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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修心工夫  

2013-12-06 11:07:03|  分类: 初学必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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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坛》2010年第10期

曾国藩的修心工夫

作者:徐雷
 
[摘要]心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对心的省察涵养是理学工夫论的核心。曾国藩是晚清理学的中坚人物,习理学首重修心。为求己心存而不放、定而勿动、安泰戒馁、守一无贰,曾国藩运用了居敬、主静、慎独、思诚四项功夫。
  [关键词]曾国藩;理学;修心工夫;
  [作者简介]徐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警察学院教师,湖南长沙410082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10-0178-04
  
  心本指认识器官及其功能。在中国哲学史上,心又指代表主观意识和主体精神的哲学范畴。中国古代的学者们一边致力于对心的认知,一边关注人心的自我操持与自我涵养。曾国藩作为虔诚的理学信徒,自跟随唐鉴、倭仁研习理学后,始终把对心的修养置于首位。他视心为物,主张通过理学功夫(居敬、主静、慎独、思诚)博究存心之理,“以养此心和平笃实之意”。
  
  一、心存工夫:“敬,则存心渐趋于厚”
曾国藩讲究“居敬”工夫,是从道光二十年居京时开始的。习之最初,他便意识到“敬为养心之要”。他告诉家人:“内有整齐思虑,外而敬慎威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此)所以养心也。”外顺内而发,内因外而敛。循外而论,敬端正人之气象;循内而论,敬持守心之中庸。理学家程、朱曾说:“主心者,主敬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泛然而无主。”言下之意。主于敬者自然可主于心。此论不仅从正反两面阐明了敬对心的必要性,还为曾国藩以敬修心提供了学理依据。在涵养身心过程中,曾国藩笃实体悟到以下两点:
  首先,“心外驰总是不敬之咎”。所谓“心外驰”是指应事接物时,思绪游离于外的一种心理活动。读书时,心挂着见客;见客时,心念叨读书。心牵两事,一事无成。无疑,它是己心存而不放、放而能收的对立面,极大地削弱了己心的自我把持能力。对这种频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现象,曾国藩究其根源,归罪于己心不敬。他说:“细思不能主一之咎,……不主一之害心废学。……不能主一,无择无守,则虽念念在四书五经上,亦只算游思杂念,心无统摄故也。”“无择无守”意指离敬则心乱;“心无统摄”意指害心则无主。显然,居敬于此充当着护心的角色,敬与不敬已然成为己心能否自做主宰的吃紧下手处。
  其次,“敬则存心渐趋于厚”。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曾国藩制定了一份详实的修身课程。在“敬”的条目下,列出了实施细则:“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整齐严肃”自然是指“敬”的外在表现;“无时不惧”则是指内心“终日钦钦,如对大敌”,时刻处于恭敬、谨畏的状态。由于敬贯穿于动静,所以,“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就是要求身心无论处于动时还是静时,不管是已发时还是未发时,皆应保持“主一无适”。受此影响,曾国藩以敬修心日收其效,存心渐趋于厚。一是“厚”与“薄”相对。敬则己心纷扰如故,谓之薄;敬则己心存而不放,谓之厚。厚此薄彼,求敬存心。朱熹曾说:“敬则心存,心存,则理具于此而得失可验。”视敬为心存理明的前提。曾国藩同样如此,借居敬之功先求心存,再悟得“谈理时心颇和平”。心人理、理摄心,心、理相丽、互通无碍。这便是存心渐厚的第一重功效。二是“厚”与“深”同义。人心有善恶之念,好坏之分。修心之要无外乎去恶存善,净尽己心。曾国藩将恶念喻为心之贼,善念喻为心之墙,借助居敬存心,“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这便是存心渐厚的第二重功效。防堵恶念之心墙愈厚,心之善念愈深。纯善无恶,心体澄明。
  以上曾国藩对居敬的认识,发自内心,得于体悟。正是因为他对“敬字细加体认,实觉刻不可离”,居敬才得以被置于日课之首,穷年累月习以为常。简论之,曾国藩对敬的理解上承程朱,既宗二程敬以存心之旨,又明朱子心存理明之意,其以敬修心,贵有心得。
  
  二、心定工夫:“静字全无功夫,欲心之凝定,得乎”
  
