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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蒙学教育研究——北京海印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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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学苦练 水到渠成 ——三教授谈治学经验  

2014-01-21 23:17:47|  分类: 大师谈治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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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学苦练 水到渠成

——三教授谈治学经验

章正续 施怀曾

最近,我们分别访问了郭绍虞、周予同、夏承焘三位老教授,他们都已年逾花甲,从事教育工作三、四十年。在长期的治学、教学过程中,他们备尝甘苦,也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他们都认为:治学没有捷径,必须勤学苦练,才能水到渠成。以下是他们关于治学问题的谈话。

 

读书 札记 作文

复旦大学的郭绍虞教授,回顾求学的经过说,在小学毕业后,只念了一年中等工业学校,辛亥革命时,就离开学校了。他家住在苏州,旧书店和裱画店是他少年时常去的地方。对他来说,旧书店好比图书馆,裱画店好比展览会,至今还很怀念。报刊是他自学中得益最多的。辛亥革命前后的报刊是文言文,又没有标点,他就每天在报纸上断句,遇到长文章,就把它分段,每段立标题。遇到人家的婚丧喜庆,他常在这里边浏览各种喜联、挽联和寿屏,往往也会找到一些好的文章和好的书法。他就是这样随时随地找学习机会的。他认为,一个人只要有学习的兴趣和要求,到处可以得到学问。以后,他在上海当小学教师和书店编辑。在小学时,经常借阅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的藏书。当时兴趣很广,注释过《战国策》、《清文选》、《清诗选》等,还编过一本《中国体育史》。1922 年到大学执教后,才专治文学史,同时也兼教文字学、修辞学等课,以后又专治文学批评史。

 

郭绍虞教授认为,博和专的关系是辩证的,年轻的时候,应该涉猎广一些,眼界放得宽一些,对以后的专有许多好处。而专了以后,又势必会遇到许多问题,要借助于其他学科来解决。例如治文学批评史,就不能不涉及到语言学、文字学、史学、哲学乃至佛学。因此,求学问是由博到专、由专到博的反复上升的过程。

学习怎样才能有收获?他认为第一是要认真读书,不仅要读懂,而且要找出问题来,有了问题才能想,想了以后才能有见解。例如阮元的《文言说》中对“文”与“笔”的区分是一种意见,章太炎的《文学总略》中对“文”与“笔”的区分是另一种意见,那末就要问,为什么这两个人的意见不同,孰是孰非,这样从书中看出问题,从问题出发去思考,再去看书,就能够逐步深入,有所收获。

他认为写笔记很重要,笔记是积累知识的一种方法,而且写笔记必定要有所取舍,要动脑筋。他很同意章学诚在《章氏遗书》中所说的“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如珠落大海矣。”至于札记的方法,则各人可以根据不同的习惯和需要,可以做卡片,可以写眉批,他的办法是将读书心得和要点写在一张张的纸条上,再分门别类地放在一个个纸袋子里,用时也很方便。

他还特别重视写作,认为写作不仅能锻炼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而且是检验学习的好办法。他说,写作总要有一个题目,要环绕着一个中心,将自己学到的各种知识贯串起来,通过写作,就知道自己什么没有学到、学透,就能使自己有目的地继续学习和探索。

 

师友之乐和师生之乐

史学家周予同说,他在治学中受师友的益处很大。他在1916 年就学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在钱玄同、朱希祖、马裕藻(都是章太炎的学生)、马叙伦等名师的指导下,致力于国学的研究,而研究经学史更是直接受钱玄同的影响。以后在商务印书馆编辑《教育杂志》前后十年多,和编辑《学生杂志》的杨贤江,编辑《小说月报》的郑振铎、叶圣陶等时相过从,切磋学问,讨论国内外形势,也得到很多的帮助。他认为,治学固然决定于自己的努力,而良师益友也是必不可少的。就他的经验,师友们给他的启发每每是某一部分的品德和一两句会心话。

