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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蒙学教育研究——北京海印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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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叙伦传略二  

2014-01-18 22:56:55|  分类: 大师谈治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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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叙伦在我国传统语言学的文字、音韵、训话各方面, 都有很深的造诣, 尤其对文字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学术巨著《说文解字六书琉证》(1 9 5 7 , 科学出版社) 在《说文》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清代研究文字学、语言学, 音韵学的特别多, 乾隆, 嘉庆年间, 是“汉学极盛” 的时代。汉学的主要质素就是所谓“经小学” 。清人所研究的小学, 实即现代的文字学、语言学, 音韵学, 其中戴展、钱大听、王念孙. 段玉裁等都是名师。但清代汉学家都认为不通“ 小学” 就不能通“经学”。语言学在当时只注意到古代的方言, 搜寻些古书里的记录的方言, 编做几部书, 实在不曾踏入语言学的门径。直到清末结束“ 汉学” 的章炳麟, 做了一部新方言, 才算是走上语言学的路, 还有钱大听的证明古无轻唇音, 戴震作了转语, 说明同位位同是一切文字语言的声音通转的枢钮, 都是很有价值的。但清代研究文字的人们, 因为对于文字组织的规则和条件未曾弄得明白, “不能定六书之分界, 阐六书之实质” 。且多只格守《说文》原书, 为之注疏, 虽用力很多, 仍不能前进。真正拿文字做对象来研究的除了王编外并不多见。
民国以来, 马叙伦博考金甲文. 吸取近六十年来近人研究的成果, 撰著《说文解字六书疏证》。
《说文解字六书琉证》创始于1 9 1 1 年, 毕业于1 9 2 8年, 出版于1 9 5 7 年, 数十年间三易其稿。初稿名六书分纂, 解散说文解字原书次第, 以表式分类纂注, 后复创一稿, 每文不提行, 易名疏证, 后再易其稿成今稿。他在《琉证》的自叙里说: “ 伦以三十年之勤, 草成此书, 所发正者, 巨细将近千事”, “伦从事此事, 先后求得清代治许书者之著作百数十种” 。全书援引丰博, “ 言材料, 则许书以外, 凡金石刻文与夫古今实器实物及一切与文字历史环境之有关系者, 皆不得而弃”。该书不独体例为殊, 内容更为世人心折。先事校仇, 次为琉证, 依据六书分析许书文字, 各归其类, 联系古音, 明其音转, 研究转注甚精辟, 对于假借, 亦多归纳。其最大的功绩是纠正了《说文》根据小篆形体, 解释形义的谬误。就《说文》学来说, 这是一个总结性的结果。杨晨认为“篇段、桂之膏盲, 发王、朱之墨守, 六书渊海, 疏通证明” (见《说文解字六书琉证?来书》) 。吴士鉴认为“六书琉证, 博采众说, 择精语详, 有清三百年来无比杰作” 。(见《说文解字六书琉证. 来书》) 蒋善国认为“以‘《说文》学’ 的发展史说, 它是一个殿军和冠军, 它把《说文》向前推进了一步, 发展了《说文》。
其功甚伟, 而数百年来盛行的‘《说文》学’运动, 也就从此告终了。在民国文字学时代, 人们多创造文字学, 只有马叙伦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总结了《说文》学’运动, 今后? ? 注疏《说文解字》将一去不复返了。”