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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舜徽先生的读书与著述之道  

2013-03-04 08:41:52|  分类: 大师谈治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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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舜徽先生的读书与著述之道 - 海印學宭 - 北京海印蒙学教育

 

 

张舜徽先生的读书与著述之道

董恩林


 
 

碧空如洗铺陈天之广阔,百川汇集融铸海之深厚。摆在我面前的《张舜徽集》,它湛蓝的封面、浩瀚的内涵使我不禁联想起天的广阔,海的深厚。

《张舜徽集》全套4辑20册,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分辑推出,总字数逾千万,内容博涉经、史、子、集四部,照今天的学科来看,则涵盖文、史、哲三大科类。

我常常想,先师舜徽先生为什么一生能够写出这么多著作?仅仅因为其视野如天空一样广阔、学识如大海一样深厚吗?仅仅因为其焚膏继晷、笔耕不辍,淡泊名利、心无旁骛吗?恐怕不这么简单。自古以来辛勤耕耘、淡泊名利者大有人在,博涉四部、满腹经纶者也不在少数,而能够在三科四部范围内写出如此巨著者,并不多见。那么,奥妙何在?直到我粗略披览《张舜徽集》一过,才恍然大悟:原来先生一生读书与治学,绝非泛滥无边,随性所至;而是深信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所指示的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入史学的治学路径,以文字、声韵、训诂为初阶,而后及于经传子史与文辞之诵习,循序渐进,恒有次第先后;以为专才易、通才难,立志迎难而上,走博学通才之路,自始至终,矢志不移。故其著述也绝非短平快捷,漫无核心,只要我们仔细审视一番,就可看出,《张舜徽集》中每一种著述,都是其读书与治学次第的一个里程、一块砖瓦,不是应时而变、利禄所系之作。

《张舜徽集》清晰地向我们揭示出先生的治学轨迹:先生四十岁以前广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成《广文字蒙求》《说文谐声转纽谱》《切韵增加字略例》《声论集要》《唐写本〈玉篇〉残卷校说文记》《小尔雅补释》《急就篇疏记》《字义反训集证》《汉语语源声系》《说文解字导读》等著述,这些成果成为近四百万字的《说文解字约注》的基础。建基于此,先生又遍治经、子,先后撰成治经之作《郑学丛著》《两戴礼记札疏》《异语疏证》《周书小笺》《尔雅释亲答问》,研子之作《周秦道论发微》《周秦诸子政论类要》《墨子小笺》,以及经子合并之编《经传诸子语选》。先生又以为,治学必先于群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辨其源流,明其体统,然后能识古书之真伪,审版本之先后;旁及校勘、目录、辑佚、避讳诸端,都应洞达其理;而后“辨章学术有从入之途”,“勘正文字无逞臆之失”。故于传统校雠学(今谓之文献学)特加关注,先后撰成《汉书艺文志释例》《毛诗故训传释例》《世说新语注释例》《广校雠略》《四库提要叙讲疏》《初学求书简目》《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国文献学》等书,以为后生揭示读书治学门径。先生更以为《汉书·艺文志》是“治学之纲领、群书之要删”,遂有《汉书艺文志通释》一书的问世。史学则是先生读书与治学的依归,上述经、子、文献学成果,都可以说是为此打基础的,因为先生深信“亡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故一国之史关系民族成败兴衰,事关重大。先生治史,服膺司马迁、郑樵两大家,欲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体例,全面改造旧史,编出一部有系统、有剪裁的,总结性的,较全面、完整的,适于工人、农民、干部阅览的《中华通史》。但他以为二十六史中,《清史稿》不足依,遂遍读清人著述,遍研清代史料,欲以一人之力先改修清史,先后撰成《乾嘉三通儒诂训传》《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清儒学记》等;同时,他还为编写通史做了许多其他的研究工作,先后撰有《中国史论文集》《史学三书平议》等书。最后用三年时间编成简明易懂的百余万字的《中华人民通史》。

先生读书治学不仅有次第之道,也有著述之方。试看其著述,大约有四种方式,简言之,即读书之得、摹仿之作、教学之需、研究之果。先看其读书所得而成的著述。所谓读书之得,即读书过程中对所观所感所悟一一记录下来,然后再整理提炼成书。《张舜徽集》中,这类著述有两种性质,一是编著,如《清人文集别录》是读清人一千余种文集的结晶,《清人笔记条辨》是读清人三百余种笔记的心得,《周秦道论发微》是读周秦诸子的体会,《清儒学记》是读清代乾嘉道咸诸儒文集的记载,《两戴礼记札疏》是读《礼记》《大戴礼记》的笔札,《史学三书平议》是读唐刘知几《史通》、郑樵《通志》、章学诚《文史通议》三书的结果。二是钞纂,即读书时摘钞的精语名言、论议要点,如《经传诸子语选》《声论集要》《周秦诸子政论类要》《文献学论著辑要》等。通过读书,勤做笔记,进而整理成著,约占先生著述一半以上。

