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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蒙学教育研究——北京海印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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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印学宭:(wei信公众号:海印国学) 驚人事業崇尭典 絕世文章屬系辭 旷代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万法,平生跨鹤志,只今颠沛愧师承。 海印子,推广讀經近二十载,倡導讀經教育古小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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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与语文之争论历史事件之一  

2015-03-13 16:45:35|  分类: 海印百问千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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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与语文之争论历史事件之一

 

海印按,这是民国读经争议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关于语文、问题、文字等等的问题,在其中的变化痕迹,皆可找到。

1920年,教育部宣布国民学校小学教科书由文言改为白话。但小学国语教科书是否全部用白话存在争议。最初初小国文教科书改为白话,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文、白参用,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策略。因为中学仍然教学文言,那么小学必须加入一些文言作为铺垫和过渡,所以参用文言也是为了便于中小学的衔接。后来将高小的教科书也全改用白话儿童文学。这也遭到反对,因为无论是从文言文本身在保存文化方面的价值,对现代汉语的影响,还是从当时的公文、书札、报纸、刊物多用文言来看,文言文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消除,更何况升学考试还有不少中学用文言命题、要求用文言写作。所以,1925年左右,一些小学主张恢复文言教学,一些出版社又出版了文言教科书,章士钊等教育官员主张恢复文言时代的所用的“国文”名称。1934 年,汪懋祖发表了《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和《中小学文言运动》两篇文章,主张高小参用文言,并对“猫戏狗语”式的白话儿童文学大加批评,认为“若犹以儿童中心以为白话童语之護符,犹察秋豪而不见车薪,此其观念之必须纠正。” 吴研因为此发表了《辟小学参用文言与初中毕读孟子及指斥语体文诸说》和《读汪文“中小学文言运动”后的声明》等与其展开论战。

 

海印按:去集中识字的道路

 

文言教育的基础是识字教育,因为文字是儿童接受教育的基本工具,儿童只有识字到一定的量之后,才能进行初步的读、写,才能比较顺利地进行其它各科的学习。教科书显然是识字教育的重要凭借。新学制前的国文教科书,一般均在编辑大意中详细列出各自编纂教科书的用字原则,以标显用字的科学。儿童文学进入国语教科书之后,许多人认为不应集中识字而应分散识字,而且字的难易并非像以前所认为的那样与笔画的繁简成正相关,而是与儿童的经验和语言水平成正相关,所以教科书用字的考量被弱化。以成篇的儿童文学作品作为识字材料,用字的科学性与课文的艺术性往往发生冲突,兼顾起来十分麻烦。《教育杂志》所刊登的文章,仅1922-1925年就有邰爽秋的《科学化的国文教授法》、俞子夷《教学法的科学观和艺术观》、王克仁《识字问题研究》等。这些文章对教科书用字的随意性提出批评,就像俞子夷说的,现在的“小学教科书里包含的文字,各随编辑人的自由,听凭编辑人主观的断定就是了。”这种批评之声一直没有停息。虽然艾伟等人进行过相关实验,但对生字重复多少次、间隔密度多大才科学的问题一直没给出明确的答案。

 

儿童文学是识字材料与欣赏材料之争

如果儿童文学只作为比单字、单词、单句更能引起儿童识字兴趣的材料,即依据“文从字”的编写原则,那么必须慎重考虑其用字问题。如何仲英指出,“小学校的国语教学目的,应以了解字义、结构成文为基本知识,尚谈不到文学欣赏。”但也有人提出相反的观点,如沈百英认为,“无论哪一本国语教科书,每课书上的上列或下列,都有几个生字。再查社会常识算术等书,没有生字标出,可见国语教本以教生字为最重要。但是国语科的重大使命,是否专在教授生字?当然的回答‘否否’。他的主旨在于介绍儿童文学,开发儿童的想象,描写动物的生活,充分涵养他们的美感。所以编著课本时,极力减少生字,唤起儿童的读书兴趣。”也就是说,如果儿童文学作品作为提高儿童阅读兴趣的材料,那么就可依据“字从文”的编写原则,教科书用字问题也就大可不必深究。从识字教学的角度来说,编写教科书应该做到“文从字”,但是选择哪些字,如何组织成文,所成的文如何从识字的角度来安排文字的先后,等等,都十分困难;而“文从字”如果处理得不好,即文的编写和安排失当,不仅会降低儿童的识字兴趣和效果,反而因为“课文处处受其拘束,则文学意味因之减损”,进而会连课文在提高儿童阅读的兴趣和效果的等方面的功能也不能发挥。如果要兼顾,操作起来十分麻烦。

