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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蒙学教育研究——北京海印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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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确之训诂 作古茂之文章  

2012-08-12 10:05:00|  分类: 初学必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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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印按,曾国藩以中人之资,成圣人之地位,其功夫与治学功夫,行将为后世楷模。今摘取数段,以明其读经必通训诂治之要。

  曾国藩之八本:

又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身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之公八字,与余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余每次写家信,必谆谆嘱咐,盖因军事危急,故预告一切也。

 

 

 

 

以精确之训诂 作古茂之文章

赵永刚
内容提要:《曾国藩家书》反映了曾国藩对子弟独特的文学教育方式。其中对训诂和辞章关系的探讨就很有价值。曾国藩学兼汉宋,不主一偏。闳通的学术胸怀使得他能客观地评定和借鉴汉宋学家的成果,并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文学创作法,并将韩愈古文与汉魏辞赋文学传统相勾贯,以建立不囿于前期桐城派的审美观。 
  关键词:训诂 辞章 汉文 韩文 湘乡派 
    
  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的文学家,其古文承桐城而起,拓其堂奥,自成一家,有“湘乡派”之称。曾国藩一生著述鸿富,《曾国藩家书》就是非常重要一种。《家书》的主要目的是传授子弟修身、治学的方法,其中文学教育是曾国藩诸多教育内容之一。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他希望使曾氏家族的文化资本得到有效的传承,从而保持家族的文化声望。在进行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曾国藩探索着适合子弟操作的学习方法,其中对训诂的阐发就值得重视。 
   
  辞章为体 兼重训诂 
   
  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四月初四日致弟纪泽的信中言: 
  二十七日刘得四到,接尔禀。所谓论《文选》俱有所得,问小学亦有条理,甚以为慰。……吾于训诂、词章二端颇尝尽心。尔看书若能通训诂,则于古人之故训大义、引伸假借渐渐开悟,而后人承讹袭误之习可改。若能通词章,则于古人之文格文气、开合转折渐渐开悟,而后人硬腔滑调之习可改。 
  精湛的训诂知识可以阐明古人的注疏大义,能够体悟引申假借的修辞妙处,同时也是辨析后人讹误的必备修为,训诂在古文创作和鉴赏方面有其无法替代的基础性功用。辞章之学则是重在格调的构建和文气的疏通,从而有效地矫正声调的油滑纤弱和文腔的硬塞哽咽。训诂和辞章二者不可偏废,前此姚鼐已作调和,但如何加以妙合,从而创作出精美厚重的古文,仍是一个难题。曾国藩颇有示范,如提出“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列》之诙诡”,明确倡导“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同治元年八月初四谕纪译的家训中云: 
  尔所作拟庄三首,能识名理,兼通训诂,慰甚慰甚。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在军鲜暇,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尔若能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列》之诙诡,则余愿偿矣。 
  精确的训诂和诙诡的气象是行文的不二法门,如果将前者比作古文的血肉,那么后者则是文章的风神,二者交相互用而不可偏废。训诂的精当为气象的诙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载体,而文气的诙诡摇曳又克服了训诂的呆板与枯涩。 
  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的家书中又叮嘱道: 
  私窃有志,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久事戎行,斯愿莫遂,若尔曾能遂我未竞之志,则乐莫大乎是。即日当批改付归。尔既得此津筏,以后便当专心一志,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 
  “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可以看出曾国藩在修正对训诂工具性认识的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对训诂的本体论似的拔高,因而没有没人考据学的泥潭。曾国藩对训诂的重视和探讨是基于文章的学习和创作,训诂始终是从属于辞章的。易言之,就是辞章为本,训诂为用。 

       

         调和汉宋 不主一偏

 