再看其摹仿之作。先生《爱晚庐随笔·学林脞录卷七》有“万事成于摹仿”一文,谓:今人以为文贵创新,而以摹仿为病。不悟天下万事无一不是出于摹仿。子生三年,而后免于父母之怀,自此学言语,学饮食,学行走,凡百营为,莫不摹仿他人动作,以成为己之本能。稍长,见事多,遇人广,则摹仿的范围愈大,而智慧愈增。人之成才,非可与世绝缘,屏除一切摹仿,而可独自树立者也。大至治国,引进他邦先进经验,非摹仿乎?小至个人,学习他人模范事迹,非摹仿乎?所谓摹仿,犹言继承。继承前人之优长,而加以发展变化,始有创新之可言。推之万事,莫不如此。为文亦然,学为文辞,初无所谓法也,要在熟读而熟复之而已。这番话正是先生自己治学的写照。先生读书,发现精华之作,往往喜其例而惜其简,便欣然仿其例而广其辞。最典型的是《广校雠略》,其自序说他自幼泛览群籍,于汉、宋诸儒,独宗二郑,以为东汉郑玄经术、南宋郑樵史裁,譬诸灵海乔岳,无以益其崇深。于是仿郑樵《通志》二十略中的《校雠略》体例,首正校雠之名,次辨著述之例,复厘析二千年来儒学大小深浅之故,旁及文献部类分合之际、书籍散亡之原、校正讹谬之术,以及搜辑遗书、审定赝品等等论题,都为五卷百篇,名为《广校雠略》。《广文字蒙求》则是读清代学者王筠《文字蒙求》,认为其书有待充实推广,使之成为比较适用的古文字学入门之书,于是补列文字,推求字原,兼及六书义例与流别。又如其《汉书艺文志释例》,是因为读清末民初学者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病其杂沓繁冗,规规于史家笔法及修志义例,而于昔人造书目时甄审著录之际转多疏漏,非所以辨章学术”,遂“从事改作”。还有《清人文集别录》《清儒学记》等都是仿前人体例而精益求精之作。

再看其教学之需。先生不仅潜心读书,对教学也绝不马虎,每门课的讲授,都会认真编写讲义,也成就了他学术著作中因教学之需而撰的一类。如《四库提要叙讲疏》是在兰州大学为学生讲《国学概论》时编的讲义,《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文献学论著辑要》则都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因历史教学和研究生培养需要而编写的作品。《广文字蒙求》也是以其40年代任教各大学文史两系文字学课程讲义为基础的。《尔雅释亲答问》则是教学时师生问答的产物。

先生的研究之作,即其一生治学的终极目标所在,数量并不多,严格说来,只有《说文解字约注》和《中华人民通史》两种。其《说文解字约注》自序说,五十后,“忽慨然动念,欲重理旧业,自造新注”。其《中华人民通史》序谓,很早的时候便有意自创新体,试写一部《通史》,务求简明易懂。怀此有年,无暇握笔。“七十三时,忽下决心挤出时间偿此夙愿。”并一再声明,该书不是写给学者专家看的,而是写给民众看的,而且以衰老之身、一人之力,缺点、遗漏、谬误一定很多。可见,这两部书是先生融汇一生读书与研究心得的特撰之作,可谓厚积薄发、水到渠成。

综观先生一生读书治学,有读书路径、有撰述次第,今日青年学子不妨细数其文集,探其路而步其后,必有所成。正如工具在手、方法得当,则天空任我飞,大海任我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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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3月07日 10 版)