“马叙伦的《说文解字六书琉证》完成了数百年来的‘ 《说文》学’”(见《汉字研究简史和成绩及其批判》, 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吉林省社会科学学术报告会《语言学文集》)马叙伦在文学字方面(包括“ 《说文》学” ) 还有《说文解字研究法》(1 9 3 3 年, 上海商务印书馆) 、《六书解例》(1 9 3 3 年, 上海商务书馆) 及《六书之商榷》( 《国文学会丛刊》, 1 9 2 4 年1 卷2 期) 、《清人所著说文之部书目初编》( 《图书馆学季刊》, 1 9 2 6 年1 卷1 期) 、《中国文字之原流与研究方法之新倾向》(《学林》, 1 9 4 1年6 辑) 、《关于中国文字研究的三项询问》( 《读书与出版》, 1 9 4 7年10 期)、《中小学教师应当注意中国文字的研究》(《国文月刊》, 1 9 4 7年51 期)、《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必须了解中国文字》( 《中国建设》, 1 9 4 7 年4 卷4 期)、《评< 中国文字的演变> 》( 《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专号, 1 9 4 8年) 等论著。
《说文解字研究法》是马叙伦写《疏证》的预备材料。该书介绍了《说文解字》的古本、字数、部首次第, 以及说文象形之文、指事之文、会意之义、形声之字、转注之字、假借之字, 说文重文、声韵、读若, 说文以同音很借字说解, 以方言为说解, 引经文以说字, 引群书以说字, 引通说为说解等, 并指出说文部首误分误合、说决二议混合、两字说解互讹、属字之误等间题。全书71 篇分门别类, 内容丰富, 对于研究《说文解字》有很大帮助。
《中国文字之原流与研究方法之新倾向》是从中国文字构造方法的六书, 去研究中国文字之发展和演变的。他断言: 我们中国的文字是从图语变来的, 我们所用的字, 并非出于一个人造的, 造字的人, 也不定精通小学的。他举出很多实例, 说明在图语时代这些本是图语, 后来取了它们造成的文字, 便成了指事、会意的字, 而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六个名词, 是后来研究文字的人们发现了它们相当的规则追加的。他说: “ 据我从说文和金甲文里看见的一切文字, 除了没有方法参考证明认识它们的一部分以外? ? 实在可以分析它们的构造, 归纳到象形、象事、象意、象声四类里去” , “ 就汉字来说, 无不从六书的方法构造出来” 。他运用六书的界说, 说明每一书的真相。该文还讨论了“文字之增加” , 考证了汉朝仓颇篇的字数, 推断了秦朝的仓领、爱历、博学三篇的字数, 进而翻了史摘篇为九千字的公案。史摘篇的字数历来众说纷纭。《汉书? 艺文志》说: “ 萧何草律, 亦著其法, 日: 太史试学童, 能讽书九千字以上, 乃得为史” 。《说文? 叙》说: “ 尉律, 学憧年十七已上, 讽摘书九千字, 乃得为史” 。而马叙伦认为九千的九字必是错字, 史摘篇的字数至多不过三千。在研究方法上, 他批评了过去和近代的文字学家的研究缺点, 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研究方法,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并借助于社会学、人类学的帮助。材料方面, 不限于《说文》, 也不限于金甲文,世界的象形文字也应是参考的重要资料, 实物也是重要的佐证。他冲破清人为通“ 经学” 才研究文字的侄桔, 把文字本身做为研究的对象, 积极地探索了新的研究方法。
《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必须了解中国文字》一文, 举了许多例子, 批评了代近考古学家对于文字认识上的错误, 提出从中国文字的结构去发现中国古代社会的痕迹, 以便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他自己就从研究文字去考证了官吏的由来以及社会和邦国家族的意义。他说: “ 从女臣两个字和史尹两个字看出官吏的来源有两个系统, 一个是奴隶, 工作生产的, 一个的书记, 管理生产的” 。可是, 商朝最高的官称尹, “这是周朝人拿周朝的官名去说商朝的事情。” (见《从文字上见官吏的由来》, 《大学》6 卷3 、4 期合刊) 。他从中国文字的构造, 考证社会、国家的进程, 如从甲骨文的翔字, 证明商朝已用货币交易的史实, 从村坊和社会组织及防护的意义看出它和国家的密切关系。(见《从中国文字上看社会和邦国家族的意义》, 《大学》6 卷1 期)
《中小学教师应当注意中国文字的研究》一文, 指出“ 中小学教师必须明了‘汉字, 的构造, 才能在教授儿童识字上增加他们的兴趣, 使他们更容易认识, 且使他们运用于写作, 不会犯意义不合的错误。” 文内详细例举了陈独秀《实巷字说》中许多不正确的研究结论及外国人罗逸民以为“ 瞳”与英文“ p u p il), 为同源字的误断, 说明了解音韵学和中国文字构造法的重要性。
