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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蒙学教育研究——北京海印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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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六书,才是中国本有的启蒙教育  

2017-06-15 01:54:58|  分类: 海印百问千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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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六书,才是中国本有的启蒙教育

海印

 

今时国学开蒙,或谓从《论语》或说从《老子》或者从《易经》抑或从《孝经》,这是从成人文化认同而强加给儿童,经典能不能用来开蒙呢?科举之后,童子科的形成以及历史教训,证明这个科举的产物,并不是真的适合儿童。我们先不用探讨教育学的原理,我们先看看古人是用什么书开蒙的。

 

《汉书·六艺略·小学类》:“古者八岁入小学,保氏掌养国子先以六书。”这是说先以古文字学为儿童启蒙的教育,我们称之为古小学,所以古小学是先教文字,古代教儿童识字是要解字的,而且解字的方式是六书,六书这个名,最早出现的古籍就是《周礼》,就是《周易·保氏》所说的“八岁入学,教以六书。”古文经学考证《周礼》是西周的周公所做,那也就是说,在周朝乃至更早的时候,教孩子的方式就是从“六书”开始,而“六书”显然是解字的方式,背诵的只能是字书。我们就得出一个基本观念,在周朝或者周之前,儿童开蒙是背诵字书,用六书来解字。汉代对六书的说的法,共有四家,即西汉的刘歆和东汉的郑众、班固、许慎,以许慎《说文解字》为最著。这等于说,中国启蒙教育的方法论,从有古籍记载以来,首先就是六书的教学法。

 

六书是周代小学课程的入门,等于把甲骨文、金文、钟鼎文这样的古文,分类来教,按照造字的原则或者解字的顺序加以讲解,这样不仅使得儿童有一个一步步认识文字的次序,还教会儿童思维的过程,在六书的启蒙下,明白汉字的形音义,再加以次韵成文的诵习,自然就有兴趣读书,而达成六艺之学。

 

在商周古文字之中,处处体现了华夏民族的传统,从天地万物、典章制度,到百姓生活,无一不体现了三王时代灿烂的传统文化,既是历史、也是神话、也是讲道,等于说,文化的整体,在用六书教字的过程中,是全盘传授给孩子的。因而,商周六书的启蒙教育,是字经同源、字史同体。

 

商周时代的启蒙教育,从古以来就是启发式的思想教育,并不是灌输式的科举教育。中国基础教育的第一次重大变化,就是周宣王时代的太史籀对古文进行了改革,把商周古文改成了大篆,自此,古文废而大篆兴,形体一变,六书的教学体系开始不对应大篆了,古文六书于是失传。

 

《说文解字序》说:“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就是这个意思,大篆在《说文解字》中保存了223个。《四库全书存目·经部·孝经类》说:“黄帝时,仓颉始造字。仓颉字谓之古文。周宣王时,史籀字兴。秦时更革为小篆。”古文变大篆,大篆变小篆,古代的六书教法逐渐失真,文字教育开始背离六书,从此,文字教育本有的“经史功能”,开始变成“符号功能”,我们伟大的华夏古文明史,从此只能依靠神话传说来依稀仿佛回忆古史,以至于神话都不可信的“数典忘祖”。秦火以后,六书失传,与经学的命运一样,经过几代的口耳相传,勉强保留下来,直至《说文解字》重塑六书传统。

 

海印的文字教学古小学,就是想恢复古代文字教育的经史功能,这是一件追根溯源的教育追寻。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六书教学呢,这是撬开商周古小学教育的关键啊,也想就此扭转现在的国学教育动辄就以背书来代表古代教育的作风。

现在可以明白,“仓颉造字”真是那么的伟大,既是造字也是经史,既是教材也是教法。

 

秦灭六国,李斯罢六国文字造小篆,作《仓颉篇》,记七章,为文字之总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记六章,为狱吏之用;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记七章,为日月星历之计,合称《三仓》。汉代闾里塾师合《三仓》,断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其三千三百字,又总称为《仓颉篇》。杨雄作《训篡篇》,凡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东汉贾鲂作《滂熹篇》,亦为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秦代那三本字书合称“前三仓”,汉代《仓颉篇》《训篡篇》《滂熹篇》合称“后三仓”。《凡将篇》为司马相如所做字书,前后三仓和《凡将篇》,基本代表了秦汉字书的延续。

 

《汉书·艺文志》把《三仓》《凡将》这类的儿童启蒙字书列为小学类,实际上,《三仓》《凡将》取大篆而兴小篆,古六书教法已经难以传承,因而这些字书的编辑,与六书的教法产生偏离。我们无法知道《周礼》六书的字书是怎么编辑的,但是分类的功能,一直是历代字书的特征。到了宋代以后,《三字经》《百家姓》这类蒙书,勉强也可以算作认字的书,跟《千字文》比起来就差得很远,而《千字文》跟《三仓》相比,教法也是有区别的。

 

《三字经》可以说基本忽略古代字书编辑的观念,是文化的小纲鉴,我们去教孩子背《三字经》,里面很多基本文化观念,在孩子的文字思维逻辑还没养成的时候,怎么对小孩子解释呢?显然,在解释《三字经》和让儿童产生产生思维之间,我们缺少了一部分,这一部分,就是古文六书的教法。

 

宋元明清以来出现的大量的蒙学书,都是冲着儿童背诵而去,只考虑到了次韵诵习的特点,很少关注到儿童思维养成和思考的步骤,比如说从唐代李瀚《蒙求》到《幼学故事》,从《三字训》到《三字经》,从《叙古千文》到《韵史》、《纲鉴》、《十七史蒙求》,以至于现在流行的从小灌输背诵的四书五经等等,从传达成人思想,到分类知识,或者各类经学歌诀,俨然成了中国启蒙教育的代表,这更加给传统教育蒙上了厚厚的面纱,让我们不能窥得真面目。

 

海印挖掘古代教育,从古小学中,看见了古代六书教学的曙光,那不也是黄帝时代,伏羲仓颉留给我们的无上宝珠吗?

 

         希望有幸思考古代教育的人,看到这个推论,或可,都能为古小学复兴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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