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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在汉字理论上的贡献  

2014-02-05 20:13:11|  分类: 大师谈治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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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在汉字理论上的贡献
 万献初

太炎先生治语言文字学最基本的两大宗旨是:寻语根,求本字。二者充分体现在其代表著作《文始》和《新方言》之中。其语根字源之学上的创获,是反复研读《说文》原本所得,同时也是中西结合的成果,显然受到西方词源学(Etymology)理论和方法的影响。
《新方言序》云:“考方言者,在求其难通之语,笔札常文所不能悉,因以察其声音条贯,上稽《尔雅》《方言》《说文》诸书,敫然如析符之复合,斯为贵也”,他研究方言字词既是借古明今,更是以今证古,即要证明“今之殊言,不违姬汉”,但“世人学欧罗巴语,多寻其语根,溯之希腊罗甸,今于国语,顾不欲推见本始”,因此他要作研究以补其阙[①]。他自诩“一字千金”而“千六百年未有等匹”的《文始》,更是受西方词源学影响甚深,对此俞敏评述云:“章氏造《文始》,自言读大徐所得,夷考其渊源所自,实出于德人牟拉(Max  Mǜller)之《言语学讲义》(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1871),特《国故论衡》之‘语言缘起说’后半与牟书第二编中论语根之语相较,承沿之迹宛然。其《检论·订文篇》附录《正名杂义》云‘马格斯牟拉以神话为言语之瘿疣’,亦即牟书中语也,牟氏常取印欧语之根,历数其各语系中之变形,章氏取之。其说转注云:‘类谓声类,首谓语基’是也”[②]。正是因为有系统的理论和方法作指导,太炎先生的语言文字研究,尤其是汉语、汉字的语根字族研究,就不再是传统小学的散篇考据,而具有现代科学语言学的基本精神,在科学的汉语、汉字学体系的建立方面作出了理论和方法上的贡献。故其弟子黄侃认为:“《文始》总集字学、音学之大成,譬之梵教,所谓最后了义。或者以为小学入门之书,斯失之也”[③],谓《文始》对汉字语根字族的研究,象参透佛教根义的“了义”一样,把握住了汉字汉语音义体系的本质,有理论深度,非一般的入门字书可比。
 
一、对《说文》字系权威性的认同
 
太炎先生的汉字学是建立在反复对《说文解字》原本进行比合研究的基础上的。他在《菿汉微言·后记》中回忆1908在日本潜心研读《说文》时说:“时诸生适请讲许书,余于段、桂、严、王未能满意,因繙阅大徐本十数过,一旦解悟,的然见语言文字之本原。”正是有了吸收西方语言学理论的背景,结合其深厚的传统语言学素养,站到新的高度系统地去反观早已烂熟于心的《说文》字系,总体联系,追根溯源,才所得甚多,至有“千载之秘,睹于一曙”的欣叹。然后是连续三遍“始一终亥”讲授《说文》,再是在此基础上写成《小学答问》、《新方言》和《文始》三大语言文字学著作。
太炎先生笃信《说文》全面而完整地保存了汉字构形系统和汉语词义系统的“本根”,在《国故论衡·理惑论》中强调《说文》字样的权威性云:“余以为求古文者,宜取《说文》独体,观其会通,摄以音调,九千之数统之,无虑三四百名,此则苍颉所始造也。”如不足,则以古文《周礼》、《仪礼》补充,再不足,魏邯郸淳三体石经可参考,余者不足与论。就是认为经过千百年正统传承、整理和认可过的传世文献中的汉字字系是成体系且具权威性的。因此,“世人尊信彝器,以为重宝,皮傅形声,曲徵经义,顾以《说文》为误,斯亦反矣”(《国故论衡》37页)。至于以龟甲文破《说文》字解,则更不肯接受,他到1935年还有数通《与金祖同论甲骨文书》,认为“文字源流,除《说文》外,不可妄求。……故明真书之根,必求之于篆文,再溯之于古籀,则《说文》其总龟也。苟与今之真书无源相涉者,虽诚为三皇五帝之书,亦可置之不论”[④]。可见维护《说文》字系权威性的态度一直很坚决。
