个好朋友,叫张毕来,是研究《红楼梦》的专家,在民盟中央当副主席。来甘肃视察,到他家看他。他让女儿小明来叫我,去陪同吃一顿晚饭。师母和小明掌厨,饭桌上就我们三个。我发现他不会应酬,只是叫客人吃这个吃那个。我想我是来陪客的,有责任活跃空气。但是想不出话来说。想了一阵,就问张毕来,你们民主党派中央,平时都干些什么?他说例行公事。我问什么例行公事。他说杂七杂八。我问什么杂七杂八,他说多了去了。我问是不是统战工作?他停了一会儿,一字一顿,说,就是统战工作。

 

这些问题,问得不好。我的几个好朋友,事后从辛老家人得知,没有不骂我的。有的说我粗野得像个酒鬼。有的说我丢了辛老的脸,让辛老下不了台。有的说人家正面回答,是看辛老的面子,要不然,几句官腔就打发了你……有的告诉我,辛老最看不得粗野,你这是出自己的丑……但是辛老本人,从未提过这事。朋友们给他骂我,他也只是笑笑。以后见了面,还是和以往一样。我本想道个歉,看他那么好,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就没道歉。但是从那以后,他再没有让我陪客。一九八三年清污期间,有人向他报告,说我指着新系主任的鼻子,骂人家卑鄙无耻。他问我有无此事,我说有。他一句话都没说,相对无言很久,才说了一句:某某某现在,也不到我这里来了。

 

他每天读书写作,都有定时。早上打一阵子太极拳,傍晚散一阵子步,从不间断。散步时,偶尔也到我屋里转一下,站着翻翻书,从不久留。我住三楼,他上下不吃力,看来身体还好。想不到四年以后,一九八八年,我在成都,就得到他去世的消息。托老韩代献了一个花圈。用丈二白布,写了对挽联寄去:

 

沧桑易度,归来何处寻旧师?

 

经史难忘,化去料应著新书?

 

寄出以后,总觉得不够分量。我对辛老的尊敬、感激和深深的思念,都在这两联之外。

 

(《读书》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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