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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蒙学教育研究——北京海印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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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青年学生谈治学经验  

2014-01-21 22:02:14|  分类: 大师谈治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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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青年学生谈治学经验

朱星

永远虚心,到处拜师

骄傲是治学求进的死敌。当然,治学首先是要“勤奋”,但必须还伴有“谦虚”二字。要做到真正的虚心并不容易。表面的假谦虚,说几句谦虚话,是容易的,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虚心的程度与学问的增长成正比。比如,小学时白纸一张,不懂就问,学得知识;到中学毕业,懂得了一些,就滋长了骄傲。大学初学专业,又不能不虚心,到大学毕业,名列前茅,意气甚盛,不可一世,十分骄傲。分配到中学或留校作教师,写错了或念错了一些字,讲错了或讲不清某些问题,学生反映不好,于是骄气大减,才信“教然后知不足”;两三年后,教熟了一门课,骄傲又抬起头来。开始写文投稿,多次被退,一直到出版了一两本书??虚心、骄傲反复升降。人在知识的道路上,虚心时进步,骄傲时落后,则是必然的。

我六十多岁时,走进北京图书馆,看到柏林寺线装书部就有四、五百万册书,还有各国的图书卡片,才开始概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对自己专业的古今中外名著,只读了很少一部分;有许多难题,只解决了很少一部分。人称我为老教授,原来还只是一知半解之人。因此,我实际上常是“好为人徒”。我亲受业的老师并不多,但却拜了许多有名的老师。连我同学辈的,我也亦友亦师,虚心求教。如唐兰(古文字学家)、齐思和(历史学家)、钱钟书(西洋文学家)等都是我的益友良师。

 

首先要打好基础

我的专业是古代汉语,解放初又教语言学概念(解放前教过应用文、中国文学史、诗词学、文字学、国学概论等)。只因我有些旧基础,所以敢于试开新课,而且都编出教材出版了。由于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学过几门外语,如拉丁文、法文、英文、德文。解放后,又学些俄语,所以参考苏联的语言学著作,编出了自用的语言学概念。我的古汉语基础是较好的,二十八岁时,就出版过一本旧体诗词集。今天教古典文学的青年教师,因没有下过这些工夫,所以讲毛主席诗词只讲政治思想,不会讲诗词格律;讲明清传奇曲子,不懂工尺,不会按谱唱;讲唐宋古文,不能读出节奏。我教古代汉语时要求学生背诵一百篇古文,一百首诗词,这仅仅是起码要求,但仍做不到。我还要求练习写文言文和旧诗词,这更做不到了。毛主席是长沙第一师范毕业的,他就能写旧诗词,他的《体育之研究》一文就是用文言文写的。鲁迅先生还能写骈体文。马克思恩格斯在中学毕业时,除德文早已过关外,还学好了拉丁文、希腊文等。我们今天的学生到大学还要学汉语,一门英语几乎还没有过关(当然有少数杰出的),怎么能胜任专业研究呢?

 

要广博而精深

这是清代学者提出来的。用今天的话说,学问要如金字塔,底部越广大,上层就越高而固。上古百工分业(见周官经),因此学术也分业,六经也分为一经一家。到唐代科举分经取士,另有博学宏词科,到清代汉学学家才提倡博学通儒,又称“清学”。如顾亭林、江永、戴震等无不通晓天文、地理、九章、勾股、历法、乐律??。其实我们今天的学制也是如此。小学中除语文、算术,还有史、地、音乐、图画、卫生。到大学才分科:理、工、文。文科中又分语文系、历史系、教育系、政治系、哲学系等。语文系中再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汉语等;在本系必修科外又有共修科,如中国通史、哲学??科目已不算太少,但问题在于广博得还不够(精深只能等到研究生班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才要求对一门一题做到精深)。中文系所说广博,只能做到文史哲三者统一,以文为主;中外配合,也以中为主。哲学除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外,还应添设中国哲学史和西洋哲学史。历史除中国通史外,还

要设世界通史。但不要开课,可提倡自学,作笔记,教师辅导,或作专题报告。目前大学毕业生阅读古书能力差,写作能力差,知识贫乏(当然有例外杰出的),因此目前教学一方面要打好基础(中文的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一方面要提倡自学,鼓励学生多读书(要有计划、有指导、有检查,到毕业后,才可任其自由发展。在大学中必须打好基础,符合规格,但不等于说不准自由博览,还须因材施教)。我年轻时,正课作业做完后,即利用休息时间钻在图书馆中,自由地博览群书,比老师讲“目录学”效果大。我呼吁目前大学快提倡自学,一天只须上一二小时课。每门课,堂上教学时数须砍掉一半,只讲些要点,发下讲义自学。必要时可讲答疑。不许照本宣经,也不许按题敷衍,消磨时间。过去苏联教育学最注重课堂教学,我们今天应该注重自学,以课堂教学为辅(这是限于大学文科)。

 

读书必须有计划,作札记

为了在短期内(大学只四年)读足够的书,一方面分秒必争,不能浪费一点儿时间;一方面又须有科学计划,由系订出四年中阅读书目,分精读书、必读书、一般阅读书和自由阅览书,以及常用工具书。要协助学生购买必读精读及必备之工具书。我年轻时宁可不添新衣新鞋,也要积钱买必要的书籍,有时还用手抄(全抄或摘抄)。读书不作札记、笔记,等于未读。常见有些有钱的同学买了两三书架书,牙签玉轴,古色古香;或者栉比排列,五色斑烂。但只作装饰,傲踞书城,自炫博学,空谈版本,实未启视。或如明人读书,只看首尾。偶亦评及各书,均不关痛痒。既未在书上加丹铅,更未在书外作笔记。如此读书,百年无成。