周予同说,治学要有明确的目的,才能勤学苦练,孜孜不倦。他之所以研究经学,在过去是因为当时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利用中国经书欺骗人民,以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地位。他研究经学就是怀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信念,从学术思想上来揭露反动派的欺骗伎俩。今天,他之所以研究经学来,则是因为深切感到:在我国的封建社会中,经学(以及佛学)是上层建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弄清经学发展、演变的历史,对整理我国的文化史、学术史作用很大。

周予同教授认为,治学也是有规律的,对于初学的人,知道一点目录学的知识有很大好处。他回忆在高等师范学校求学时,老师讲解不多,但书目却介绍得不少,这样很能帮助学生对这门学问有较全面的了解。他常常对学生说,治学应该在纵的方面了解这一门学科的发展史,在横的方面了解每一时期的重要著作。他笑着说他的研究法是“十字架”的研究法,也可说是“由线到面”的研究法。譬如治经学,首先就要了解汉代到“五·四”以前经学的演变,知道乾(隆)嘉(庆)时期(经学大发展时期)有哪几派,哪几家;再要了解顾炎武、戴东原、章太炎有哪些著作,有哪些代表作品,如此等等。这样,在学习时,就有线索可循,不至于泛滥而无所归宿。其次要学会运用工具书,譬如研究经学,必须要会利用《经义考》、《雅学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传经表》、《通经表》、《历代石经考》以及近年来出版的各种索引、引得等等。

周予同教授说,青年人好学不倦的精神也给他很大的鼓励。“师友之乐”和“师生之乐”是他“人生艺术”或“人生的美”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舍”然后能“取”

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承焘,早在十四五岁时,就对宋词发生了兴趣。那时他在温州师范学校读书,一天,偶然在一个同学那里看到一本《白香词谱》,学填了一首小词《如梦令》,末了两句记得是:“鹦鹉,鹦鹉,知否梦中言语”,得到了教师的鼓励。那时候,温州图书馆刚刚成立,他在课余天天去借阅。后来看见《疆村丛书》四十册,是大部头的词总集,引起他很大的钻研兴趣。以后在小学、中学、大学教书,都没有放弃这门学问的研究。

夏承焘教授说,我们需要多方面的专家,但对一个人来说,治学的方面却不能多。他举清初的朱彝尊为例,朱氏读了许多书,很努力做学问,研究的方面有经学、史学、文学、乐学??,关于经学的著作,除了《经义考》之外,还有《群经补义》等等,关于古代音乐的有《律吕阐微》等等,其他还有关于声韵学、天算学的著作。一个人著了这许多书,接触方面这样广,不能不令人钦佩他充沛的精力。但是,我们一方面敬佩他,一方面也觉得他分散精力可惜,假使他缩小范围,专治一两门,不是有更大的贡献吗?宋代朱熹说过两句解释“致知格物”的话:“十事格九事可,一事格九分不可。”朱彝尊著过《考订朱子世家》,可是他在做学问的时候,却忘记了朱熹的这两句话了。夏承焘教授说,青年时代精力好,求知欲旺盛,做学问这也要,那也要,往往能“取”而不能“舍”,贪多务得,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不可能样样都精,不知取舍,结果会无所专长。所以,一个人做学问,不仅有“取”的决心,还要有“舍”的勇气。他说,他之强调“舍”,并非说,专不需要博的基础;相反,求博是很重要的。

夏承焘说:“能舍然后能取”,是他几十年来做学问的一点主要经验。杜甫诗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我师。”“转益多师”是“取”,“别裁伪体”便是“舍”。对青年来说,在开始学习的过程里,也有“取”“舍”问题,譬如开卷读一本书,就要在老师的指导下,

认清哪些方面是它的中心,要全副精力对付这个中心,舍弃枝节问题。他说,要有所取,还必须精读,不可浅尝即止。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说:“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夏教授常常拿这两句话来勉励学生深入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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