 曾国藩对训诂的论述也体现着他调和汉宋,兼容并蓄的通达学术观。曾国藩学兼汉宋,不主一偏。“虽自谓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然平日持论,并不拘拘桐城钜蠖,而以姚氏与亭林、蕙田、王怀祖父子同列考据之门,尤为只眼独具。虽极推唐镜海诸人,而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之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包蕴之宏丰,更非镜海诸人断断徒为传道、翼道之辩者所及。则涤生之所成就,不仅戡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宏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亦。” 
  曾国藩这种宏通的学术取向,李鸿章在《求阙斋文钞序》也有精到的阐释: 
  盖公之学,其大要在渊源经术,兼综汉宋,以实事求是、即物穷理为主,以古圣人之仁礼为宗,以程、朱之义理为准,以唐杜氏、宋马氏及国朝诸老之考据为佐助,持论最为平允。 
  对于清代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汉宋之争,曾国藩不片面地偏袒任何一家。正如他在《致刘孟容》书札中所说: 
  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闁。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 
  曾国藩无意介入汉宋两派的争论,他的学术取向迥异于汉宋两家的互相诋毁,而是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分析各家优劣,肯定汉宋两学派各有其成就,也批判地指出了他们各自存在的缺陷。 
  在清代汉学领域,高邮王氏父子和金坛段氏是曾国藩极度推崇的代表。在家书中反复提及他们的考据、训诂成就,并且把两家的著作作为培养训诂能力的必读书。曾国藩以高邮王氏父子和金坛段氏为有清一代训诂学的顶峰,在指导曾纪泽学习训诂时,始终以此二家为典范。如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谕纪泽:“欲通小学,须略看段氏《说文》、《经籍纂诂》二书。王怀祖先生有《读书杂志》,中于《汉书》之训诂极为精博,为魏晋以来释《汉书》者所不能及。”咸丰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谕纪泽:“余于本朝大儒,自顾亭林之外,最好高邮王氏之学。王安国以鼎甲官至尚书,谥文肃,正色立朝,生怀祖先生。念孙经学精卓,生王引之,复以鼎甲官尚书,谥文简,三代皆好学深思,有汉韦氏、唐颜氏之风。”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谕纪泽“及至我朝巨儒,始通小学,段茂堂、王怀祖两家,遂精研乎古人文字声音之本,乃知《文选》中古赋所用之字,无不典雅精当。” 
  但是曾国藩并没有盲目地推尊汉学,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弟作纯粹的考据家,训诂只是一种必备的能力,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同时他也致憾于汉学家不擅辞章的不足。如他在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谕纪泽信中云: 
  余尝怪国朝大儒如戴东原、钱辛榍、段懋堂、王怀祖诸老,其小学训诂实能超越近古,直逼汉唐,而文章不能追寻古人深处,迭于本而阈于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颇所不解。 
  在《欧阳生文集序》一文也表达了相似观点,认为汉学家为文繁复不得其要,称: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崎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 
  在有清一代的古文家中,曾国藩最为服膺姚鼐,《圣哲画像记》云: 
  然姚先生持论宏通,国藩之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 
  姚鼐“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结合的文论思想对曾国藩影响很大,他“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主张,显然有姚鼐这一文论思想的影子。也常在文章中表达对它的称许,如《欧阳生文集序》说: 
  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中,惟此尤兢兢。 
  但是,曾国藩对姚鼐的主张也不是不加分辨地完全接纳,而是有了新的发展。如果说姚鼐将桐城文论抽象化的话,那么曾国藩则是将是其平易化了,尤其在指导子弟为文时,搁置空疏抽象的义理,而着重强调训诂和辞章怎样妙合,这是曾国藩从切用的角度所作的积极性地开拓。

 

推尊两汉 师法昌黎 
   
  在训诂和辞章具体结合的技术层面上,曾国藩也有实用性的阐释,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列举训诂辞章兼善的前人佳篇,作为学习和模拟的典范,从对经典的模仿中体会其微妙之处。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谕纪泽:余生平好读《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书,尔能看《汉书》,是余所欣慰之一端也……欲明古文,须略看《文选》及姚姬传之《古文辞类纂》二书。班孟坚最好文章,故于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迁、扬雄、刘向、匡衡、谷永诸传皆全录其著作;即不以文章名家者,如贾山、邹阳等四人传、严助、朱买臣等九人传、赵充国屯田之奏、韦玄成为议礼之疏以及贡禹之章、陈汤之奏狱,皆以好文之故,悉栽短篇。如贾生之文,既著于本传,复载于《陈涉传》《食货志》等篇;子云之文,既著于本传,复栽于《匈奴传》《王贡传》等篇,极之充国《赞酒箴》,亦皆录入各传。盖坚于典雅瑰伟之文,无一字不甄采。尔将十二帝纪阅毕后,且先读列传。凡文之昭明暨姚氏所选者,则细心读之;即不为二家所选,则另行标识之。若小学、古文二端略得途径,其于读《汉书》之道,思过半矣。 
  对桐城家法最显得有所变通的是,他突出了取资《汉书》的重要性,因为由此可以强化锻炼融汇训诂之学与辞章之学。在他看来,《汉书》乃至《文选》以及《古文辞类纂》中所录的汉代辞赋奏议等文,其审美要义不可轻忽,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谕纪泽云: 
  尔所论看《文选》之法,不为无见。吾观汉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日训诂精确,二日声调铿铿……《文选》中古赋所用之字,无不典雅精当……唐宋文人误用者,惟《六经》不误,《文选》中汉赋亦不误也。即以尔禀中所论《三都赋》言之,如“蔚若相如,皭若君平”,以一蔚字该括相如之文章,以一嚼字该括君平之道德,此虽不尽关乎训诂,亦足见其下字之不苟矣。至声调之铿锵,如“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碧出苌宏之血,鸟生杜字之魄”,“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数军实乎桂林之苑,飧戎旅乎落星之楼”等句,音响节奏,皆后世所不能及。 
  从这一审美思路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韩愈古文成就的解读也是独特的,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谕纪泽的家书中说: 
  余观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如相如、子云、孟坚于小学皆专著一书,《文选》于此三人之文著录最多。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学训诂,不妄下一字也。 
  至韩昌黎出,乃由班、张、杨、马而上跻《六经》,其训诂亦精当。而试观《祭张署文》、《平淮西碑》诸篇,则知韩文实与《诗经》相近。近世学韩文者,皆不知其与杨、马、班、张一鼻孔出气。尔能参透此中消息,则几矣。 
  以“训诂精确”来看待韩文的好处,这是曾氏的特识。那么,虽然韩愈在清代颇受推崇,桐城派也标举“文在韩欧之间”,但曾氏不满于“近世学韩文者,皆不知其与扬、马、班、张一鼻孔出气”,实际上在如何学韩上,他要建立自己的古文宗尚。 
   