    从外因看,太炎先生的语言文字学是革命之学,他把语言文字视为国魂,作为反清革命的重要武器,认为语言文字是“国之大史”,“文字亡而种姓失,暴者乘之,举族胥为奴虏而不复也”[⑤]。他十分看重秦代“书同文”后的汉字大同局面,担心如果把《说文》形成统一大势的汉字系统倒回秦以前的混乱局面,就会丧失民族的凝聚力。再者,他激烈反对甲骨文,与初治此学的几个人投靠清庭有关,他切齿痛恨清庭,转而憎恨这些人,由其人又及其学,故谓“欺世预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国故论衡》37页)这种激烈态度,用心良苦,然不免失于意气,导致学术上的偏颇。
    从内因看,太炎先生以研究《说文》为主建立起来的汉字学(或称“《说文》学”)最重系统,认为汉字三散三合,至秦代后才“十土同文”,《说文》是博采通人而优选成的统系轶然的汉字字样系统,它达到了系统上的形义统一。所以他把《说文》小篆系统看成严密的、封闭式的科学字样体系,认为它上通古文,下达真书,是个理想的“笔意”体系,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内平衡系统,也是汉字发展史上最完美的一个平台,故判定它是汉字、汉语的“总龟”。后来,黄侃称《说文》是小学的“主中之主”,也是基于这种认识。
太炎先生不信甲骨文是有失偏颇的,也是有其时代局限性的。然而,他对《说文》字系的认识和看重则是有其文字发展内在规律的理论依据的,正如其弟子姜亮夫后来所说,《说文》“总结了汉字发展的全部趋向、全部规律,也体现了汉字结构的全部精神”[⑥]。要建构一套理论,必须有一套相对封闭的材料系统,如果材料是全开放的,理论就无一定的准则,也就无所适从。太炎先生要建立汉语词义的宏观体系,要研究汉字的构形原理和形义体系,要建立汉字的字用规范,没有一个合适的汉字封闭系统,是无从着手的。他选择了《说文》字系,应该说是有眼力的,是合乎汉字发展规律的。一旦确定这个封闭系统,一切理论,一切说解,词语的音义考索,字形的辨正纠讹等等,都必须在这个系统中来进行,这就必须保证系统的稳定性,不能受不同平台的材料的干扰,否则就无统一的标准了。凡不与该系统源流相涉者,“虽诚为三皇五帝之书,亦可置之不论”。这种态度,这种方法,从理论上看是必需的。太炎先生以《说文》为汉字研究的封闭系统,又考察系统周围的材料,凡与系统相合或可补不足者,悉行采入,如诸古文经字样、三体石经字样、部分钟鼎字样,有的是《说文》字样的来源,有的形义与《说文》字系互补,都是合系统的,他便――详为考证,成为《说文》字系的补充材料。他发表过与于右任、吴承仕等人论三体石经的多通书信,并出版了《新出三体石经考》专门论文集,以《说文》考《石经》,以《石经》证《说文》。他还在讲授和论文中数次引用孙贻让等钟鼎文考释成果以说解《说文》之字。由此可见,他不信甲骨怀疑金文不纯粹是意气用事,还有一定的纯学术原因:甲骨文、金文是不同于《说文》小篆的另外两个汉字平台,不能混在一起来论谁对谁错,就象不能用《说文》篆书的笔意来判定今日楷书字笔划对错一样。太炎先生一直未进入甲、金文系统的研究,他全力研究《说文》的词义系统和字形系统,不用其它与此系统不合的材料,是有一定的用心的。
当然,他对甲骨的态度过于偏激,乃至一列数条罪状,这是不科学的态度。不研究其系统,并不等于要否定其系统的存在和材料的正确性。他的偏激多半由于外在的革命因素,而非汉字研究的内在因素。明此,则可以讨论太炎先生的汉字学理论研究在汉字学发展史上的价值了。
   
二、汉字构形理论的框架
 
《文始》是太炎先生全面研究汉语同源词系统的力作,而汉字是汉语词的书写形式,即词义的书面表达形式,故《文始》也就同时涉及到汉字的构形问题,从构形分析入手找到字根,才有可能用字根来书写他所立的语根(词根),从而生成字族来表达词族。
