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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学堂章程中的三种文学课程  

2013-01-08 22:28:59|  分类: 蒙学理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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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学堂章程中的三种文学课程

张心科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要;在清末的学堂章程中,同时存在着三种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学课程:以教化思想为目的的经文学课程、以应世写作为目的的古文学课程和以怡情审美为目的的纯文学课程。这种特有的现象留下了传统蒙学向现代语文教育过渡的痕迹,也吐露出章程的制定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抉择时的矛盾心理。

关键词 ;清末;学堂章程;文学课程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79201102-00

作者简介张心科(1973-),安徽宣城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1902年颁布却未施行的《钦定学堂章程》和1904年颁布且施行的《奏定学堂章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各级学堂的课程目的、学科门类、学业年限、课程内容、实施方法等。所以,一般认为这两份课程文件的颁布或施行为现代“语文”的独立设科的标志。文学教育也由此开始发生、发展。如果仔细分析这两份课程文件,我们会发现其中同时包含着3种不同的文学课程:

一、以教化思想为目的的经文学课程——“读经”“读经讲经”

此处的“经文学”,是指以“四书”、“五经”等为主的儒家经典。之所以被称为“经”,主要是因为其中含有封建统治者所尊崇的正统思想。经文学课程存在于“读经”“读经讲经”科中。其规定的教材,因为《孝经》《四书》《礼记》在初等小学、《诗经》《尚书》《易经》在高等小学已讲读完毕,所以到中学阶段又因“学生年岁已长,故讲读《春秋左传》《周礼》两经”[1](p.268)。其中《诗经》《左传》《孟子》等或本身就是文学作品或某些部分有着浓厚的文学色彩。其设置目的,在《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和《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之“读经讲经”的“教育要义”中已明确提及,分别为“令圣贤正理深入其心,以端儿童知识初开之本”[1](p.5)和“令圣贤之道常浸灌于心,以免流于恶习,开离经叛道之渐”[1](p.8)1904年颁布的《学务纲要》强调,“中小学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2](p.60)《钦定中学堂章程》没有指明“读经”的目的,《奏定中学堂章程》指出“读经讲经”是“以备将来学成经世之用”。而所谓的“经世”也只不过是为人处世处处尊从“圣贤正理”、想到“圣贤之道”,接受圣贤思想的教化而已。也就是说,虽然读经科教材中有文学作品,但实施的目的在于教化思想。

    可见,清末的经文学教育和传统教育中的文学教育从其所规定的教材和设置目的来看,没有实质的区别。张隆华、曾仲珊先生曾对传统“六经”教育的目的作过较精辟的分析[3](pp.8-39)

    孔子把“诗教”,当作修养道德、陶冶性情的重要手段,所以说,“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把“书教”,当作了解历史、能通古今之流变的重要手段,所以说,“疏通知远,《书》教也”;孔子把“乐教”,当作涵养德性、完善人格的重要手段,所以说,“洁净精微,《易》教也”;孔子把“礼教”,当作达到恭顺俭朴、庄重威严的重要手段,所以说,“恭俭庄敬,《礼教》也;孔子把“春秋教”,当作达到以史为鉴、知新损益的重要手段,所以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总之,孔子把这六种书(六经)作为基本教材,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六种教材,是我国第一套比较完整的教科书,长期以来作为我国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

在今天看来,即便是最具文学色彩的《诗经》,在古代也并非拿来培育学生的文学情趣,《论语·阳货》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草木虫鱼之名’”。“兴”,朱熹注为“感发志气”,即通过个别的形象的比喻而领会其中普遍的道理和意义。“观”,朱熹注为“考察得失”,即考察社会风俗的好坏、政治的盛衰。“群”,即使得人与人团结、国与国联合。“怨”,即批判不良政治、不良行为。学习《诗经》还可以“事父”“事君”,可以“多识草木虫鱼之名”。可见,经文学课程的设置主要是为了接受纲纪人伦的思想教育,以求得“致用”“教化”。

二、以应世写作为目的的古文学课程——“词章”“中国文学”

