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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蒙学教育研究——北京海印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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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梁启超的儿童教育思想————转载  

2013-04-25 19:45:49|  分类: 大师谈治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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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梁启超的儿童教育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同时,也是近代著名的“教育救国”的积极倡导者,从“开民智”、“养新民”的愿望出发,将教育视为中国起死回生的良药。他在1896年发表的《变法通议》中指出:“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1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存亡是由整体国民的素质决定的,要养成特色之国民,就必须从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入手,使全体国民“备有资格,享有人权”,具有自动、自主、自治、自立的品质,融民族性、现代性、开放性于一体,“为本国之民”,“为现今之民”,“为世界之民”。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内涵,几乎融合了现代教育的各个方面。

在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儿童教育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在给光绪帝上的《变法通议》中,他还专门写了《论幼学》一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儿童教育主张,可见,儿童教育在他的改革思想和教育思想中所占的地位。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他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2也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梁启超将儿童教育看作国家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出于对传统官方教育只重高等教育而忽视初等教育的批判,梁启超尤其强调小学的重要性。他认为儿童教育的意义在于:“人生百年,立于幼学”3,所以,在《论幼学》中,他详细地阐述了儿童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问题。在他看来,“今日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之始”4,也就是要仿效西方实行强迫义务教育。梁启超的儿童教育思想不仅推动了中国近代儿童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对于我们当前的儿童教育改革也是有一定的启示的。

(一)提倡儿童教育的背景

   20世纪末期,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更加严重,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的教育环境使得教育发展仍然十分滞后。在《论幼学》开篇,他即点出:“西人每岁创新法,制新器者,以十万计。著新书,得新理者,以万计,而中国无一焉。西人每百人中识字者自八十人至九十七人,而中国不逮三十人”5。中国和西方在知识掌握上的差距,使得他深刻的体会到了国民教育的必要性。他又认为,小学人生治学的基础,他比喻作登楼,不可能不经过初级就登上楼顶。所以,他特别提倡儿童教育。在戊戌变法前,西方心理学和教育学知识即已零星传入中国,梁启超通过对这些知识的了解,对中、西教学方法进行比较,写成了《论幼学》一文,倡导对中国儿童教育进行改革。

   在比较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中国传统的儿童教育方式压抑儿童个性发展,而传统的儿童教育方式是以科举考试为目标和导向,这就使得儿童教育存在着众多的弊端。一是教育内容狭窄。对于不在考试范围内的知识都不闻不问,“凡书而非考试所有事者,可无读也”6。二是忽视培养儿童的道德熏陶和人格培养。儿童从小接受的考取功名的教育严重的毒害了少年儿童的身心,使得他们“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对儿童的发展极为不利。三是教育内容脱离实际。如果不走科举正途,对于那些“为农、为工、为商、为兵者”,这些东西都“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极大的限制了人的发展,也限制了社会的发展。四是违背教育规律。由于科考以经学为主,“试题所自出耳,科第之所自来耳”,这就导致了教育过程中以读经诵经为目的,“未尝识字,而即授之以经”、“开塾未及一月,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语,腾跃于口,洋溢于耳”7,教学顺序严重倒置。由于科举考试试题确定于四书五经,需要考生们自己发挥的内容少之又少,所以学生只需死记硬背就好,这就使得封建社会的儿童教育采取了以记诵为主的教学方法,而正是这种死记硬背,延误了学童大脑的开发,“故窒脑之祸,自考试始”8。梁启超认为这不是对思想和智慧的引导和启发,反而是对人的智慧的窒息,他进而提出,这种儿童教育方法的不当正是导致中国人创造力缺乏的根源,正是被西方人拉开差距的根源,正所谓“导脑者脑日强,窒脑者脑日伤,此西人之创新法制新器者,所以车载斗量而中国殆几绝也。”9

  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一个十分有影响力的人物,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所创造的儒家学派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独领风骚,长期占据政治主流地位。1895年,康有为写成《孔子改制考》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在《论幼学》一文中,梁启超也引用了很多孔子及儒家学派的言语和理论,并且他还提倡“每日八下钟上学,师徒合诵赞扬孔教歌一遍”,“每十日一休沐,至日,师徒晨集堂中,祀孔子毕,合诵赞扬圣教歌一遍”10,不仅反映了他对儒家教育理论的肯定,更能反映出他也希望以儒家的理论作为自己变法理论的掩护。

(二)   儿童教育的内容

   梁启超通过与西方儿童教育思想的比较得出,中国儿童教育方法上确实还存在着很严重的缺陷。于是,在西方儿童教育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古代教育儿童的方法,他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儿童教育的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主张改革儿童教育的教材、课程和教法