    在汉字构形理论上,王宁先生认为:《文始》“于‘六书’之外,提出了文与字的汉字字形分析方法,突出了汉字造字的层次。太炎先生以独体字(象形、指事)为初文,以合体指事、合体象形、迭体与兼声为准初文;以合体字(会意、形声)为字。如果说‘六书’是汉字的结构分析法,那么,这种方法则是层次分析法。它显示了小篆字系以初文为形位,用形位生成的方法二度造字的特点。通过这种方法系统分析汉字,对探讨汉字的历史发展趋势有极大的推动作用”[⑦]。
太炎先生受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启迪,把系统思想和层次分析方法用于《说文》小篆字系的字形构造分析之中。在建立上述“二度造字”的汉字构形理论之前,他对传统的“六书”作过一番理论清理:
“造字之法,抽象与普遍者多用指事,具体与特别者多用象形。指事之字,自上、下而外,后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字,十干之中,除戊、庚、辛三字外亦皆指事。其它指事字绝少,大抵孳乳皆用形声、会意矣”[⑧]。
    “因谓仓颉依类象形以作书,今独体象形见《说文》者止三四百数。意当时语不止此,盖一字包数义,故三四百数已足。后则声意相迩者孳乳别生,文字乃广也”[⑨]。
    “凡物之单纯者,多用形声;凡义之复杂者,多用会意。唯可用形声者,必不可用会意,犬马之名,草木之号,山川之别,金玉之口,固无可比类合谊者,故皆形声而无会意;然可用会意者,亦可用形声”[⑩]。
    “最早之文字,即独体象形字,如山水之类。此种独体象形字,有一字而含数义者,因其易于混淆,而字乃因之衍化。吾人谓独体者曰文,谓衍化者曰字。依类象形,文之通则也;孳乳渐多,字之通则也。夫字也者,由简而繁,设非展转孳乳,吾人奚由寻其根荄耶?”[?]
“文字之重要变化有二:一同字异义,二同义异字。一字也,形体声音犹是,而或为名词,或为动词,意义迥别,是曰假借;一字也,虽为字有二,而义同、语同、音同,实则仅能视作一字,是为转注”[?]。
经过这一番理论清理,“六书”便分为几个层次: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与转注、假借有质的不同,前四者是构字之法,后二者是平衡字量之则,转注又推动造字。前四书又分为“文”与“字”两个层次,字由文二度构形而成。文又分“独体”与“合体”两个层次,合体文是在独体文基础上变化而成的。由此生出“二度构形”理论系统:
        初  文:独体象形(山、水);独体指事(一、上)                        
文:         [1] 省变(卂,由飞省来;匕,由人倒变)
[2] 合体象形(果,、木)
准初文:[3] 合体指事(乂,丿、)
[4] 声具形残(禸,从厶九声)
[5] 同体复者(二,一的重画)
字: 会意字、形声字、会意兼形声字(钩、紧)
此表综合《文始·叙例》及其他散论而得,可看出太炎先生有关汉字“二度构形”理论的层次。《文始》从《说文》字系中提取了460个初文和准初文,充分运用了这一理论进行分类系连。初文是纯粹的最小构字部件——形位,它们多是成字形位;准初文有的是一个形位,有的可析成一个成字形位和一个非成字形位(笔划)。全面分析《说文》的初文、准初文,系连归纳,就能得汉字的基本形位集合,再由这些形位二度构形再二度构形……,就能得到汉字的总字样系统(指《说文》所代表的小篆字系),并得以不断构造新的汉字。
初文、准初文如何二度构形,生成字族来表现词族?太炎先生改造并重新定义“转注”,即“辨转注之系造字”。《国故论衡·转注假借说》云:“余以转注假借悉为造字之则。泛称同训者后人亦得名转注,非六书之转注也;同声通用者,后人虽通号假借,非六书之假借也。盖字者,孳乳而渐多。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故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方言有殊,名义一也。