张舜徽:通人之学 博大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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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华中师大版《张舜徽集》
    张舜徽先生(1911—1992)是一代国学大师。新版《辞海》“张舜徽”条如是介绍:“中国学者。湖南沅江人。崇尚乾嘉朴学,治学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根柢,长于版本目录、校勘、考据,在经学、小学、史学诸领域均有成就。曾任兰州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建国后,历任华中大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学会第一至第三届会长。著有《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郑学丛著》、《清人文集别录》、《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说文解字约注》、《中华人民通史》等。”
  博大精深、著作等身的张舜徽先生一生出版著述二十余种,含遗著近千万字。他在《八十自叙》中自我总结说:“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各有所述。”张先生自学成材,在治学上走博通之路,赞赏通人之学。他一生勤奋治学,博涉四部,在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造诣精深,留下了大量论著。这位全国第一位历史文献学博士研究生导师,首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知名专家,其研究涉及文献学、文字学、经学、学术史、哲学、史学等诸多方面。
  著名学者蔡尚思称张舜徽先生为有学问的通人,是建国后在世的极少数几个国学大师(另有钱穆、柳诒徵等)之一。香港曹聚仁认为张舜徽经史之学成就实在如雷贯耳的钱穆之上。北京大学王余光则认为,在古典文献学领域,张先生的著作构建了学科思想、方法与研究规模,并成了古典文献学的基本范式。北京师范大学的徐梓把张舜徽先生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中,与陈垣并列为现代总结性史学(与批判性史学、建设性史学并列)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王宁则称张先生“一生勤奋治学,创获极多,诲人不倦,堪称楷模”。陕西师范大学赵吉惠盛赞张舜徽先生清代学术史研究成就,指出他的此类著作博大精深,富于原创性新见解,自立门户,自成一派,堪称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中的一大家;其深度和广度,都足以与梁启超、钱穆的清学史研究形成鼎足互补之势,值得我们做认真的比较研究。而华中师大刘筱红博士则以《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为题完成博士学业,其论文获省级优秀论文奖,得到学界好评。原国家教委古籍委称张先生为“海内大家”。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说张先生去世是“巨星陨落”。张先生的学术影响及于日本、台港及东南亚地区,仅在台湾一地翻印出版他的学术著作就有十多种。其学术论著在国内也多次获得省部级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和中国图书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经过多年酝酿、筹划,在张先生生前同事和学生——历史文献研究所诸位老师配合下,终于从2003年启动《张舜徽集》的编辑出版计划,预计在4年内完成。2004年3月,文集第一辑五卷七种以整体形象、崭新面貌亮相。它们包括:《中国文献学》、《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文集》每卷后均附有张先生已出版的著作目录。《张舜徽集》第二辑五卷(包括《周秦道论发微》、《郑学丛著》、《清代扬州学记》、《顾亭林学记》、《清儒学记》、《爱晚庐随笔》)的编选工作也已就绪,进入编辑出版流程,可望在不久的将来与读者见面。另外几辑也将在近年面世。
  这里我们不妨借用几位学者的挽张先生联来结束这篇短文:“著作等身,学术成就享誉海内外;文献宗师,弘扬民族文化领路人。”(杭州大学仓修良)“万世文献方家,英灵永寂;一代国学大师,宝典长存。”(山东大学洪浩菲)“学贵博通,冶经史子集于一炉,初月上书台,海内皋比堪屈指;心游费隐,越古今汉宋而独造,幽兰托毫素,黉门薪火有传人。”