  和居敬一样,主静工夫也被曾国藩视为课心课身之法。不过,相较于前者,对症下药的意味更浓,也更直接。曾国藩坦言,内心“素有忿恨不顾之习,偏于刚恶,自究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外物滋扰,思绪起伏即心动。心好动特指思虑频频且不由自主,似被强力驱使,无法挣脱。好动即妄动,妄动则心无定向,属修心之患。
  曾国藩修心之初,饱受好动轻静,心无定向之苦。朱熹曾说:“心不定则内必纷扰。”对妄动之心做了描述。曾国藩潜心体验朱子语,悟得纷扰有二:一是“心不定,不能用功”。遇事专注,心、事合一,自是理想的修心状态。反之,遇事徘徊,迟疑难断,令此心不能施功于事。心、事两分,勉强行之,己心反受其累。二是“心不甚坚定,不能不怠荒散漫”。无所事,己心本应存而不放、定而勿动。然而,愈是闲时,此心愈发忙乱,悬而不降,久之,致使怠倦、荒芜、涣散、漫然缠绕于心,害心非浅。简而言之。应事时,心不定,事难成;无事时,心不定,心难养。
  有鉴于此,曾国藩求教于理学师友。唐鉴直言:“最是‘静’字功夫要紧。”并以程颢、王阳明为例,指出先贤之所以能做到不动心,全赖静字有功夫。“以静制动”是习理学者修心常用之法。朱熹明确表示:“静,谓心不妄动。”“静则定得来久,物不能挠。”视静为戒动求定的良药。经师友点拨,曾国藩反观自省,又参悟朱子语,愈久愈明。他说:“静字全无功夫,欲心之凝定,得乎?”言外之意,好动不如好静,心定与否完全取决主静二字。大体而论,曾国藩以静修心经历以下两个阶段:
  首先,平日修心“务当力求主静”。为求静字工夫笃实,曾国藩效仿理学师友将静坐纳入修身日课,规定“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正位凝命,如鼎之镇”。同时,又通过日记的方式提醒自己:“静坐工夫,须是习熟,不勉强苦习,更说甚?”静坐被曾国藩严格遵行两年后,初见成效。为此,他还特作《主静箴》:“……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余侮?……”蛇、虎不惧,只因心定如磐石。专意静摄,以归于静,外患又岂能奈何?无疑,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正是以静制动。
  其次,渐体会出“静字是好气象”。曾国藩追求主静以修心,执意根除好动不好静之顽疾,故对心之动静探讨颇深。修心日久,既留意动、静之分,又关注动、静之合。关于前者,他悟出:“心动则神疲,静则神裕。”(心)静则生明,动则多咎,自然之理也。一言以蔽之,动不如静,主静养心。关于后者,曾国藩于极静中探寻动的萌芽,揭示动、静并非绝然对立。他说:“心到静极时,……逗出一点生意来,如冬至一阳初动时。”“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静极为至静之境,心之本体即在此境之中。心静中蕴藏动之生意,可见动静合于此心。曾国藩坚持焚香静坐,“务求息息静极,使此生意不息”,正是此意。
曾国藩沿袭理学前贤修心之法,“习静以涵养此心”,从好动轻静到好静轻动,再到动静皆宜,成效斐然。心静时气定神闲,不受外物丝毫袭扰;心静时洞悉万物,不受外界丝毫蒙蔽。心静则理易明,神明超然,独立于万物之表;心静则无私著,襟怀坦荡,畅游于天地之间。
  
  三、心安工夫:“慎独者内省不疚,故心泰”
  