  梁启超认为中国以科举为导向的儿童教育方法违背了教育规律,极大地损害了儿童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并且没有实用性,于是他提出了“非尽取天下之学究再教之不可,非尽取天下蒙学之书而再编之不可”11的口号。在教材方面,他设计了一系列的儿童启蒙教材,具体来说,总共有七种,包括识字书、文法书、歌诀书、问答书、说部书、门径书、名物书(即字典)等,并且相应介绍了学习这些教材的基本方法。这些书几乎囊括了各个方面的知识,对于扩大儿童的视野和知识面是很有的帮助的。在设计儿童启蒙教材的时候,他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和发展规律,主张教材应该通俗易懂,由浅入深,有繁反约,并且主张联系时事,阐发各个发面的道理,来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是“人心自新,人才自起”,从而达到国强的目的。在课程发面,他为儿童设计了一张一日的课程表,其所学内容包括了内容包括了语文、算术、外语、体育及经学、史学、子学、天文、地理、历史、物理等各门的基本常识,体系较为完善,并且中西兼学,具有非常鲜明的近代教育特点。在教学方法上,梁启超主张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教学方法,在儿童学习书面语言表达教材的文法书方面,他说到“初授粗切之事物,渐授浅近之议论,初授一句,渐三四句以至十句,两月之后,乃至三十句以上”12,就非常鲜明的表明了他的这个观点;此外,他还主张要根据儿童的年龄施以不同的教育内容,并且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注意启发儿童的智慧和悟性,因势利导,促进儿童大脑的的发育,反对死记硬背的盲目的教育方法。

2.  提倡趣味教育

梁启超是一个极力主张趣味主义的政治家和学者,他在许多场合称自己是一个趣

味主义者。趣味教育是梁启超儿童教育思想的显著特色,也是他晚年所力行的教育方法。早在《论幼学》一文中,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了趣味教育的重要性。他比较中国与西方教育方法时就已经看到了西方儿童趣味教育的优点:“必教以天文地学、地学浅理,如演戏法,童子所乐知也,必教以古今杂事,如说鼓词,童子所乐闻也”,“又闻西人与三岁孩童,欲教以字,则为球二十六,分刻字母,俾作玩具,今日以AB两球与之,明日从彼索A球,有明日而从彼B球,二十六日,而字母毕记矣”,“日用饮食,歌唱嬉戏,随机指点,因势利导,何在非学,何事非教”13。

在他看来,趣味教育既是一种手段,同时也是教育的目的之一。他说:“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残趣味。”14虽然,在当时以及以后得很长时间里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法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但是,他却把这种趣味教育法应用到他自己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他教育孩子时一再要求孩子们不要用功过猛,必须注意休息,并且多游戏运动,学习方法要得当,“只求理解,无须强记”。在给长女思庄的信中,他鼓励她“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据你三哥说,你近来看文学书不少,甚好甚好。你本来有些音乐天才,能够用点功,叫他发荣滋长最好”15。这样的趣味教育在他给子女的信中多有反映。趣味教育的熏陶使得梁氏子女性格乐观,兴趣广泛,朋友众多,不管环境如何变化,都能热爱生活、乐学好进、勤于事业,并且各自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学有所成。

梁启超也并不是一味的提倡趣味教育,而忽视了知识的传授,他主张趣味教育要适度,既不能过度,也不能抵制。他在《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一文中指出,“教育儿童纯用趣味引诱,则不能扩张其可能性”16。趣味教育必须适度,这样才能够避免过于趣味而趋向浅薄,既能够使孩子们掌握知识,同时又能使孩子们快乐的学习,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3.  发展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

  梁启超认为,儿童教育的责任很大程度上在于教师。他认为,当时中国的教师“蠢陋野悍,迂谬猥贱”,“毁齿执业,鞭启觥挞,或破头颅,或溃血肉”,“导之不以道,抚之不以术”17,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教师,才使得中国的儿童教育质量低劣,让他们做学校的教师“是欲开民智而适以愚之,欲使民强而适以弱之也”18。对于教师的培养,他十分赞成西方的“学究必由师范学堂,使习于教术,深知其意也”的做法,认为“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在《论师范》一文中,他提出必须将师范学堂的设立同小学堂的设立结合起来。从京师到各省府州县,遍设小学堂,同时辅之以师范学堂。小学堂之教师由师范学堂之学生充任,以小学堂教学之效果,来检验师范学堂教学之效果。这也反映出他希望通过发展师范教育促进儿童教育发展的思想。

  此外,梁启超还十分赞成儿童教育百分之七十二归于家庭教育的西方儿童教育观点。儿童幼时,几乎全由母亲抚养,母亲对儿童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而“中国妇学不讲,为人母者,半不识字,安能叫人”19,“女学衰,母教失”20,这也是他为什么提倡女子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发展儿童教育,就要发展女子教育。所以,他非常赞成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女子教育,以达到“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21的效果。