此处的“古文学”主要是指唐宋、明清古文运动者所提倡的“古文”,即和“经文”、“骈文”相对的“散文”。和“经文”相对,是指文章内容反映的是现实生活、表达的是自己的思想,而不是“经文”中古代的生活、圣贤的思想;和“骈文”相对,是指用词时以自然质朴为旨,组织时以散行单句为主,而不像“骈文”那样用词以浮华典雅为宗,组织时以“四六”对仗为主。文学教育属于阅读教学的范畴,而“词章”和“中国文学”在《钦定中学堂章程》和《奏定中学堂章程》则归入“作文”,那么里面是否也有文学课程的内容呢?在古代读写是分离的,读的是“四书”“五经”,写的是“八股”“制艺”。《钦定中学堂章程》中与“读经”相对的“词章”科规定4年的“功课教法”分别是“作纪事文”“作说理文”“学章奏传记诸体文”“学词赋诗歌诸体文”,也就是说“词章”科主要是“作文”科,采用的仍然是读写分离的思路。不过,作文必须依傍于阅读,从教学的角度来说,指导学生作文,一般是先提供范文供学生阅读,然后结合范文指点作法,或者是先讲解作法,然后选择范文来作例证,但不管是哪一种方法,都离不开范文的阅读。《奏定中学堂章程》以“中国文学”取代了“词章”,其“学科程度”对“中国文学”的解释虽然仍是“作文”,但在“各学科程度及每星期教授时刻表”,却将“中国文学”分成阅读、作文和书法,如“第一年中国文学读文 作文相间习楷书行书”,可见,虽然“中国文学”科的目的和“词章”一样是为了“作文”,但制订者对“作文”“读文”及书法(写字)之间的关系认识已渐明确:“作文”的材料积累和文法运用需要结合“读文”完成,“作文”时的书面表达更需要书法来支撑。总之,“作文”的实施需要与“读文”、书法相结合。我们可以进一步通过为所作之文提供支撑的所读之文来判断“词章”和“中国文学”中的文学。

作什么文呢?或者说拿什么文来阅读以达到作相应的文的目的呢?“词章”中提到的是“纪事文”“说理文”“学章奏传记诸体文”“词赋诗歌诸体文”,相应地其所读必然有“杂文学”又有“词赋诗歌”等“纯文学”,但“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古文所以阐理纪事述德达情最为可贵,骈文则遇”,所以显然要以“古文”为最要。我们再看“中国文学”中要求所作的文[1](pp.268-269)

    如学堂者年已渐长,文理略已明通,作文字不可缓。凡学为文之次第:一曰文义;文者积字而成,用字必有来历(经史子集及近人文集皆可),下字必求有解,虽本乎古亦不骇乎。此语似浅实深,自幼学以致名家皆为要事。二曰文法;文法备于古人之文,故求文法者必自讲读始,先使读经史子集中平易雅训之文;《御选古文渊鉴》最为善本,可量学生之力择读之(如乡曲无此书,可择较为大雅之本读之),并为讲解其义法。次则近代有关系之文亦可浏览,不必熟读。三曰作文;以清真雅正为主:一忌用僻怪字,二忌用涩口句,三忌狂发议论,四忌袭用报馆陈言,五忌以空言敷衍成篇。

   次讲中国古今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及文章于政事身世关系处。其作文之题目,当就各科所授各项事理及日用必需各项事理出题,务取与各学科贯通发明,既可易于成篇,且能适于实用。

从中可以发现,要求阅读古代的经史子集以“积字”和读《御选古文渊鉴》以理解“义法”。也就是说,作为“作文”之用的“读文”所读的教材主要是“古文”。之所以要以“古文”为教材学习“作文”,是因为“古文”的内容不空疏,形式不雕琢,其宗旨就是“适于实用”。总之,“古文学”是借助古文阅读以积累词句、模仿技法而利于实用文章的写作。

三、以怡情审美为目的的纯文学课程——“中小学堂读古诗歌法”