周国林:历史文献学领域的经典之作--《张舜徽集》第一辑介绍

二十世纪中,学科分类渐趋细密,治学途径、方法较之先前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不过,在传统学术研究方面,也有少数学者远承古人治学之规,走由小学人经学、由经学入史学之路,博治四部,在文史哲诸领域均取得丰硕的成果。张舜徽先生(以下省“先生”二字)就是这类学者中一位突出的人物。
 1911年,张舜徽出生在湖南沅江县一个书香世家。自幼耳目濡染,养下勤奋治学的良好习惯。而祖辈、父辈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爱好,则促使他走向经史朴学的研究道路。从幼年到十多岁,他在父亲指导下,打下了文字学的基本功,并大量读经、读文。十七岁后,他离别家乡,到外地求学。开始到长沙,后来到了北京。他的姑父余嘉锡先生,是著名的目录学家,《四库提要辨证》的著者,当时在辅仁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之一)任教。张舜徽住在姑父家,因此得以多识通人。当时京城名流学者,如经学家吴承仕,语言文字学家沈兼士、钱玄同,史学家陈垣、邓之诚,金石学家马衡等人,张舜徽都曾向他们求教。几年之中,每天从早到晚,张舜徽都到北海图书馆读书,日有定程。加之有名师指点,他左右采获,受益良多。他后来回忆这几年的求学经历说:“一生读书进展最速,盖无逾于此时。”
 在治学过程中,张舜徽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读大部头书不畏难。二十多岁时,他有志于通读全史,就舍弃人世一切习俗之好,在涉览其他书籍外,用百衲本二十四史校读殿本二十四史,每天一卷,花了整整十年,全史校毕,写下几十厚册的札记。这些札记后来虽然毁于兵燹,但校读全史的过程无疑提高了他的史识,打下了学问的根基。他的体会是:“为学而不厚植其基,则无以远大。”
 凭着深厚的根基,张舜徽博涉广营,在经史子集四个方面都有不少的创获。刚刚三十岁,他便发表了第一部专著《广校雠略》。此后著述不辍,到1992年去世,专著出了二十多部,八百多万字。数量之高,并世学者中实不多见。并有部分遗稿,尚待整理。他曾在《八十自叙》中总结说:“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各有所述。爰集录治小学所得者,为《说文解字约注》;集录治经学所得者,为《郑学丛著》;集录治周秦诸子所得者,为《周秦道论发微》、《周秦政论类要》;集录治文集笔记所得者,为《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而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匡正旧史,则于《史通》、《文史通义》皆有《平议》;创立新体,则晚年尝独撰《中华人民通史》,以诱启初学;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平生致力于斯,所造亦广。若《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汉书艺文志通释》、《汉书艺文志释例》、《四库提要叙讲疏》诸种,固已拥彗前驱,导夫先路。”此仅为就其平生著述中较费心力者而言,已足以显示出他治学的求实精神、创造精神和博大的气象。
 早在20世纪70年代,张舜徽的若干重要论著还未出版,著名学者曹聚仁在其《听涛声随笔》中,就已经把张舜徽的经史研究同国学大师钱穆相提并论。在张舜徽去世后,思想史家蔡尚思著文指出:国学大师“是指旧时所谓经、史、子、集等部图书都读得多,也研究得深,而且有自己见解的。这同时也可以叫做‘通人”’。认为解放后能称得上国学大师的,“似乎也只有柳诒徵、钱穆和张先生等少数人。”“张先生是无愧为有学问的通人的!”蔡尚思与张舜徽是同一代人,且岁数稍长。他的评价,是有相当分量的。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学术成就要得到同代人的首肯,比受后辈学者的肯定更要难一些。
 2003年,鉴于张舜徽在学术上的突出贡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学校百年华诞之际,决定为这位校史上的代表性学者出系列文集。文集的第一辑于2004年3月推出,共七部五册。即《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合为一册),《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合为一册),《中国文献学》,《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这一辑的内容,以历史文献学的内容为主。以下重点介绍一下《广校雌略》、《中国文献学》、《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四部书,并兼及另外几部。
 开展文献学理论研究,建构文献学学科理论体系,贯穿于张舜徽的一生之中。《广校雠略》,是他推扩宋代人郑樵《校雠略》理论与方法的一部文献学著作。全书五卷,分为十九论一百篇,这是张舜徽三十岁以前治学的小结。开卷为《校雠学名义及封域论》二篇,即“目录板本校勘皆校雠主事”、“目录学名义之非”。认为校雠之事始于周宣王之时,至汉成帝时刘向等人校书秘阁,此业乃成专门之学。刘向每校一书辄有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后又集众录谓之别录,当即后世目录解题之始;校书时广储副本,当即后世致详版本之意;校雠时留心文字讹误之是正,当即后世校勘之发端。故目录、版本、校勘三事,“但举校雠,自足该之。语其大用,固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张舜徽关于目录版本校勘不必独自称“学”的观点,学者中有不同的看法。不过,这一点并不重要。他称举校雠的大名,旨在强调三者的联系,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标,这一学术宗旨是大家认同的。他关于文献学的若干理论建树,便是他上推校雠古义、考察学术源流的思辨成果。诸如著述体例、著述标题、作者姓字标题、援引古书标题、序书体例等诸多内容,书中皆有论列。如《著述体例论》中,论述自古以来书籍可分为著作、编述、钞纂三大类,有助于人们认识各类书籍的本末先后、高下浅深。又如《汉唐宋清学术论》十八篇,论述辨章学术始于太史公、郑玄校注群经实寓辨章学术之意,直到清代道咸以下学者依附乾嘉之弊、模拟著书之非等等,实际上是一部提纲挈领的文献学史。从汉至清两千年中的文献整理与研究状况,都概括在这里了。