《六书之商榷》一文讨论了六书的发生和发生的次序间题。他说: “ 以鄙人的研究, 八卦是土作成的, 并不是画” “结绳、八卦可以说是古代记事的工具, 却不能说是古代的文字” “ 结绳、八卦与六书无关”。对六书发生的次序, 班固《汉书, 艺文志》、郑众《周官保氏注》、许慎《说文》序中说法各异, 马叙伦根据自己的研究, 指出文字有初造的会意字, 有造了形声字再造的会意字, 或也有拿形声字来会意的(很少)。他赞同《汉书. 艺文志》说的次序: 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
马叙伦对金文和全石鼓也有许多研究, 发表了《石鼓文疏记》(1 9 3 5 年, 商务印书馆) 、《读金器刻词》(1 9 6 2 年, 中华书局) 和《石鼓文琉记引辞》( 《北平图书馆馆刊》, 1 9 3 3年7 卷0 期)、《石鼓释文序》( 《图书馆学季刊》, 1 9 3 4年8 卷2 期) 、《跋石鼓文研究》( 《东方杂志》, 1 9 3 7年34 卷18 、19 期合刊) 、《孙摘质先生校摘古录金文途记叙》(写于1 9 4 7 年. 1 9 5 8 年收入《马叙伦学术论文集》) 等学术论著。
关于石鼓的年代, 自唐至今未有定论, 马叙伦在《石鼓文疏记》和《跋石鼓文研究》中, 对石鼓的年代作了详细的考证, 认为石鼓是秦文公时的石刻。《读金器刻词》是他读了孙治让手较绪古录金文九卷而写的专门研究钟鼎文字的著作。他赞赏孙珠正旧释, 但觉得该手稿还有可以商榷之处, 提出来加以诊注, 并从古今民族社会的状况推断金石刻词中的词简, 以印证他的中国文字出于图语的论断。《石鼓文疏记引辞》赞赏孙治让“ 以治经者怡金石刻辞” , 并以为非此不得便i金石刻辞冰解冻释, 而研究经书必以通晓音韵训沽为根本, 研究金石刻词的文字“必盛于六书而合, 复之异器而符,征于故籍而信” 。《孙摘陵先生校摘古录金文途记叙》, 文中介绍了孙的治学方法, 并提出了一些文字加以讨论。
马叙伦于古籍整理、校勘、注疏、训沽方面有很深的研究, 其成果多收在《天马山房丛著》中。他考盛经史, 一绝响壁虚造, 被时人称为“ 出时之作” 。
马叙伦平素对老庄哲学兴趣亦浓。著有《老子夏沽》(1 9 2 4 年, 家刻本, 1 9 5 6 年再版后改名为老子校沽》) 、《庄子义证》(1 9 3 0 年, 商务印书馆) 、《庄子天下篇述义》(1 9 5 8年, 上海龙门联合书局) 等。
《老子核诂》是一部以校勘为主的书, 引用的资料相当丰富, 以清毕沉经训堂刊唐傅奕校定本为底本, 吸收了前人的许多校勘成果, 采用许多重要版本进行校勘, 征引类书及其它各书中《老子》的引文进行比较, 也作出自己的判断。
《庄子义证》有三十卷, 附录二卷, 校补一卷, 为《庄子》原书校堤硫证。《庄子》为千古佳作, 但其用字多以音类比方假借, 字义也久不为世人所用, 字音又因古今音读变迁, 所以读者难以理解, 更有人望文生训, 胡乱解说。马叙伦为“使此书离离如日星, 遂为义证” 。此书的写作前后达十年之久, 他吸收前贤成果, 悉心为之考证。“伦昔著庄子义证老子盛沽, 流传海外, 颇见引重” 。这两部著作在国内、国际学术界受到重视。
《庄子天下篇述义》一书, 除阐发原著的意义, 也兼及文字的注释。在述义、注释方面, 作者列举自汉以来各家的意见, 加以考订和研究, 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天下篇是否庄子的作品的间题,他认为天下篇是作一时代的学术的结论。这非庄子不能为, 它与庄子内七篇条理一贯, 都是庄子的作品。另外, 根据庄子本文, 考证了“ 在我国商代印度已与今新疆之于闻、莎车有交通, 而新疆之东与甘肃接坡, 则佛法在周末自有传入删丹、张掖之可能? ? 庄子记及此事, 而其书述义大抵与佛法相同” , 提出了庄子哲学是受印度佛教影响的意见。
此外, 还著有《说命》( 《学林》, 1 9 4 1 年7 月第9 辑) 、《论性》( 《国粹学报》, 1 9 0 7 年3卷7 、s 、1 0期及1 9 0 5 年4 卷2、4、6 期连载、《庄子与哲学》( ( 时代精神》, 1 9 4 5 年1 2 月1 3 卷8 期) 、《列子伪书考》(见《天马山房丛著》) 、《邓析子校录》(同上)、《王阳明先生年谱校录》( 《浙江图书馆报》, 1 9 2 8年8 月2 期) 等。
《读吕氏春秋记》一书, 对吕氏春秋各篇原文乃至注释, 引经据典加以考证。对照《说文》及段玉裁的注释, 从字音通假、字义正误到字形真伪都进行了详尽的考证。