  曾国藩运用理学工夫修心,除谋求心存、心定外,还不忘心安。他指出:“士之修德砥行,求安于心而已。”将心安与否视作德行苦修的成败。显然,那种令内心长期焦灼难耐,困苦不堪且毫无建树的修行,曾国藩是万般不敢苟同的。关于心安,朱熹曾有论断。他说:“心安而无疑,便是是处。”“心安后,便是义理。”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对曾国藩而言,平日欲求心安殊非易事,倒是心受拘迫。安难持久,自是寻常。他说:“心愈拘迫,愈浮杂。”“心愈浮(杂),则言愈躁,而神愈倦。”拘迫是指内心在承载来自外界的无形压力时,一味被动接纳,未能及时将压力正常释放的一种心理状态。伴随拘迫而至的正是束缚、压抑以及极度的不自在。曾国藩体悟到的心浮、言躁、神倦,皆因拘迫而生,无一不是心安的绊脚石。每每此时,心的支配力量便被极大削弱,修心效果自然也大打折扣。
  在理学师友倭仁的帮助下,曾国藩开始运用慎独工夫求心安。“艮峰先生来,一见惶愧之至,真所谓厌然者矣!向使时时慎独,何至见人而惭沮若是?”惶愧一语反映出曾国藩面见倭仁时内心极度不安,而令此心转危为安的唯一途径只有慎独。倭仁,字艮峰。在曾国藩众多师友当中,倭仁的慎独工夫最为笃实,平日间“未尝一息少懈”。曾国藩对其用功之勤钦佩不已,他说:“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切磋问学、笃行日久,曾国藩渐悟得心安不离慎独。
  首先,曾国藩将慎独与遏欲、循理相连。他说:“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视人欲为修心大患,故历代习理学者莫不重视克己之学。曾国藩将遏欲、循理相提并论,认为非此即彼。他悟出若能处处遏欲、时时循理,此心自然安泰,慎独则为促成此一目标之前提。
  其次,他相信慎独者不自欺。曾国藩说:“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自欺害心自是不言而喻。曾国藩以慎独修心,一求去恶存善,断自欺之根源;二治自欺欺人,复己心之自律。不欺己心,坦荡安逸。
  再次,慎独令己心快足宽平。曾国藩表示:“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显然,曾国藩对慎独的看法已由肯定上升为推崇。在慎独的帮助下,己心进退有据,收放自如,意境坦荡,胸襟活泼,放得宽,养得灵,心处此境地,何愁不安?
  
  四、心专工夫:“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
  
  “诚”是儒家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诚的本义是真实无妄,它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也是人思想修养的最高境界。孟子提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用“诚”和“思诚”来解释天道与人道。理学勃兴,理学家无不探讨心与诚。二程表示:“维心亨,维其心诚一,故能亨通。”王阳明指出:“诚是心之本体。”“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从心诚合一到心诚同体,习理学者对心诚关系的认识及推崇与日俱增。
  曾国藩求学岳麓书院时,便从山长欧阳厚均处闻得“诚”。道光二十年居京后,又在理学师友凡事皆可“以积诚而致之”的熏染下,开始讲究思诚工夫。曾国藩修心以笃实著称。他对心、诚之间“合则心通,分则心塞”的体会尤为深刻。在其看来,内心诚与不诚直接影响修心效果,思诚者和不诚者,迥然有别。
  首先,修心无获,患在不诚。曾国藩认为内心不诚势必造成身心受损,百病滋生。他说:“平生之病源,养痛藏瘤,百孔杂出,而其要在不诚而已矣。”此番见解绝非信口开河,言之无据。事实上,正是得益于平日的修心实践,曾国藩才能切身领悟到诚与不诚判若两然。
  以练习静坐为例,曾国藩说:“静坐一时,略得力,然心有私著。无著则静矣,抑亦诚矣。”显然,心不诚则不能专于静坐。静坐一时不难,但持之以恒,渐收其效,则非心诚不可。
  其次,明理专一,贵在思诚。在体验不诚之患的同时,以诚修心的价值也渐为曾国藩所认识,如心诚自然顺理、心诚则专一等。曾国藩说:“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反之,“心有不诚,故词气虚情,即与人谈理,亦是自文浅陋,徇外为人,果何益哉?可恨,可羞!”心、诚合一即是心、理相通、相融。此心久为天理所摄,故无论未发、已发皆循理而为,畅通无碍。
  关于心与诚,朱熹曾表示:“诚是心之本主。”“不诚,是不曾实有此心。”既明确了诚对心的不可或缺,又为后世学人继续思考提供了学理依据。曾国藩认同朱子所论,但并未浅尝辄止,满足于前贤之见,而是结合修心实践就细微之处悉心体会。“心诚则专一”便是其体悟所得。他说:“灵明无著,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是之谓虚而已矣,是之谓诚而已矣。”“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既是己心专一的写照,又是思诚工夫笃实的见证。曾国藩反对一心三用,只因亲身体会“心不专一,则杂而无主”。修心愈久,曾国藩愈发感到心专的必要。修身养性不离心专,为学为人不离心专,而心专与否又取决于思诚工夫的笃实,正如曾国藩自己所说:“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鉴于此,修心坚持“以诚字为本”,且始终“守之以一,以不贰自惕”,自然为曾国藩所牢记并严格遵循。
  综上所述,为求心存、心定、心安和心专,曾国藩笃实运用居敬、主静、慎独、思诚四项工夫。修心日久,习之纯熟,己心获益非浅。论学理创新,曾国藩远不如前贤;但论功夫笃实,堪舆比肩者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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