 《广校雠略》之末,附有《释例》数种。释例之作,张舜徽是有深意的。他认为:“古人著述不言例,而例自散见于全书之中。后人籀绎遗编,多为之方以究得其例,信能执简驭繁,执类统杂,施之初学,尤为切要。”于是撰成《汉书艺文志释例》,以明刘向、班固叙录群书之旨;又撰《毛诗故训传释例》,以穷经注之源;撰《世说新语释例》,以穷史注之变。
 对《广校雠略》中的见解和内容,张舜徽后来又有扩展和发挥。专著一为《汉书艺文志通释》,一为《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通释》是对《汉书·艺文志》的逐句疏释,“凡前人之说有可取者,悉甄采之,句读之有误者正之,史证之偶疏者补之,亦间附论以评断之。”这种立足于史实而有见识的疏释,对读者了解秦汉学术源流、簿录体例,为用至弘。《校读法}则是为指导后辈校读古籍而作,全书分为四编,力求通俗简明。第一编为通论,讲校读古书的基本条件;第二、三编为分论,分论上专谈校书方面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分论下专谈读书方面的问题;第四编为附论,谈辨伪辑佚方面的问题。
 《中国文献学》是张舜徽七十岁时的著作。当时,他已创建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又被评定为全国首位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深感加强文献学理论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于是马上清理自己的思绪,凭着以往多年的积累,很快便写出这部书,以应学术界的需求。《中国文献学》分十二编、六十章。与先前及同时代的同类著述相比,这部书不仅仅是文献学史的叙述,也不仅仅是文献基本知识的介绍,而重在论证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总结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和丰硕成果,阐述历代校雠学家和清代考证家整理文献的业绩,提出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以及整理文献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务。张舜徽认为,文献学的范围包罗很广。他采用梁启超“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之说,指出当今的文献学工作者,应该继承前人的方法经验,对保存下来的图书资料进行整理,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具体说来,比较迫切的任务有甄录古代遗文、改造二十四史、整理地方志书、融贯诸子百家四项。而整理文献更重要的工作,还在于与研究相结合,从繁杂的资料中剪裁熔铸,编述为内容丰富的通史,为社会服务。显然,张舜徽希望当代的“文献学”,要比过去的“校雠学”取得更高的成就。
 《清人文集别录》是一部叙录之作,是张舜徽长期钻研清人文集的成果。十多岁时,张舜徽就开始接触清人文集,三十多年后,所寓目的文集已达一千一百多种。不用说,数量如此之多的文集,不是一般人所能读到,即使能够读到,也不一定抓得住要领、理得出头绪来。张舜徽有感于刘向校书时写作叙录的深意,每一文集读毕,便考订作者行事,记录书中要旨,推究其论证得失,核定其学识的深浅,各为叙录一篇,以推见一代学术的兴替。最后,他从写出的六百七十多家叙录中,选出价值较高的六百家,汇为《别录》二十卷。这六百家文集以儒林、文苑中人物为多,大抵清人在碑传志状、刻书序跋、金石跋文以及诂经证史、议礼明制、考文审音、诠释名物等方面有价值的文集,都收罗进来了。而对诸家考证之语,凡论断审密、确有发前人所未发者,都特为拈出,着意介绍。尤为难得的是,叙录能将每人文集放在一代学术演进的背景下去观照、去解说,从总体上把握清代学术流变,并以比较的方法鉴别各入学术的高下与途辙的异同。全书的编排,略依时世先后,系联而下,其有家学、师承或友朋讲习之益者,就放到一起,以见授受濡渐的轨迹。这部提要性质的佳作,初版后就受到学者们的欢迎。著名学者顾颉刚在给张舜徽的信中,评价这部书“启牖之功,实在张香涛(即张之洞)《蝤轩语》、《书目答问》之上”,称赞张舜徽“别白是非,指明优劣,上绍向、歆之业,下则藐视纪昀之书,其发生影响之大,固不待言也。”
 《清人笔记条辨》是《别录》的姊妹篇。清人笔记虽不及文集之多,张舜徽几十年中所寓目者,也有三百多家。经过别择去取,他从中选出一‘百家加以评论,分为十卷,以时代先后编排。每家皆先述其生平,而后言其著述。由于笔记体裁与文集有别,张舜徽所做工作,也与《别录》有些差异,即《自序》中所说的“择其义之可采者,分条件系,加以考辨,亦有综述而论列之者。”所谓的“考辨”与“论列”,就是“凡遇精义美言,则为之引伸发明;或值谬说曲解,则为之考定驳正。”这样,写作形式很灵活,往往是笔之所至,上下五千年,纵横三千里,名言趣谈俯拾皆是。既向读者展示出自己的学识和人生经验,又使读者对清人笔记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对清人笔记的这种条辨形式,是叙录的一种变体。
 总的说来,《张舜徽集》第一辑所收七书,经过数十年的检验,被公认为历史文献学领域的经典之作。欲人历史文献学之门,这七部书不可不读。
 目前,《张舜徽集》第二辑正在紧张地编纂,估计将于2005年夏季出书。第二辑也包括七部五册,即《郑学丛著》、《周秦道论发微》、《史书三书平议》、《清儒学记》、《清代扬州学记》、《顾亭林学记》、《爱晚庐随笔》,其中第二部与第三部、第五部与第六部分别合为一册。这里面,有张舜徽研究经部、子部典籍的代表作,也有探索清代学术的系列专著,其学术分量相当重。《爱晚庐随笔》流传甚稀,著名作家孙犁曾说这部《随笔》“内容广泛,经史文艺,无所不包,于近代史料为详。所记充实有据,为晚清以来,笔记所少有。”以其稀见,也作为重要的学术著作在第二辑中推出,以尽快满足若于读者的需求。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2004-11-30