解放后, 马叙伦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部长, 并积极从事文字改革的工作。1 9 5 1 年政务院下设“ 中国文学改革研究委员会” , 马叙伦任主任委员。1 9 5 4年“ 中国文学改革委员会” 成立, 国务院任命他为该会委员。他先后发表了《文学必须改革》( 《文学改革》, 1 9 5 7年n 期) 、《文改笔谈》(《文学改革》, 1 9 5 8 年1 期) 等文章, 主张汉字必须改革, 必须简化, 必须走世界共同的拚音方向。
马叙伦还善于做诗, 诗文多以图事为题。他说: “ 我做诗是没有‘师承, 的, 也不向古代诗人坟墓里觅他们的尸骨, 不过在自己的圈子里拉拉唱唱, 不过写我自己要写的”。
1 9 2 9 年的冬天, 他灰心仕途, 决定退出政治生涯, 立志不再做国民党的官, 诗云:
袍纷登场又一回,
未酬素志鬓丝衰。
身无媚骨难谐俗,
从此柴门不再开。
1 9 3 1 年“ 九? 一八” 事变以前, 马叙伦做诗不多, 他回忆: “ 可是‘九? 一八, 的事情发生了, 心里虽然郁闷, 还按住不动, 这时, 我的环境也坏, 就渐渐地多做诗了” , “身体还不健康, 所以感觉到一种悲凉。我的诗境也跟着悲凉。” “ 从‘九? 一八, 后一年起, 每年的‘九? 一八, 总要胡诌一首, 就把我对每年‘ 九? 一八, 的意思留在纸上。” 可惜马叙伦的诗稿在“文革” 中大部分已被毁。在《马叙伦墨迹选集》中仍保留部分。
1 9 3 3 年“九。一八” 写有七绝:
可怜歌舞弃金城,
 边月仍圆岁月更。
我自年年歌当哭,
 旁人错认绕梁声。
“九. 一八” 事变后, 蒋介石仍纸醉金迷、歌舞升平, 并集中力量进行反人民的内战, 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了卖国政策, 诗人对国土沦丧极度悲愤, 只好浩歌当哭了。
1 9 3 7 年“ 七. 七” 芦沟桥事变后, 日寇大举进攻, 马叙伦作诗多首以言志, 有“ 主人高枕正如泥” 的辛辣讽刺, 有“断红残碧泣西风” 的悲凉, 有“ 沉忧未写且凭楼” 的优郁, 有“ 不画云台作国荡”的不平。1 9 4 5 年日寇投降, 马叙伦的诗境也由悲而喜。度过“八载无欢” 的铁蹄下生活, 今日“终见降旗百尺竿” , 诗人不禁“ 喜动衰颜自觉狂” 。
1 9 4 9 年陪毛主席、朱总司令阅兵, 又写诗四首。诗中描绘了人民军队“ 穆穆军容拥帅磨” 的威武军容, 歌颂了人民领袖“ 总为人民忍劳瘁” 的革命精神, 表达了“ 今日不须持告庙, 且输前线破波涛” ,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愿望。同时“ 寄语紫金山下客” , 告诫盘踞在南京的国民党“ 与民投地总无差” 。
马叙伦在书法方面, 也不愧是一代名家。其父书法享有名气, 他自幼受家庭熏陶, 长期艰苦实践, 功力极深。他的书法博采众长, 别具风格, 既具北派的雄浑、劲健, 又有南派的清丽、秀逸, “入而能出”,相媚相生, 卓然自成家法。草书能用笔跌宕奔放, 笔断意连, 意趣无穷, 行书亦流便活泼, 点画使转准确、结构分布鲜明, 并讲究夷险燥湿, 十分生动, 笔笔都有交代, 给人以美的感受。他还十分讲求字的生熟之间的辩证关系。1 9 6 4 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印行了《马叙伦墨迹选集》, 由著名书法家沈尹默作序。选集附有他的《论书二十首》, 集中反映了他对书法的精辟见解。“ 好书臂指须齐运, 不是偏将腕举高” ; “ 须知控纵凭腰背, 腕底千斤笔始精” 。他注重谋篇, “为文结构谨篇章, 写字何曾有异常, 布白分间同画理, 最难安雅要参详。” 他考究气韵, 要求胸有成竹。意在笔先离纸寸, 此须神受语难宣, 无缩不垂垂更缩, 藏锋缓急且精研。” 他研修书法, 避甜避俗, “偏计方圆是俗师, 依人
皮相最堪嗤” , “ 一语尔曹须谨记, 书如成俗虎成猫” ; “膺鼎乱真徒费力, 入而不出便为奴”,“ 避甜避俗须牢记. 火候清时自有神” 。他说: “ 抱残守缺自家封, 至死无非作附庸, 家家取得精华后, 直上蓬莱第一峰。” 这些既是他的书法理论, 也是他的书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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