  出于桐城 拓宇桐城 
   
  曾国藩论文、行文之法出于桐城,非常推崇“桐城三祖”,特别是方苞和姚鼐,他说:“望溪先生古文辞为国家二百余年之冠,学者久无异辞。即其经术之湛深,八股文之雄厚,亦不愧为一代大儒。虽乾嘉以来,汉学诸家百方攻击,曾无损于毫末。”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也曾坦言姚鼐对他的启蒙性影响,即“国藩之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并且与姚鼐四大弟子之梅曾亮为密友,可见曾国藩古文理论实出于桐城派。 
  与此同时,他对桐城诸老也不乏微词,对于方苞的经世之文,“持论太高”,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小有疵误”,也不讳言。至于桐城派对归有光的称道,更是不以为然,其《书归震川文集后》云:“近时缀文之世,颇有称述熙甫,以为可继曾南丰、王半山之为文;自我观之,不可同日而语矣。”可见,曾国藩是出于桐城,又拓宇桐城,并不为桐城义法所拘禁,而是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弊端做了积极的修正。正如郭预衡先生所说:“世称曾国藩为桐城古文的继承者。现在看来,从理论到实践,并非尽守桐城家法。” 
  方苞的古文义法理论在语言方面的主张是“雅洁”,要求用最为洗练的言语画出文章的内涵,而尽量删削与文章无关紧要的文字。他说:“但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久不讲。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家,或延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人语录语,魏晋六朝人藻俪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可见,汉赋厚重典奥的语言在方苞看来是板重无用的,其无益于文等之于小说家和魏晋骈语,为了雅洁起见,这种板重字眼是在摈弃之列的。姚鼐在《复鲁絮非书》云:“抑人之学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陈义理必明当,布置、取舍、繁简、廉肉不失法,吐辞雅驯不芜而已。”姚鼐这里倡导的“雅驯”和方苞的“雅洁”在内在理路上是相通的,都是对文章的精致凝练作出的禁忌和约束。这对于实现古文的雅化和洁精是十分有益的,并且确实也对桐城

古文影响巨大,在这一理论的导引下产生了一批雅洁的典范之作,其中姚鼐的《登泰山记》就是其中的代表。然而,桐城末流过分地拘泥于“雅洁”的教条,也使得古文出现了许多弊病,古文的雅洁有余而气势不足就为当时人所诟病,桐城流裔“气弱”是不争的文学史事实。 
  为了纠正桐城派气弱的不足,曾国藩引入了气势雄伟浑厚为主要特色的汉大赋和《汉书》,同时也师法具有戛戛独造之气的韩愈之文。并且曾国藩对汉代文章和韩文的推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习,而是切实地将其作为典范来师法,甚至曾国藩的许多文章就直接是对汉文和韩文的摹拟,汪辟疆在《曾湘乡诗文》札记中就指出:“窃意湘乡为文,亦尤昌黎陈言务去,戛戛独造为能事。稍长,遍读《求阙斋诗文》,乃知其篇摹句拟亦复犹人……今约可指者,如《五箴》摹昌黎,《陈岱云丧妻诗》摹韩文公《东野丧子诗》,皆可比拟。《户部员外郎袁君墓表》中一段,则全摹《汉书·赵广汉传》。至其窃取古人已言之意,如《苟柯文篇序》。……清代治朴学末流之弊实有如曾氏所言,不知《汉书·艺文志》一段与曾氏言正复相类。” 
  曾国藩对训诂的重视,以及对汉文和韩文的推重,最终凝结成了在《家书》中反复倡言的“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透辟理论。这是对前期桐城派理论的修正,也是对后期桐城派创作实践中出现的萎靡之病的救治。在这个过程中,曾国藩用理论和创作实现了对桐城文派的革新,同时也划分了与桐城古文之间的畛域。吴汝纶说:“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后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则才气薄弱,不能复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故卓然为一代大家。”对于曾国藩开创的这一文派,学界号为“湘乡派”。 
  可见,曾国藩特别拈出训诂一条,并在家书中切实示范训诂与古文辞气章采的关系,这是湘乡派古文观的核心元素之一,也是迥异于桐城家法的重要元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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