其声或双声相转,叠韵相迤,则更为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孳乳日繁,即又为之节制,故有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义虽少变,则不更为制一字,此所谓假借也。……转注者,繁而不杂,恣文字之孳乳也;假借者,志而如晦,节文字之孳乳者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例”。则假借是转生新词而不造新字,借已有的字形兼表新词而节制字量的增加;转注是旧词音义相生派生新词而造新字形来表达,使字形不断孳乳增多。两者是同源词派生在字形上的不同体现,是派生出来的语义不断需要新字形表达的需求推动了初文、准初文进入二度构形、再二度构形的[?]。
二度构形的转注造字在《文始》中具体表现为“变易”和“孳乳”两类,《文始·叙例》谓“音义相雠,谓之变易;义自音衍,谓之孳乳”。黄侃进一步解释云:“变易者,形异而声义俱通;孳乳者,声通而形异义小变。试为取譬,变易,譬之一字重文;孳乳,譬之一声数字。今字或一字两体,则变易之例所行也;或一字数音数义,则孳乳之例所行也”[?]。大体说来,“变易”产生今天所说的“异体字”(王筠《说文释例》所谓“累增字”),如“火”变易为“燬”为“?”;“孳乳”产生今天所说的“派生字”(王筠《说文释例》所谓“分别文”),如“它”孳乳为“沱”为“佗”。孳乳字一般由二度构形来产生,多是形声(或会意)字,如“永”孳乳为“詠”为“泳”;变易字有二度构形产生的,如“永”变易为“?”为“渠”,也有初文(准初文)互易的,如“永”变易为“巠”。
太炎先生从《说文》字样中析取“初文、准初文”,显然受到西方词源学“词根”(root)分析法的启发,所以他解释转注的“建类一首”云:“类,谓声类;首者,今所谓语基”(《转注假借说》)。“初文、准初文”是《文始》建立词族的“语基”,也就是“语根”或“词根”。表现在字形构造上,“初文、准初文”就是二度构形的“字根”,也就是王宁先生所说的形位生成中的“形位”。尽管太炎先生还未直接论及形位生成问题,然其“二度造字”理论已客观上揭示了这一理论的基本原理;尽管《文始》“初文、准初文”的提选和说解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还不足以展示小篆字系科学的形位体系,但它提供并全面实践了“二度构形”的理论和方法,作了极富启发性的探索。
所以,尽管太炎先生对甲、金文的态度过于偏激,但他把《说文》的小篆字系当作封闭的汉字平台来作系统的构形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尽管太炎先生的汉字构形学理论纯属草创,但为该学科的深入研究作了方法上的全新探索,打下了理论上的坚实基础。
 
三、汉字形义学上的理论贡献
 
汉字形义学是个传统久远的学科,是汉字学的重要分支。它主要是以《说文》字系为研究对象,用“六书”为手段来探求汉字的形义统一。从理论上讲,汉字最初都应是字形与所表词义相统一的,只是在历史传承和使用中,字形因诸种因素的影响而与所表词义有不同程度的脱节。汉字形义学就是要找出这些脱节的原因,使汉字的造字意图(造意)可以追索得到,字形与所表词义(实义)相统一的状态是形义学所追求的目标。所以“训诂学的目的是要从脱节的形与义中追溯其原始的统一,从而利用其统一的状态因形而考义,也就是因字而见词”[?]。
太炎先生的《说文》学重在探求词源并建立汉语的词义源流系统,然“文字用表语言”,汉语词是用汉字字形来记录的,词义探求方法有“以形索义”一途,故他的《说文》学自然就涉及到汉字形义学理论的研究。
太炎先生从理论上认识到汉字构形时形与义本相统一的这一原则,他创“笔意”之说就是要解决汉字的形义统一问题。他把《说文》字系看成封闭式系统,在系统中来求字的形义统一,故反复比合研究《说文》原本,把9353个《说文》所录字形都放入系统中来看其造意和实义贴切与否,再用大量的文献予以佐证,从而求得真正的形义统一。经反复比合研究和多遍讲授,又用词的音义系统来反证,就发现《说文》亦有“未了处”,即许慎的解说有不合系统处。于是他或引古文或参钟鼎,加以大量故训材料佐证,求得某义的本字和正字(均指形义统一的字形),使之合乎《说文》字系形义统一的系统。如《说文·二上·吅部》“單,大也。从吅,吅亦声。缺。”许慎未明造字意图,免强作解说。太炎先生1908年在日本讲授《说文》时,考释该字的形义关系,以阐明其造字意图:
“禪,此乃封禅字,本作墠(‘封,增山高也;墠,辟土广也’)。禅位之禅与封禅不涉,只应作单。《诗·大雅·公刘》‘其军三单’,毛传训单为袭,此乃单字之本义。‘其军三单’者,谓征兵更番相袭也。单,钟鼎有作者,象系连之形,盖古止作,为象形字,小篆方整之作单,义与形相失耳(阮云台《钟鼎款识》谓象三辰之形,引《左传》‘三辰旂旗’,谓《诗》‘其军三单’,单即是旂。此说非也)。由训袭之本义引申为‘单位’,单位即袭位也。又贾谊《服鸟赋》‘变化而嬗’,杨雄《反离骚》‘有周氏之婵嫣兮’(婵嫣,系也;系,相袭也。婵嫣、蝉联本双声,盖即一单字),及近人所用之‘蝉联’二字,其本字亦皆是单字,故禅、嬗、婵三字皆单之借也。至于《说文》训单为大,此乃奲字之借,非其本义。许书于单字,实为误解。”(一上·示部·禅  钱记)[?]
该条以为单之古文,造意为三物(三星)相连,构形时所表词义为“相袭”,这便使单字得以形义相统一。然后放入整体形义系统中,以析禅、墠、婵、蝉、奲、嬗诸字,引用它们与单相假借的用例后,使它们各自也得到形义统一。参以对它们的字形讲解可知:墠,辟土广,引申封墠祭天后,另构从示之禅来表示;余者婵与女子相关,蝉为虫名,奲才是大,嬗亦与女子相关。各自形义统一,不可与单相混,从而系联出由初文派生出来的音义同源的一组同族词,也就展示出一组形义统一的同源字。
太炎先生一部《说文》讲授笔记,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写成的《文始》,既注重词的音义关系而系联汉语的词义源流系统,又兼顾了《说文》字系中各字的形义统一关系。他的实践是在所框定的封闭系统中作穷尽式的系联,具有明显的理论和方法上的探索性,富于普遍性意义,把汉字形义学研究向更加系统化、理论化的方向大力推进。如上例那样在系统中来确证一字或一组字的形义统一的讲解,在《笔记》中很多见,合而观之,整体系联,就能构成《说文》字系的整体形义系统。再举两例:
“壬,即怀妊字。负担曰任,古当作壬,横观作,怀妊与负担形同,皆有任重之义。后担壬作任,怀壬作妊。”(十四下·壬部·壬  朱记)
“ㄈ,乃矩之尺寸形。匠人用矩,故亦从ㄈ ”;又“ㄈ,受物之器,引申方。方故亦当作ㄈ,因能制物器也,故汉有尚方官。又引申为处方”;“曲,即横展之籀文ㄈ,因方必用曲尺制也。”(十二下·ㄈ 部·ㄈ  朱两次记 / 曲  钱记)
当然,《说文》自身的说解在形义统一方面所得甚多甚确,对这些太炎先生在充分肯定其合系统的前提下,再进行深层次的阐发,使其更富于形义上的统一性和系统性,如《笔记》对贝部字的阐发:
“赖,赢也:无赖者,无馀利于家也。……依赖者,亦依靠人之赢馀耳”;“负,‘受贷不偿’乃本义”;“赘,放利钱,以物质钱。赘婿者,以人质钱”;“质,以物相赘为质,所质物即本也,故引申为本”;“责,求也,讨也。所讨之物为责,今为债字(以动词为名词)。”(六下·贝部  朱、钱记)
这是对《说文》“凡某之属皆从某”所作的系统性理论阐发,深入分析从“贝”字均与钱相关的构字理据,使这一部字的形义统一关系明晰而成系统。反过来,又以同一部字的形义系统来反推部首(初文、准初文)的形义统一,如在分析了“辛”部所属字的形义相合后归纳说:“辛部字多说犯罪,则辛亦有罪义,引申为辛苦。”(十四下·辛部  朱、钱记)。
太炎先生在考察汉字的形义系统时,念念不忘汉语词义系统,常常从音义同源的角度用声训法来协助形义统一的探求,使字的形义统一系统与词的音义同源系统互为佐证,得到字与词的形、音、义统一,如:
“始,女之初也。谓初成胎,始、胎皆从台声。”(十二上·女部·始  朱记)
“豈、豎、侸多有立意,即豆之本义亦有立意,?、树亦有立义,今住驻字《说文》当作侸,逗留之逗当作豆。”(八上·人部·侸  朱记)