 

 

学兼四部的国学大师
  ——张舜徽先生百年诞辰述感

刘梦溪


  今年,2011年,是张舜徽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他1911年8月5日生于湖南省沅江县,没有进过学校,完全靠刻苦自学,成为淹贯博通、著作等身的一代通儒。我曾说章太炎先生是天字第一号的国学大师。章的弟子黄侃,也是当时后世向无异词的国学大师。章黄之后,如果还有国学大师的话,钱宾四先生和张舜徽先生最当之无愧。

  一代通儒 

  钱和张为学的特点,都是学兼四部,而根基则在史学。但同为史学,钱张亦有不同,钱为文化史学,张则是文献史学。古人论学,标举才学识三目,又以义理、考据、辞章分解之。义理可知识见深浅,考据可明积学厚薄,辞章可观才性高下。学者为学,三者能得其二,士林即可称雅,兼具则难矣。盖天生烝民,鲜得其全,偏一者多,博通者寡。三者之中,识最难,亦更可贵。无识则学不能成其大,才亦无所指归。张先生的识见是第一流的,每为一学,均有创辟胜解,这有他的《周秦道论发微》可证。

  道为先秦各家泛用之名词,但取义各有界说。儒门论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性与天道,孔子罕言。韩非论道,则云明法制,去私恩,而以儒家之圣言为“劝饭之说”(《韩非子·八说》)。管夷吾论道,无外无内,无根无茎,万物之要。老聃论道,强名曰大,道法自然。庄生论道,无为无形,可生天地。先秦诸家之道说,异同异是,释解缤纷。而《荀子·解蔽》“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一语,尤为历来研究心性之学者所乐道。《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虽出自“伪古文”,亦堪称中国思想的语词精要,至有被称作“十六字真传”者。

  然张舜徽先生别出机杼,曰:“余尝博考群书,穷日夜之力以思之,恍然始悟先秦诸子之所谓‘道’,皆所以阐明‘主术’;而‘危微精一’之义,实为临民驭下之方,初无涉于心性。”(《道论通说》)经过博考群书、日夜思之,而认为先秦诸家之道论,乃帝王驭民之术,亦即统治术,这是张先生对于先秦思想文化史的一项极大判断。此判可否为的论?思想史学者必不然。但在张先生,足可成一家之言。因为它的立说,是建立在精密比堪抽绎诸家文本基础之上的,以诸子解诸子,旁征博引,巨细靡遗。即如道和一的关系,老云“抱一”,庄云“通一”,韩非云“用一”,管子云“执一”,《吕览》云“得一”。此何为言说?张先生写道:“皆指君道而言,犹云执道、抱道、通道、用道、得道也。‘道’之所以别名曰‘一’者,《韩非·扬权篇》曰:‘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无双,故曰一。’韩非此解,盖为周秦时尽人而知之常识,故诸子立言,率好以‘一’代‘道’之名,无嫌也。”(同前)不能不承认纂解有据,而绝非腹笥空空之贸论也。

  张舜徽先生的独断之识,见于他所有著述,凡所涉猎的领域与问题,均有融会贯通之解。以本人阅读张著之印象,他似乎没有留下材料之义理空白。他的学主要表现为对中国固有典籍烂熟于胸,随手牵引,无不贯通。如果以考索之功例之,则张氏之学,重在典籍之文本的考据比堪。义宁之学的诗文证史,古典今情,宜非其所长。但二百万言的《说文解字约注》,又纯是清儒《说文段注》一系的详博考据功夫。《约注》一书,可见舜徽先生积学之厚。至于文法词章,置诸20世纪人文大师之列,他也是可圈可点的佼佼者。他文气丰沛,引古释古,顺流而下,自成气象。为文笔力之厚,语词得位适节,断判出乎自然,五十年代后之文史学人,鲜有出其右者。这既得力于他的学养深厚,也和年轻时熟读汉唐大家之文有关。他尝着意诵读贾谊《过秦论》、《陈政事疏》等长篇有力之文,以培养文气。虽然,张先生长于为文,却不善诗词韵语,或未得文体之全,但亦因此使张学无纤毫文人之气,实现了《史通》作者刘知几说的“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的“宏愿”。