    此处的“纯文学”是指诗、辞、赋、词、曲等韵文学。《奏定学堂章程》还列有一个中小学互用的“中小学堂读古诗歌法”[1](pp.6-7)

     外国中小学堂皆有唱歌音乐一门功课,本固人弦歌学道之意;惟中国雅乐久微,势难仿照。然考王文成《训蒙教约》,以歌诗为涵养之方,学中每日轮班歌诗;吕新吾《社学要略》,每日遇童子倦怠之时歌诗一章,择浅近能感发者令歌之;今师其义,以读有益风化之古诗歌,列入功课。

     初等小学堂读古诗歌,须择古歌谣及古人五言绝句之理正词婉能感发人者;惟只可读三四五言,句法万不可长,每首字数尤不可多。遇闲暇放学时,即令其吟诵以养其性情,舒其肺气,但万不可读律诗。

     高等小学堂中学堂读古诗歌,五七言均可。高等小学仍宜短篇,中学篇幅长短不拘,宜须择词旨雅正而音节谐和者,其有益于学生与小学同,但万不可读律诗。学堂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诵读既多,必然能作,遏之不可,不待教也。

     小学中学所读之诗歌,可相学生之年齿,选取通行之《古诗源》《古谚谣》两书,并郭茂倩《乐府诗集》中之雅正铿锵者(其轻佻不庄者勿读),及李白、孟郊、白居易、张籍、杨维桢、李东阳、尤侗诸人之乐府,暨其他名家集中之乐府有益风化者读之。又如唐宋人之绝句词义兼美者,皆谐律可歌,亦可受读,皆合于古人诗言志律和声之旨,即可通于外国学堂歌唱作乐、和性忘劳之用。

之所以要完整照录,是因为笔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个有关“文学教育”的课程纲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

1﹒确立了文学课程地位

其课程设置的动机主要是仿效外国“学堂乐歌”课程(“所谓‘学堂乐歌’,是‘五四’以前对学校唱歌的一般称呼。‘乐歌’是课程的名称,即同于现今的‘音乐’课”)[4](p.1),而且明确要将其“列入功课”。不过鉴于中国“雅乐久微,势难仿照”,于是采用“师其意”的方式将国外的“唱”改造成中国式的“读”。国外唱的是歌词,中国读的是古诗歌,歌词和古诗歌都属于文学作品。所以,这里不仅属于“阅读”,还是全部以文学作品为对象的“阅读”。

2﹒明确了文学课程目的

其目的是为了“养其性情”、“舒其肺气”和“和性忘劳”,也“合于古人诗言志律和声之旨”。可见,其目的并非为了向儿童灌输普通知识、训练其语文能力,更非为了教化,而主要是为了培养儿童的审美情趣。

3﹒规划了文学课程内容

在对课程资源的来源作了明确规定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心理特点而规定了不同的课程内容,并限定了作为课程内容载体的诗歌的体裁(歌谣民谚、乐府民歌)和特征(理正词婉、雅正铿锵、有益教化、词义兼美、内容浅近、长短适宜),等等。

4﹒设计了文学课程实施方式

如对其实施时间(闲暇放学)和手段(吟诵、诵读)等,也都作了说明和规定。

从课程目的、对象、资源、实施等方面来看,都可以说这是我国第一份“纯文学”课程纲要,也是和“经文学”“古文学”相对的一份具有现代文学教育特质的课程纲要。只不过其在《奏定学堂章程》里的名称是“法”而非“科目”,也没有与其它“学科”并列出现,可能是因为没有“名份”而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的重视,人们在探讨《奏定学堂章程》中哪些“科目”可以与现代“语文”学科对应时,也不把它作为属于“阅读”范围的一种课程来对待。因为它没有“名份”,也可能是因为虽然“列入功课”但只在“闲暇放学”时实施,可能在当时就没有被重视。

