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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蒙学教育研究——北京海印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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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宗达的文字学功夫 下  

2014-02-07 14:11:35|  分类: 大师谈治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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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教与研究工作生涯

陆宗达讲述

王宁整理




我在著述问题上, 一直受着季刚先生的影响, 季刚先生生前常对我们说, 他在五十岁以前要认真积累资料, 五十岁以后才写书。不幸的是他在四十九岁便与世长辞, 留下了大量的扎记、批注和短文。他去世后, 我感到深切的哀痛, 作为理解和崇拜他的学生, 我知道, 如果不是爱国伤时的慨叹和各种压抑的痛苦以及那种不规律的生活使他这样早就离开人间, 他确是一位能够产生巨著的大师。尽管如此, 我始终认为, 他对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材料不充实不要写书的主张, 是非常正确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以古代文献语言为研究材料, 没有大量的材料积累, 不从具体的文献语言出发或者对语言材料缺乏一定量的分析, 只凭几个例子, 其实心中无“ 数” , 是很难总结出正确的规律来的。我目睹季刚先生的渊博和敏锐, 自叹相去极远, 所以五十岁前,迟迟不愿提笔著述。一九五五年是我五十岁的界限, 但那时正在大批考据学, 我还在教现代汉语, 于是, 我把自己著述的时间向后推了整整十年。没有想到, 这十年其实就是二十年。从一九六五年开始, 我正准备写几部书的时候, 十年浩劫到来了。史无前例的浩劫把我的著述计划冲得一干二净。等“ 造反” 、“ 打倒” 的口号声停息以后夕我的记忆简直成了空白。过去, 我要在《说文解字》里查找材料, 总是信口报出哪一卷哪个部, 尽学生去翻, 可在前些年, 我已经忘到很多字要通过索引去找了。光是恢复这点记忆, 就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一九七七年以来, 老朋友们每每谈起, 都感慨年逾古稀, 时光飞逝, 也都打算坐下来写点东西了。我的老同事吴晓铃、白寿彝都勉励我及早动手, 但我惊魂未定, 心有余悸, 一直很迟疑。这种情况下, 有三位同志促使了我决心行动。一位是老师大的书记马建民同志, 其时他已调到社会科学院。一九七七年春天, 他遇到我, 询问我的情况, 并且对我说: 您该尽快写书了。及早物色人协助, 赶快动手吧! 不久, 他便请我到社科院去讲课,课后又一再勉励我抓紧时间。如果不是他的一再敦促, 我是不会那么快就投入著述的。另一位是北京市委老统战部长、市政协付主席高戈同志, 他对我的关怀是非常实际的。我的助手的调入、书的出版、生活的安排, 他都给了我切切实实的帮助。没有他的那些有力的支持, 以我二十年的舵延、其时巳年过七十, 何能再有创造玄还有一位是原师大党委书记聂菊荪同志, 他可以算作我在中国大学的学生。他在师大工作期间, 一直关心着我的教学和科研, 时常来探问我。他们的关怀实际上也就是党对我的关怀。除了这些领导和这些老友对我的关怀和支持外, 在我的晚年, 我的学生张之强、许嘉璐、钱超尘、王宁、谢栋元等, 也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他们不但协助我进行了几部书的整理和写作, 而且对我近年来的学术思想的更新和进步, 也有不少启发。在全国训话学会的组织工作、研究生培养工作以及各种教学、科研、生活安排方面, 他们都是我很好的助手。现在, 他们也都是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学科研骨干了。

在上述这些人的鼓励、关怀和具体帮助下, 我从一九七七年起, 进入了专门的著述阶段。

我早期的专业学习涉及古代文学、经学和’ 小学”( 即以古代文献的书面语言为主要材料的文字、声韵、训话学, 我把它称作传统语言文字学) , 而我跟从季刚先生学习的则主要是“ 小学” , 小学” 在今天属语言文字学范畴, 用六十年代的话说,是一门工具科学。

我在近年来试着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作一点不成熟的总结, 我以为, 自己的研究状况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 ) 中国“ 小学” 的重要传统是“ 为实” , 也就是严格地从文献语言材料出发, 不事空谈, 不作空泛的推论。因此, 我把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基点, 放在对古代文献语言材料的解读、辩认、分析和归纳上, 也就是说, 我所提出的课题来自文献语言, 得出结论所需的证据也采取于文献语言。