  学兼四部

  古人为学所谓通,或明天人,或通古今,或淹通文史,或学兼四部。诸科域博会全通,则未有也。张先生于通人和专家之分别,规判甚严。他说以汉事为例,则司马迁、班固、刘向、扬雄、许慎、郑玄之俦,为通人之学;而那些专精一经一家之说的“博士”们,固是专家之学也。对清代乾嘉学者,他也有明确分野,指戴震、钱大昕、汪中、章学诚、阮元诸家为通人之学;而惠栋、张惠言、陈奂之、胡培翚、陈立、刘文淇,以治《易》、《毛诗》、《仪礼》、《公羊》、《左氏传》等专学名家,则为专家之学。即以张先生界定之标准,我也敢于说,他是真正的通儒,所为学直是通人之学。

  张先生为学之通,首在四部兼通。他受清儒影响,从小学入手,即从文字、声韵、训诂开始,此即清儒所谓“读书必先识字”。再经由小学而进入经学。先生所治经,以郑学为圭臬,可知其起点之高。汉代经学发达,有五经博士之设。然家法成习,碎义逃难,终至经学为经说所蔽。逮汉末大儒郑康成出,打破今古文之壁垒,遍注群经,遂为“六艺之学”立一新范。故张先生之《郑学丛著》一书,未可轻看。此书正是他由小学而经学的显例。书中《郑学叙录》、《郑氏校雠学发微》、《郑氏经注释例》三章,尤为后学启发门径。但张先生虽治经,却不宗经,以经为史、经子并提,是他为学的习惯。要之许(慎)郑(玄)二学,实为先生为学之宗基,故能得其大,积其厚,博洽而涯岸可寻。张之洞《书目答问》谓“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已由张先生为学次第得到证明。至于子学,《周秦道论发微》为其代表,前已略及。明清思想学术,亦为先生所爱重,则《顾亭林学记》、《清代扬州学记》两书,是总其成者。集部则《清代文集别录》(上下册)、《清人笔记条辨》,识趣高远,宜为典要。

  当然张先生学问大厦的纹理结构还是乙部之学,也可以说以文献史学为其显色。斯部之学,其所著《汉书艺文志通释》,《史学三书评议》、《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等,均堪称导夫先路之作。所以然者,因先生一直自悬一独修通史之计划,终因年事,未克如愿。晚年则有创体变例之《中华人民通史》的撰写。一人之力,字逾百万,艰苦卓绝,自不待言。仅第六部分“人物编”,政治人物21人、军事11人、英杰12人、哲学19人、教育15人、医学15人、科学18人、工艺技术10人、文字学7人、文学16人、史学12人、文献学8人、地理学8人、宗教4人、书法12人、绘画12人。各领域人物共得200人,逐一介绍,直是大史家功力,其嘉惠读者也大矣。而史标“人民”,复以“广大人民”为阅读对象,用心不谓不良苦。但以舜徽先生之史识史才,倘不如此预设界域,也许是书之修撰,其学术价值更未可限量。

  沾溉后学

  张舜徽先生一生为学,无论环境顺逆,条件优劣,从未中辍。每天都早起用功,又读又抄。抄是为了加深记忆。小学的根底,得其家传,是自幼打下的。十五六岁,已读完《说文段注》。中岁以后益增自觉,竟以十年之功,将三千二百五十九卷的“二十四史”通读一过。晚年,学益勤。至20世纪八十年代,先生已年逾七旬,仍勤奋为学,孜孜不倦——

  天热,就在桌旁放一盆冷水,把湿毛巾垫在胳膊下;汗流入眼睛,就用毛巾檫一下再写。天冷,手冻僵了,就在暖水袋上捂一下,继续写下去。雨天房子漏水,就用面盆接住;水从室外灌进屋里,就整天穿上胶鞋写作。每晨四点起床,晚上睡得很晚。就是这样,经过十年苦干,整理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张君和编《张舜徽学术论著选》,页635)

  意志、勇气和毅力,是张先生为学成功的秘诀。他认为“才赋于天,学成于己”。识则一半在天,一半在己。勤奋努力与否,至为关键。为将己身之经验传递给后学,1992年初冬,当其八十一岁之时,还撰写《自学成才论》上下篇,交拙编《中国文化》刊载,此距他不幸逝世,仅两周时间。