1909年公布的《学部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折》在末尾提到“乐歌”课程——“乐歌乃古人弦诵之遗,各国皆有此课,应列为随意科目,择五七言古诗歌词旨雅正、音节和谐、足以发抒志气、涵养性情、篇幅不甚长者,于一星期内酌加一二小时教之。”[5](p.46)虽然要求课内教学,但是列为“随意学科”,也就是说虽然已独立,但是仍没有列为正式课程。

 按现代的眼光来看,《奏定学堂章程》所确立的“中小学堂读古诗歌法”应该属于“语文”学科的内容,但是清学部并没有编出相应的教科书,而且随后国文教科书中也并没有体现多少。不过《奏定学堂章程》想确立而不得的“唱歌音乐”科,在随后的实际教学中出现了,并出版了相应的教科书,如沈心工编的《学校歌唱集》(1904)《学校歌唱二集》(1906)、辛汉著的《唱歌教科书》(1906)、叶中冷编的《小学唱歌二集》(1906)、侯鸿鉴编著的《单音第二歌唱集》(1907)等[4](pp.21-26)。也就是说,《奏定学堂章程》所设的中小学堂读古诗歌法”中的“文学教育”思想在“国文”教科书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倒是其想实现而不得的“文学教育”在“唱歌”教科书中实现了。换句话说,就是这一时期是音乐课在进行“文学教育”。

在学堂章程中同时出现传统与现代3种不同文学课程的奇怪现象,一方面留下了从传统蒙学到现代语文教育过渡的痕迹,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学科设立初期章程的制定者既对传统文学教育依恋不舍,同时又对现代文学教育倾慕向往的矛盾心理。

参考文献:

 

[1]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2]新订学务纲要[J].东方杂志,1904(3).

[3]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

[4]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

[5]学部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折并单章程折[J].教育杂志,1909(5).

                                    --发表于《语文教学通讯》2011年D刊(学术)第2期

 

 

广州学校废止读经

来源:      日期:2012-10-15

中国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来,儒学一直作为经典成为公学和私塾的必学课程。辛亥革命后,封建王朝覆灭,以经学为学习中心的情况开始转变。1912年,广州奉行教育部法令,首先在广州各小学废止读经,继之在各中学和高等学堂也开始了废止读经和废止尊孔的各种礼仪。

清末,小学堂课程设置为修身、读经讲经、国文、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9门,其中特别重视读经讲经,每周授课12小时,占全部课时的三分之一。民国初年,小学正式废止读经,不用文言文体,采用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学校管理方面,废除学监、教习,不得用戒尺、藤鞭等进行管教。将原教育宗旨中的“忠君、尊孔”两项废除,主张培养学生“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

清末,中学堂按照《奏定学堂章程》所设课程学习,凡修身、读经讲经、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等共12门科目,特别重视“读经讲经”和“外国语”两科。中学一至五年级每周“读经讲经”9节,“外国语”一至三年级每周8节。1912年,中学课程改革,最大的改革就是取消“读经讲经”课程,将其中部分经典转入新设的“国文”课,作为文学作品、史学和哲学作品来加以理解。在教育宗旨方面,同样取消“忠君、尊孔”的指导思想,而代以“道德”、“实利”、“尚武”为教育宗旨。原广州各中学堂实施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所颁布的《各学堂管理通则》一概修订,特别取消了修身、读经和讲经科及各种纪念日读《圣谕广训》的做法,实行国民政府颁布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训育总纲。在广州的高等学堂,清末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高等学堂视读经为立国之本,由于这个时期的学生都处于人生的定型期阶段,所以特别重视经学的传授和旧礼教的陶冶,广州高等学堂均开设修身、经学课程。除读经讲经外,还定期举行行礼规则。每逢皇太后、皇帝万寿圣节、至圣先师孔子诞日,春仲、秋仲、上丁、释奠、释菜、开学、散学、毕业、春节及每月朔日,学生穿制服戴大帽至万岁牌前或圣人位前行三跪九叩大礼,并向堂中各员行三辑礼。辛亥革命后,1912年南京政府宣布废除清末的“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取消经学课程和祀典,公布了新的教育宗旨,即“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广州各级学校实施南京政府公布的教育宗旨,全部实现了废止读经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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