( ) 传统语言学分成音韵、文字、训钻三个部门, 我的学习和研究是从音韵学起步, 以文字学为桥梁, 在训枯学上落脚。也就是以文献词义作为主要的探讨对象。

这是因为, 从文献阅读的实用目的来说, 意义是它探讨的终点, 从发展语言科学理论的目的来说, 中国语言学最薄弱的环节是语义学。

我对(训钻学的研究 , 是以《说文解字协为中心的。欢说文解字》贮存了系统的文献词义, 并且在汉字一形多用、数形互用的纷繁情况下牢牢地抓住了本字, 又在一词多义、义随字移的复杂关系中牢牢地抓住了本义, 为通过字形与词音探讨词义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据。加之自汉代以来将近两千年的研究, 特别是经过清代乾嘉学者的大力发展, 《说文》之学是“ 小学” 中成果极丰极嘉的一个部门, 我的老师黄季刚先生又特别精于此学, 因此, 我多年的研究都是把《说文解字》作为中心的。

( ) 我主张批判地继承古代文献语言学的材料、理论和方法, 从中发展适合汉语情况的语言科学。

当代语言学以引进为主, 传统语言学只被看作历史, 很多人以为不再有发展的必要和可能了。我认为, 要研究汉语的现在, 首先要研究它的过去, 要研究古代的汉语, 必须同时研究汉字。汉语的特点加上记录它的汉字的特点, 都决定了汉语的研究必须吸取传统的文献语言学的材料、理论和方法。借鉴国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是非常必要的, 但这种借鉴不是搬用, 而要在考虑到汉语和汉字本身的特点和规律的情况下进行, 要把是否适合汉语的实际情况作为标堆来加以取舍。重要的是把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发展为更先进的语言科学, 以丰富世界语言科学的宝库; 而不是切断历史、抛弃和排斥传统的东西而沿着从别种语言中总结出的规律来为汉语的研究另辟撰径。

( ) 研究语言的目的, 是为了正确解释语言现象和解决语言运用中的诸多问题。我们研究古汉语的人, 自的是为了解决古代书面汉语也就是文献语言中的实际问题。在振兴民族文化的今天, 这种研究不应当只进入科学家的殿堂, 而应当同时面向社会, 注重普及, 强调应用。

音韵、文字、训话之学由于材料较古、方法与理论比较陈旧, 因而不易普及, 所以, 我以为要注意提出群众所关心的问题, 写一些应用的文章, 这些文章讲解要深入浅出, 还需要运用现代人可以接受的语言, 从道理上把许多现象说清趁, 便于大家应用。

以上这五点。从文献语言材料出发, 以探讨词义为落脚点,以《说文解字》为中心, 重视继承, 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汉语语言学, 面向现代社会, 重视普及和应用。这便是我研究文献语言

学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我写出了《说文解字通论》、《训话简论》, 以后又与王宁合写了《训话方法论》和《古汉语词义答问》。我在八十年代发表的一些文章, 也是以总结文献语言的规律、探讨古代汉语科学的原理和方法、宜传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普及和应用为主要宗旨的。现在, 我正在同一思想指导下, 进行汉语同源字的研究, 我已为季刚先生的“ 《说文》同文” 作出了考证, 还准备以批判继承的精神对第一部系统研究《说文》同源字的专著— 章太炎先生的《文始》进行评注, 并且将与我的学生一起, 继续《说文解字通论》写一部以探讨文献词义为中心的《说文解字研究》。我对硕士研究生和博土研究生的教学, 也将以此为中心来进行。而在完成这些工作的过程中, 我还有很多新的东西要学习呢!

回想我八十年的生涯, 中心是三件事— 学、教、研, 三者互相促进, 实际上很难分开, 但从工作内容的侧重看, 大约可分三个阶段: 一九二八年以前以学为主,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六五年以教为主, 一九七六年以后以研为主。

我这个在社会科学教育战线上干了一辈子的人, 这种学、教、研的生涯, 既无轰轰烈烈的业迹, 也无惊险离奇的遭遇, 更无莫名神秘的逸闻, 不过是平平常常、合乎一般规律吧l 尽管留下的时间已不算长, 但我对完成我的学习、教学和研究计划, 还是很有信心的。我将力求用今后的有限时间加紧工作, 弥补过去几十年因客观的干扰和主观的疏徽而造成的损失, 为祖国的昌盛, 献出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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