此二条吸收声训及“右文说”的合理成分,以说字的形义统一,以见造字意图。反过来,也可用形义统一的原则依声训之法来推求词的音义同源,如“秀与秃字古音近,或是一字。秃从儿,秀从人,同”;又“苏州人称秃头曰秀顶。”(七上·禾部·秀  钱、朱记)。
总之,太炎先生对传统小学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用系统比合的方法来考察《说文》字系中诸字的造字意图,从系统中来求得形义的统一,使汉字形义学理论在他手中得以发展,为全面建立《说文》字系的形义系统做了许多中观性的字族研究。因他的《说文》学重点在《说文》词义系统的宏观构拟上,故未着意去建构《说文》字系的宏观形义系统,但他从系统中去求得字的形义统一,由孤立的字形结构分析上升到系统的比合研究,无疑对汉字形义学的发展做出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新贡献。
在逐一对《说文》的字样进行形义统一的探究后,太炎先生还建立和疏理了一批汉字形义学的术语,这是他在发展汉字形义学研究上所作贡献中的一部分。除对传统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进行系统的理论解释和界定外,太炎先生改造了“转注、假借”这对术语来为自己的汉字学理论服务,又在《文始》中创立和改造了一批汉字形义学术语,如初文、准初文、变易字、孳乳字、省变字、声具形残字、同体重复字等等。另外,还在《笔记》中用到多组相应的汉字学术语:
(1)正字、俗字、误字、讹字:
“睛雨字当作夝雨。夝,正字;精,借字;晴,俗字”(七上  钱记)。“徬,附行也。引申为徬边,今误作傍”(二上  钱记)。“眽,亦作砨,俗讹作覔”(四上  钱记)。正字,是指形义统一而应通用的字样;俗字,是指方言或浅人用俚俗字释来构造并取代正字的字,其造意往往不合《说文》的形义系统;误字和讹字,是形体笔划有错讹而导致形义脱节的字。
(2)本字、借字:
“旇,本字;披,乃假字(指披靡说)”(七上  朱记)。本字,是造字之时依义构形而形义贴切的原构字;借字又称假字、通假字、通借字,形与义不相切合,是借同音字来替代。
(3)古字、今字、后起字:
“薲、蘋古今字”(一下  朱记)。“舉与與论之與本字皆为舁,舉、輿、轝、與皆后起字”(十二上  朱记)。古字与今字、古字与后起字之别在于字形产生的先后不同,所记的词和所用的字形皆有源流关系,古字是源,今字、后起字是流。
(4)正体字与或体字:
“訆与嘂、叫音义皆同,实只一字。只须择一字为正体,余二为或体,则得矣,许书分列三部,亦未了之处”(三上  钱记)。这对术语是指同词异构字,音义全同而构造不同且都合理据,属异体字的一种。
(5)通用字与混用字:
“号嘑、呼吸、禝召,《说文》皆各有本字,然义皆近,故亦通用呼字”(二上  钱记)。“《说文》无志字,即识字也。盖古识、志、意三字通用。”(三上  钱记)。“吹气、炊火通、?乐器各别,今误混用”(二下  朱记)。通用字有二种:一是广义分形字中有一个是通常使用的;二是指数个义近音通的字互相通用。混用字,应是同音字的混乱使用;但这里太炎先生举的例子则是广义分形字的通用,似欠确。
在汉字形义学研究方面,与前人相比,太炎先生的突出特点在于他的系统性和普遍联系性,他反反复复地比合研究《说文》字系中字与字的各种关系,既找出其共时平面上的关系,又找出积淀在这个平面上的历时源流演变关系。考查一个字的形义是否相合,往往不只看其构成,还要看它在系统中处于何等位置,字形结构与字义能沟通还不够,还必须把它放入系统内看其与周围字的关系,能合系统又能讲清造字意图,才算真正的形义统一。正是用此法,他能纠前人之错讹,补前人理论阐述之不足,如:
“前,古剪字也”;“歬,前后之正字,前即剪刀之翦。翦乃假字,剪乃俗字,正当作前。”(二上·止部·歬  钱、朱记)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也列出了这几个字,但只作了“以某为某”的说解。太炎先生用“古字、正字、假字、俗字”这样一组术语来建立一个中观的形义系统,简洁而又明晰。歬是空间的位置在前,字形从止(脚板);前是剪刀,字形从立刀旁;翦是鸟在空中翦翅而飞,字形从羽。它们造字时都是形义统一的,使用时因音近或义近而混用,前本是剪刀形,下再加刀为剪是叠床架屋,故为俗字。这样在系统中一排列,既能找到各字形与义的统一关系,又理清了相互间在字用上的交错关系,从而明晰该字族的发展脉络。
 