 

儿童常用字与社会常用字之争

 

儿童文学进入教科书之前,一般都强调小学国文教科书要选用社会常用字。如清末商务印书馆编写《最新初等国文教科书》时,确立的原则之一就是“选定教科书采用之字,限于通常日用者”。民初实用主义盛行时,黄炎培等就认为,“国文之日用文字,当以实用为主……选择文字之标准……不必拘泥于儿童之熟知与否……‘犬’‘猫’‘龟’‘兔’等字,虽在儿童知识范围之内,然比诸‘家’‘人’‘牛’‘马’等字用途不广”。可见,他们主张儿童要先识社会常用字,不应先识所谓的儿童常用字。随着儿童文学成为小学国语教科书的主体,课文所用之字必然为儿童常用的字。如1933年有人统计了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国语教科书内容,发现320篇课文中“鸟言兽语”课文竟然有146篇,占课文总数的46%,这样一来“猫”、“狗”等动植物相关的字就多了。这也招来了不少批评,如1934年汪懋祖和吴研因在围绕小学国语教科书展开的论战时就曾提及,他说:“社会上稀用之字,反多见诸第一册,如某局教本第十课及十一课:‘老母鸡,啯啯啯。小小鸡,叽叽叽’,‘啯’‘叽’二字,一生用得几次,而必先使认识耶?”又如艾伟也对此颇有微词,他说:“一般编辑在国语上注重鸟言兽语的文字,其结果则猫、狗、鸟、羊等字不知要见多少次……作新编书者之参考,则用去用来,不外猫、狗、鸟、羊等字。”1930年王文新研制了《小学分级字汇研究》,但正如王书林所说,“常用字的研究目的本在做编制教科书的根据,今则根据教科书,而做字汇研究,岂非背道而驰?”1932年,厦门大学的杜佐周、蒋成堃领导编制了《儿童与成人常用字字汇之调查及比较》,但艾伟认为“杜蒋二氏的调查中,所谓成人与儿童的字汇分类,实不过是一种人为的分类,就是根据编书者所用的常用字而分类的。”如何处理社会常用字和儿童常用字的关系?这是一个难题。

 

 

教科书中充斥着各种知识,确实让儿童厌烦。不过,毫无知识也不利于儿童经验的增长,更何况阅读能力的提高需要大量的背景知识作支撑。就像有人说的,“描写儿童日常生活经验的文字,也未尝没有极好的儿童文学作品;除鸟言兽语以外,描写习见动物的实际生活的文字,也未尝没有极好的儿童文学作品” ;如说到猪鸡猫狗,不能仅说猪鸡猫狗“题外”的事,如狗唱歌,猫跳舞,鸡弹琴呢,还要说一说其“题内”的事,如狗守夜,鸡司晨,猫捉鼠。所以,教科书中应该有纯美的儿童文学,也应该有以文学形式介绍各类知识的文学化的作品。如吴研因主编的《初小国语读本》第10册第15课《小黑子的生长》就以小蝌蚪黑子和小黑鱼的对话的方式,让儿童既感受到了文字欣赏的乐趣,又了解了蝌蚪变成青蛙的常识。现在一些语文教科书中出现的《小蝌蚪找妈妈》《乌鸦喝水》等都属于此类课文。

海印按,这就是语文去经学的思想

 

 

学教科书以利识字为主,还是以利欣赏文学为主的论争今天仍然存在。因为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又因为一些教科书编者并未对用字科学性的问题并未关注,或者关注过但没有科学的实验成果作参考,所以教科书用字随意性的问题也仍然存在,如现在出版的多套教科书用字之间的差异就极大。现代认为就儿童文学教育来说,当然要注意故事本身的情趣,但小学,尤其是在低年级,必须兼顾用字的科学性。

 

1)兼顾字频、字间的科学性。一方面要通过实验检测简化汉字的难易程度及开发巩固识记能力的策略,另一方面可像20世纪2030年代那样,适当编选一些重复故事,在编写时注意生字的重复次数和间隔大小,但也并不能机械、拘泥,如果“把文字的反复做了唯一的标准,那么内容枯燥,故事便少生气,因此学生对于故事完全不能发生兴趣”,所以文字反复应该自然”。

 