  《自学成才论》之上篇写道:“自隋唐以至清末,行科举之制达一千三百余年之久,而事实昭示于世:科举可以选拔人才,而人才不一定出于科举。以高才异能,不屑就范,而所遗者犹多也。清末废科举,兴学校,迄于今将百年矣。而事实昭示于世:学校可以培育人才,而人才不一定出于学校。以出类拔萃之士,不必皆肄业于学校,而奋起自学以成其才者济济也。”又说:“自来豪杰之士,固未有为当时制度所困者,此其所以可贵也。”更标举孟子“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之义,提出“虽无学校犹兴”才是廓然开朗、有志有为的“伟丈夫”。

  张舜徽先生本人,就是“虽无文王犹兴”的豪杰之士,也是廓然开朗、有志有为的“伟丈夫”。《自学成才论》下篇,叙列王艮、汪绂、汪中等孤贫志坚的学术大家,开篇即云:“自来魁奇之士,鲜不为造物所厄。值其尚未得志之时,身处逆境,不为之动,且能顺应而忍受之。志不挫则气不馁,志与气足以御困而致亨,此大人之事也。盖天之于人,凡所以屈抑而挫折之者,将有所成,非有所忌也。其或感奋以兴,或忧伤以死,则视所禀之坚脆,能受此屈抑挫折与否耳。”所陈义固是先生一生为学经历之总结,深切著明,气势磅礴,字有万钧。“自来豪杰之士,固未有为当时制度所困”、“自来魁奇之士,鲜不为造物所厄”,屈抑和挫折预示着“将有所成”。试想,这些论断,是何等气魄,何等气象!真非经过者不知也。

  张舜徽先生为学的这种大气象和真精神,垂范示典,最能沾溉后学。所谓学问之大,无非公心公器也。学者有公心,方能蓄大德;视学术为公器,才能生出大智慧。我与先生南北揆隔,未获就学于门墙之内。然我生何幸,当先生晚年董理平生著述之际,得与书信往还,受教请益,非复一端。八十年代末,《中国文化》杂志筹办之始,即经由先生弟子傅道彬先生联系,函请担任学术顾问一职,蒙俯允并惠赐大稿《中华人民通史》序,刊于《中国文化》创刊之第一期。九十年代初,拙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启动,尝以初选诸家之列目呈请教正,先生很快作复,其中一节写道:

  细览来示所拟六十余人名单,搜罗已广,极见精思。鄙意近世对中国文化贡献较大者,尚有二人不可遗。一为张元济,一为罗振玉。张之学行俱高,早为儒林所推重,实清末民初,大开风气之重要人物,解放前一直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著述多种,商务印书馆陆续整理出版。罗于古文字、古器物之学,探究广博,其传布、搜集、刊印文献资料之功特伟,而著述亦伟博精深,为王国维所钦服。王之成就,实赖罗之启迪、资助以玉成之,故名单中有王则必有罗,名次宜在王前。罗虽晚节为人所嗤,要不可以人废言也(六十余人中,节行可议者尚多)。聊贡愚忱,以供参考。闻月底即可与出版社签下合同,则选目必须早定。此时合同未立,暂不向外宣扬。如已订好合同,则望以细则见示。愚夫千虑,或可效一得之微也。京中多士如云,不无高识卓见之学者,先生就近咨访,收获必丰,亦有异闻益我乎?盼详以见告为祷。

  张先生对罗振玉和张元济的推重,自是有见。我接受他的意见,罗后来列入了,但张未能复先生命。张先生此信写于1991年5月23日。至次年1月16日,仍有手教询问《丛书》之进展情形。而当我告知近况之后,张先生喜慰非常,又重申宜包括张元济的理据。现将张先生这封写于1992年4月13日的来示抄录如下,以资纪念,并飨读者。

 梦溪先生大鉴:

  得三月二十五日惠书,藉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之编纂,布置就绪,安排得体,以贤者雄心毅力为之,必可早望出书,甚幸事也!承嘱补苴遗漏,经熟思之后,则张菊生先生(元济)为百年内中国文化界之重要人物,而其一生学问博大,识见通达,贡献于文化事业之功绩,尤为中外所推崇。其遗书近由商务整理出版甚多,可否收入,请加斟酌。往年胡适亟尊重之,故中央研究院开会,必特请其莅临也。承示《中国文化》第五期即可出书,此刊得贤者主持,为中外所瞩目,影响于学术界者至深且远,我虽年迈,犹愿竭绵薄以贡余热也。兹录呈近作二篇,请收入第六期,同时发表。好在文字不多,占篇幅不多,并请指正!专复,即叩

  近安

  张舜徽上

  四月十三日

  此可见张舜徽先生对《经典丛书》的悉心关切。可惜他未及看到丛书出版,就于1992年11月27日遽归道山,终年八十一岁。他其实还在学术的盛期。他走得太早了。张先生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落款时间为1992年11月9日,距离他逝世仅十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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