小  结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太炎先生在汉字学理论方面的探索是有意为之的,他既具有深厚的传统小学功底,又受到西方新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因而在汉字学理论与实践上有所突破和创新,这是水到渠成的事。
太炎先生1908年在日本系统地反复讲解《说文》原文是为其汉字学研究作了理论和材料上的充分准备,《文始》的普遍系连字族推导词源则是扎实的全面的实践,而《文始·叙例》及上引一批文章中的散论则是理论上的总结。他的文(初文、准初文)和字的层次划分,他的转注推动孳乳和变易构字理论,使“六书”由实用层面上升到“二度构形”法的理论层面,为汉字构形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他继承和弘扬传统汉字形义学的精髓,力求揭示汉字的“形义统一”关系,但他不只是去考索汉字个案的形义统一,而是把《说文》字系当作一个大的形义系统,去探求单个汉字在系统中的形义统一。如果说传统的汉字形义学是析字解经的形义学,太炎先生的形义学则是独立的汉字形义学,他的理论和实践是在为汉字学摆脱经学附庸地位而成为独立的学科开辟全新的道路。
总之,太炎先生的汉字学理论虽未成专书,但其理论上的探索和方法上的实践在汉字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至少,它是传统汉字学向现代汉字学(或称中国文字学)迈进的一座不可或缺的理论桥梁。
 

[①] 《国故论衡》、《文始》、《新方言》、《菿汉微言》均用“章氏丛书”本,上海右文社,1915。
[②] 俞敏《论古韵合帖屑没曷五部之通转》,《燕京学报》34期。
[③] 《黄侃论学杂著》1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④] 章太炎《与金祖同论甲骨文书》,《制言》50期,1939。
[⑤] 转引自潘重规《章太炎先生之气节》,台北《中国一周》第555期。
[⑥] 姜亮夫《古文字学》5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⑦] 王宁《谈章太炎、黄季刚的说文学》21页,《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⑧] 但植之记《菿汉雅言扎记》第49条,《制言》25期,1936。
[⑨] 章太炎《自述小学次第》,《制言》25期,1936。
[⑩] 但植之记《菿汉雅言扎记》第50条,《制言》25期,1936。
[?] 但植之记《菿汉雅言扎记》第210条,《制言》43期,1938。
[?] 但植之记《菿汉雅言扎记》第211条,《制言》43期,1938。
[?] 参见万献初《论章太炎转注假借理论的实质》,《咸宁师专学报》1995年2期。
[?] 《黄侃论学杂著》1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 章太炎于1908 年在日本通讲三遍《说文解字》,今存钱玄同、朱希祖、鲁迅等人手录笔记50多万字,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主持整理,笔者完成其中大部分文稿,书在出版中。本文引用此稿皆省称《笔记》,钱玄同记简称“钱记”,朱希祖记简称“朱记”,前为《说文》的卷次、部首、字头。下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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