2)兼顾字种、字量的科学性。哪些字先识、哪些字后识,除了考虑识别和书写的难易程度不同外,还要兼顾儿童和社会的需要。社会常用的往往并不是儿童常用的。儿童需要是出发点,社会需要是归宿点,我们不能径直把归宿点当成出发点,一开始就强调儿童识社会常用字,又要意识到出发点前面的归宿点。例如刚入学的六七岁的儿童要识“妈妈”、“爸爸”等字,但到了高年级就应识“母亲”、“父亲”等字了。陈鹤琴等人编写的《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南部国语》的前3册课文一直用“爸爸”、“妈妈”,直到第4册最后1课《上山去玩玩》才出现“父亲”“母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课的课后练习最后1题为:“是不是一样的?父亲爸爸 母亲 妈妈。”编者有意提醒学生要注意儿童口语常用和社会上书面语中常用的字不同,而且从第5册开始就要学习书面语、认识书面语中的字了。该书后4册在叙述时全部用“父亲”、“母亲”,只是在对话中才出现“爸爸”、“妈妈”。 20世纪2030年代,所研制出的多种社会常用字汇、词汇,不能作为儿童识字字种选择、字量确定的依据,更何况其本身存在诸多不科学的地方;而专门研究儿童用字的儿童常用字汇也同样存在诸多不科学的地方,尤其是其没有顾及儿童口语的水平,这也就很难作为教科书编写用字的科学依据。所以,在社会常用字范围内再调查儿童常用字而制成《儿童常用分级字表》为教科书编者提供参考,在当下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如果研制出这种《儿童常用分级字表》,那么我们可以依据这个字汇来写儿童文学课文,或者先选现成的儿童文学作品,然后统计其用字情况,并作局部的调整。

海印按,这都是过度的儿童中心说,文字与文学的讨论,已经是远离了文字之本来——说文的认知。为思想而教育的文字与为生活而教育的文字,以及为技术而教育的文字,本质上在说文中都是有文化内涵的,教字的同时也在教思维,更在教文道,白话文是否认道的,故而文字的应用产生偏差,愈乱愈不知何去何从了、

 

 

 

 

汪懋祖(18911949),字典存。吴县(今苏州市区)人。教育家。13岁中秀才,15岁入苏州府中学堂,旋转入上海广方言馆,后毕业于江苏高等学堂。民国元年(1912)至天津入北洋高等学校工矿科。民国5年赴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学士教育院,受教于杜威,获硕士学位,后被哈佛大学聘为研究员。民国9年回国,历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校长、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兼教授、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兼教授、江苏省督学等职。先后加入中国科学社、中华教育改进社、教育学会、儿童教育会、乡村教育社、职业教育社等学术团体。民国167月,辞去大学教授及督学等职,返家乡创办苏州中学,首任校长。在其主持校政的三年半中,聘请陈去病、钱穆、吕思勉、吴梅、吕叔湘等国内知名学者来校任教,力求将苏州中学办成学术化的学校。他主张教育应源于生活而改造生活,并对教材、德育、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等方面加以研究,作出显著成绩,学校声望日隆。民国19年被全国教育学会聘为专家会员。抗日战争期间,任昆明西南联大等高等院校教授。抗日胜利后,返回苏州,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民国38110日病逝于苏州。著有《美国教育彻览》、《教育学》等。

 

 

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

汪懋祖

 

 

 

近聞湖南廣東等省當局,強令中小學習經;而報載教育部通令糾正,並禁止中小學誦習文言。各走一端,因思想上之衝突,造成教育上之棼亂。苟不研究其本源,以折衷至當,則一反一覆之間,兒童,社會,及民族前途,同受其弊。此不佞所深憂,謹不揣固陋,與當世司教育之柄者一衡之。

(一)思想問題

小學讀經,固非合理,禁絕文言,似乎近于感情作用。竊謂初級小學目以全用白話教材為宜。而五六年級,應參教文言,不特為升學及社會應用所需,即對于不升學者,亦不當絕其研習文言之機會也。初級中學國文科文言教材,以限于課程標準,分量至薄。青年因長久誦習語體,潛移默化,而躭為所謂時代作品,即平易之古文,涵正當之思想,每摒棄不觀,獨于現代文藝之詭譎,刻畫,與新奇刺激,多孜孜不釋手,雖檢查禁閱不能絕也。其結果則習為浪漫,為纖巧刻薄,馴至甘墮于流浪的生活。所謂現代作品,就文藝本身而論,未嘗不足恣肆自喜,執知其禍乃至于此,偏舊之士,恫于此種現象,以為拔本塞源之方,在使學生讀經,故讀經運動,實為禁止文言之反動。夫讀經固違背兒童生活,然以少數人私見,而禁習文言,與以少數人之私見而強令兒童讀經,其謬則一。