作读书札记之法很多:有在书上作札记,又在书外别本作笔记。后者又有数法:一是用大小一式之笔记本加以编号,如吴晗教授读明史,笔记至八十多本;一是随时用大小不同之纸作记录,按类分置在各大封套中,我编《中国古代文化知识》即用此法;一是随时用另纸记下贴在书斋墙上,闻顾实教授写《穆天子传西王母考》,札记纸条四壁几乎贴满;一是分类分存各档案夹,并在墙上挂满贴满,沈从文先生用数十年之心力写《中国文物史》,我曾到他家请教,即见如此;还有用新式卡片分类摘录,分贮卡片立柜中。一般都用第一式较为节约,又整齐可查。乡前辈顾颉刚先生私人藏书最多(这是他当面对我说的),所作笔记本也最多。他从考入北京大学前就开始作笔记,直到逝世前未停。我曾为编写《汉语史》,请教他周吴太伯何时离家,中经何地,发生何事,定居吴何地?顾先生略一回想,便从一柜子笔记本中抽出一本说:“这就是吴太伯离周入吴的路线。”我不能不惊叹他的工力!

 

作读书笔记的内容,也可分若干类:一是读书介绍提要及摘粹,这是按本专业必读和一般阅读书目依次读毕所作的笔记;二是专题分类札记,如想写某书或研究某一问题,广泛查阅,遇到所需材料就分类录下;三是疑难待考笔记,把各种疑难问题分类登记,随时翻阅,有些须再查看,有些须访问请教,一经解释,立刻附记在后。1979 年我写《汉语语法学的若干问题》,原名《汉语语法学笔记》,本是我散记在各种语法书上的笔记。我藏有《马氏文通》、陶奎《文通举要》等近百种语法论著。我边看边在书上勾画笔记,并把这些分类抄录,连缀成文,分二十四题,不到两个月写成此书。但我几十年来零本笔记以及编成的半成品稿子,有一大布皮箱。写文章不要避难就易,人云亦云;也不要追求奥僻而无用科学研究本分通俗与高深两种,也即普及与提高。普及固有用,而高深更是科研的目的。俗话说:能治疑难杂症,才算名医。如果只会治伤风咳嗽,用些成药,决算不得名医。因此,在科研选题上切不要避难就易,以致人云亦云,无所发明,徒然浪费时间。

 

我二十岁时曾想写《唐宋古文研究》,有一位老师劝阻我说:“唐宋古文题泛而浅,谁都能说几句,但却说不出高深的道理来。”后来研究周易时,又想写《周易象数卜筮试探》,老师又说:“此题奥僻而无用。”最后,我才决定写《周易经文考释》,用古文字来研究经文中的历史,给前人作一补充。我写《金瓶梅考证》前,本想写《金瓶梅》小说的语言词汇。有人建议说,该书难点在于版本、作者及真伪考证等问题,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写出了《金瓶梅考证》,给中国古代文学史填补了一个空白点(其中有金瓶梅的语言词汇一章,也给抽掉了)。我出版了《汉语语法学的若干问题》后,有人建议说,汉语的特征,不与几种外语(屈折语、胶着语)作比较,是说不清的。我就写《中外语法比较》,实际上只是用英、俄、日、法、德五种语言与汉语作全面的语法比较。很多语文教师看后都说很有用,从比较中才真正知道汉语的特征,也才真正了解形态学morphology 是怎么一回事。我认为古代汉语的难点在于古音韵,所以我编的《古汉语概论》(1959 年出版),其中古音韵部分写了三百多页,但等韵图部分仍未说透。宋元等韵图又是古音韵中的难点,因此我在1960 年又写了《宋元等韵学述评》,其中重点又在门法和重韵、重纽上。友人劝我说:“你搞语言已不受欢迎,又搞些难题,一般人不愿学,出版社也不愿印。”的确,我在文革”前写的《中国语言学史》(四十万字)、《古音学论丛》(二十多万字)、《马伯乐唐长安方言考》(译本,十多万字)等书,都无法出版。但并非奥僻无用之作。友人要我改行搞文学,我不能接受。搞科研如考虑出书销路而避免难点,甚至改行赶浪头,这算什么治学态度呢?

 

还要温故而知新

一切文化科学固然都有继承性、历史性,但如果什么都要从头来,从燧人氏钻木取火开始,则是太笨了。因此必须既温故而又知新。温故并非专为温故而温故,正是为知新、出新、创新而温故。因此,只知新、学新而不温故,就不可能掌握其历史发展规律。反之,温故而不知新,甚且抵制排斥新知,那末他的温故必然成为抱残守阙,顽固不化,日见萎缩,不能得到新生。而且由于不知新,不接受新理论,不采用新方法,以至温故也温不透,更不要说有所创造了。推陈出新的“推”字有二义:一是推进,不是原封不动;一是推倒,拆了重建。一切学派,必须有自己的创造,并对旧的有所突破。外国的新学派,我们当然可以学习、采用、借鉴,但必须根据我国的国情有所创造,为我国服务。如汉末魏晋从梵文拼音文字中吸取其精神,创为我国的“反切”。反切实是双拼法,切上字和切下字各包含极丰富的音素音值,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甚赞其妙用。又如古人学习了梵僧的声明学,才产生了齐梁时代的声律论。唐沙门根据汉语给我们创三十六字母,宋人又从愁昙字母拼音表中创造等韵图,才明白广韵中分洪细四等的秘密。不然,只说“韵异音同”,且骂为破碎之学,都不能解决问题。戴震还说不清阴阳二声,章太炎先生在日本学到新的发音学,才说清阳声是三个收鼻音的字。后来我们又学了高本汉、马伯乐等外国汉学家的新方法,就使我国的古音研究又大进了一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谁想停止下来,甚至开倒车,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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