4.建立小学义务教育制度,普及小学教育

   梁启超在比较中西方儿童教育的过程中发现,“西人每百人中识字者自八十人至九十七人,而中国不逮三十人”,得出中国人的受教育程度相当低。他认为无论是从中国前途着想,还是从培养国民的教育目标来看,义务教育都是十分重要的。他说:“中国之衰弱,由于教之未善……立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学校。22”因此在1902年发表的《教育政策私议》一文中他指出:“今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为了普及义务教育,他主张,凡有千人以上的市镇和乡村,必须设小学一所.而小于一千人的乡村,可以数村合设一所小学。他要求:“子弟及岁不遣就学,则罚其父母。” 应该说,梁启超关于义务教育的见解,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和需求。它在客观上有利于劳动群众获得最低教育的权利,养成地方自治教育之风,这是强国的起点,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三)   梁启超儿童教育思想评价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提倡改革儿童教育的知识分子。作为他教育思想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儿童教育思想是在变法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具有很明显的近代教育的色彩,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里,又经过不断的发展,为后来儿童教育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它是梁启超在比较中西方儿童教育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教育中的优秀部分而提出来的。它的提出,反映了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学习西方,改造落后的封建儿童教育,发展近代儿童教育的美好愿望。它融合了中西方的不同文化,体现了梁启超忧国忧民、敢于开拓进取的精神。

梁启超的儿童教育思想里吸收了很多西方儿童教育的观念,这与当时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的社会环境和提倡学习西方进行改革的风气是分不开的。梁启超的儿童教育思想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作为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其一,对儿童教育的改革,有助于警醒中国有志于教育的人士,促使中国儿童教育从固步自封的落后状态走向改革;其二,对儿童教育进行改革,有助于改变传统的文化风气,推动国内文化风气的进化;其三,对儿童教育进行改革,有助于推动科举取食的改革,为国家建设提供更多的人才;其四,也是最重要的,对儿童教育进行改革,有助于从根本上扭转国人的受教育状况,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为政治社会改革的全面展开奠定坚实的基础。虽然,梁启超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的本意是好的,但是,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只是介绍了西方教育思想的表面,远没有对西方的儿童教育思想作系统、全面、深刻地了解和研究,这也就使得他的这种教育思想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难以真正的贯彻实施。

由于当时的中国处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初级阶段,这就使得梁启超的儿童教育思想除了受到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之外,还深受儒家传统教育思想和内容的影响,尤其是深受孔孟的影响。梁启超虽然试图超越封建的传统的儿童教育,但梁启超从小深受儒家学派的影响,十分欣赏古人的教育方法,而且我们也不能排除他“托古改制”的嫌疑,以中国古代第一教育家和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派为掩护来证明改革儿童教育思想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以,梁启超的儿童教育思想不可能完全摆脱封建的传统的儿童教育,其儿童教育思想还是保留了较浓厚的封建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在设计教材方面,梁启超更多的偏向于中国古代的传统书目,虽然有近代的书籍,但少之又少,这固然可以保留下丰富的传统文化,不至于像五四时期的“一刀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改革举步维艰,尤其是提倡“祀孔子”、“师徒合诵赞扬孔教歌一遍”,更使得保守人士在今后的改革过程中找到了借口。

虽然,梁启超的儿童教育思想的中西结合的方式是十分简略和粗糙的,而且他的思想理论也并不是十分系统全面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但不可否认,他提倡的从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来教育儿童、进行趣味教育、改革儿童启蒙教材和教学方法、小学义务教育等方面还是有值得肯定之处的,其部分思想对清末“新政”时期儿童教育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推动了近代儿童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可以说,梁启超的儿童教育思想是中国近代教育界的一盏启明灯,虽然光芒微弱,但毕竟开启了新时代的儿童教育。

 

参考资料:

1《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梁启超全集》第一卷,15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2《少年中国说》,《梁启超全集》第二卷,409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3《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卷,34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4《教育政策私议》,《梁启超全集》第三卷,754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5《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卷,34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6《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卷,35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7《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卷,34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8《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卷,35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9《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卷,35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10《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卷,40、41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11《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卷,37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12《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卷,38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13《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卷,34、37、40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14《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十三卷,3964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15 转自张红霞:《梁启超家庭教育思想研究》,2006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16转自刘果元:《梁启超儿童教育思想初探》,《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6月

17《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卷,36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18《论师范》,《梁启超全集》第一卷,29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19《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卷,40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20《论女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卷,31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21《倡设女学堂启》,《梁启超全集》第一卷,104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22《学校总论》,《梁启超全集》第一卷,19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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