或曰:「子所論者,乃選材問題,而非語體之咎」。曰然。惟文字一道,其可保存流傳,堪為模範者,必經長久之選擇,有公認的價值,而不為時間性所拘束。吾國所謂現代語文體,乃新文化運動之產品,而其運動之意義,在于發揮個人主義,毀滅禮教,打倒權威,暗示鬥爭,今則變本加厲,徒求感情之奔放,無復理智之制馭,青年浸淫日久,則必有更新奇之作品,方得讀之而快意,若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之說,彼等直視為土苴,不足以發興趣而解煩悶。孟子洪水猛獸之說,觀于今而益信。

(二)教材問題

江蘇教育廳為改進國文教學,曾請十數有名教員,編定國文教程;復竭十數教員之力,編成當代國文一書,聆其標題,以為時人作品,觀欺篇目,乃知為中學國文教科書也。就所選文言文觀之,除為「週期單元」所限,深淺不能合度外,各篇內容尚鮮可訾議。獨其所選白話文,則駁雜殊甚。擇其平正者言之,如離家的一年,此文列入初中第六學期第六週,按其內容,似適于第一學期第一週講讀,尚須刪其冗蔓,今列作第六學期精讀之文,可見白話文選材之窮乏。近來文字,往往以歐化為時髦,詰屈不可理解,須假想為英文而意會之,始能得其趣味。使學生童而習之,其困難幾同讀經,而語調奇變,幾非中國人矣。教育部一再令禁小學講習文言,幷初中各科教科書,除國文一小部份外,不得以文言編輯。而兩次修訂標準,文言文分量愈削愈少,勢將驅逐文言于中學課程之外,而盡代之以白話,使十數年後,文言文絕跡,移風易俗,莫善於此矣。宜有人主張高中全用語體,以為必如此則教育普及,社會進步,不意民族意識,從此牿亡。昔梁任公先生擬定最低限度書目,有四書,左傳,史記等二十七種,謂「以上各書,無論學礦學工程,皆須一讀,若幷此未讀,真不能認為中國人」。以任公天才之高,所望未免過奢,又其書不域于學校教育。惟讀書習慣,必自中學養成,吾只望初中能畢讀孟子,高中能讀論語,學庸,以及左傳,史記,詩經,國策,莊子,荀子,韓非子等選本,作為正課,而輔以各家文選,及現代文藝,作為課外讀物,然而何可得耶?初中國文教材,本非枯瘠,惟以限制文言,斯窮且濫矣。白話教材,最適用于民眾教育,乃至今尚無一適當之讀本,所謂文藝作品,去通俗甚遠,彼主張語體者,何不盡心于民眾讀物,而必限制中學用文言,此又不佞之所未解也。

(三)教學問題

學習文言與學習語體,孰難孰易,必經心理專家之長于文字者,作長期大測驗研究,殊未可一語武斷。大抵白話文長于描寫物態,發抒柔情,文言文便于敘事,說理,議論,應用,而壯烈之節,激昂之氣,尤有資于文言,若以白話表之,則易失之狂暴,無所裁節。故二者各有其用,欲卓然成一作家,則所資于天才與功力,正復相同。如吾言之果不謬也,則白話文佳者,要為文藝之一部。而教育目的,決非造就多數文藝作家與欣賞小說文藝者。而吾常聞文藝家之言,惟純文藝方有教育價值,文藝首重結構技巧,不限思想,夫以之談文藝則可,以之談教學斷乎不可,此其觀念之必須糾正者一也。

兒童初習語文,必資于直觀及想像,故貓戲狗語,足以喚發興趣。唯施之于五六齡之兒童則可,若兒童實際經驗,既已超過,則利用此種想像者,反而遏塞其想像力。今若以此老鼠請客,黃狗開會等故事,施之於八歲之兒童,除非含有寓言意味,則兒童猶將嗤之以鼻。而吾國談鬼說狐之書,汗牛充棟,亦可選編以為教材。今教者率喜濫用想像,不體經驗,自以為于兒童心理深有得也。孰知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惟初級小學國語教材,自以合于兒童經驗及口語為尚,高級必進以淺易之文言,若猶以兒童中心惟白話童話之護符,猶察秋毫而不見輿薪。此期觀念之必須糾正者二也。國文教學有三事焉,曰練習,曰思想,曰欣賞。而所以能發人情趣,鼓舞志氣者,尤必資于誦讀,吾幼讀纏綿悱惻,或怨壯激楚之文,輙為泣下沾襟,何也,聲與心通,有不期然而自然者。故佳文必須朗誦,詩必須朗吟。今學校每不主朗誦,謂其妨害他人作業,而教室內除教員講解,學生幾無暇朗讀,即在講授之餘,學生亦唯枯坐默誦,生趣索然。聞某省有督學視察學校,見教室內合聲朗誦,率為糾正,致教員拂袖而去,意非「文盲」者流,決不鹵莽至此。此其觀念必須糾正者三也。教授文言是否妨礙算學之進步,抑另有原因,此為極嚴重之問題,如發現文言與算學之相關成反比,則可毅然取消文言,即語體文亦可減至極少。算學固為科學之基礎,而今尚有持練心之說者。歐洲自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練心主義盛行,古文字與算學並重,是則文言之嚴整,正有助于算學之練習。余固不信此說也。諸君毋以國文成績勝于算學為滿意。考試之成績,尚須觀其題目,如去年會考江蘇高中題為「國難期間青年應有之責任」,他省初中試題有「暑假期內之生活」,或「求學的經驗」等等,凡日報副刊,學生什志,時有此項題意之發揮,而紀念週演講以及演說競賽,亦常用此項論題,學生已耳熟能詳,如考試曳白,或幷白話不物能發揮,則學校可以盡閉,豈僅廢讀文言而已哉。余昔學習理工,凡微積分,高等理,力學,水力學,無弗習。每夜解答習題率至十一詩。又嘗為數理化教員矣,至今觀察算學教學,雖教科書略加改良,而教法尚未脫二十年前之窠臼。昔時學生,雖每班不過十餘人,故黑板練習,可以同時並行,而教師為之一訂正焉。又吾輩入學早,多已國文清通,歷史具有常識,故入中學後得傾其全力於英文算學,逮入高等學校,又傾注于數理化,直以國文科為休息調節之地,而無所用心。今初中科目增繁,幾舉人世各種學術之基礎,盡納之於三年之中。食且不能下咽,安得消化。故師資,教法,課程,不加改良,而謂文言有礙算學,實為學科上之一大訟案也。

(四)社會需要問題

文化愈進,生事愈繁,是有以簡馭繁之工具與方法。文言為口語之符號,所謂一字傳神,最能描寫文言之便利。凡自然科學之各種符號與公式,皆可作文言觀,若一一以語言描述之,則學術又安得進步。社會應用,亦復如是。今初中學生因喜習白話,所作信札多累贅不通。往往一言可以說明者,而十數語不能達意,商界多不信任而好私塾,雖尚有思想習慣,未能滿意,亦以所學國文及算術,不切實用,尚須重習故也。猶憶年前教部召開課程會議,有攘臂起爭高中全用語體文者,以「如之何」與「怎麼樣」為例,以較其難易,今請以此二詞付之默寫測驗。予即自試,草寫「如之何」三字,時間一秒半,草寫「怎麼樣」三字需七秒半,時間相差六秒。文言之省便,毋待嘵嘵,乃必舍輕便之利器:用粗笨之工具,吾不知其何說也。或謂學習文言,當較白話費力,曰然。但略加努力,以後之受用,必且倍蓰。若徒崇拜自然主義,而以白話為自然,則算術亦毋需學,因算術運用抽象觀念,更有難於文言,祇教以心算與手指計數,則更合於自然矣。

嗚呼!文字商品化,足使文化阻塞,道德墮落。字數既有定價,往往一書三千字足以發揮者,必多至二三萬言,而收益可以十倍。今教科書亦成商品,各局爭銷,常生糾紛。社會人士本不喜此種貓言禽語之教本,當局乃一舉恢復讀經,焚書之禍,不難見於今日,非文字商品化階之厲耶?

(五)學制課程問題

余近作「中學制度之檢討與改進」一文,以高初中課程之臃腫,學生既不勝重負,程度即不得不降低。初中科目十五種,(童子軍訓練尚不在內)其中必須有充分時間自修者,可分為國文英文算學自然史地五組,每組自修至少一時,共五時,加上課六時,此外尚有習字圖畫之補充,書寫生活日記,或整理筆記等等,約二小時,是每生每日工作,至少十三小時。益以課外活動訓練,愈足增其疲勞。故近年優良中學,每歲退學修學留級者甚多,其幸能拾級而升,至高中會攷及格,則已患高度之近視,而神經衰弱,或心臟不健全,恆居十之六七,英發活潑之氣,消磨殆盡,欲望其擔任救國大任,不亦難乎?余按桑戴克學習曲線,自十四歲後,學習能力,始加速,至二十二歲達最高度。是初中課程之繁多,與學生學習能力太不相適,須使課程簡單化或增長年限,始得循序漸進之益,而決非易文言為語體,即足以提高科學之程度也。

(時代公論第一一〇號,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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